周裕鍇丨《石門文字禪校注》前言（附凡例、後記）

前  言

宋代名僧惠洪是中國佛教史和文學史上一個不可多得的奇才，其著述範圍之廣，在兩宋禪林中可稱第一，後世僧人也罕有其匹。他既致力於佛教論疏、禪門旨訣、僧史僧傳、禪門筆記、語錄偈頌的撰寫，又流連於世俗詩文詞賦的吟唱與詩話、詩格的創製，甚至會偶爾旁及儒書注釋。惠洪的詩文集石門文字禪（下文引用其詩文時簡稱“本集”）正是他整個撰述理念以及寫作內容的集中代表，不僅體現了佛教內部禪教合一的傾向，如明僧達觀揭橥的那樣，“禪與文字有二乎哉”（石門文字禪序），而且也顯示出僧人借鑒士大夫文學傳統而交融儒釋的自覺努力，如宋僧祖琇稱其“規模東坡，而借潤山谷”（僧寶正續傳卷二明白洪禪師傳），同時還提供了一個掙扎於出家忘情與世俗多情之間的詩文僧的絕佳樣板，即其自供的“以臨高眺遠不忘情之語為文字禪”（本集卷二十懶庵銘）。

石門文字禪收錄了惠洪一生的詩文詞作品，跨度近四十年，因此，從知人論世的角度看，要閱讀本書，最好先了解惠洪的大致生平。

惠洪（一〇七一～一一二八），字覺範，世稱洪覺範。自號寂音尊者，又號明白庵、甘露滅、冷齋、石門精舍等。江西筠州人，俗姓彭氏，一说姓喻氏。十四歲父母雙亡，到本鄉三峯山禪院裏為童子。十九歲至東京開封府，冒惠洪名，於天王寺試經得度。四年後南下師從真淨克文禪師於廬山歸宗寺、靖安縣寶峰寺，凡七年，得臨濟宗旨。二十九歲開始遊方，往返於吳、楚之間。他曾在杭州禮拜永明延壽和明教契嵩禪師遺跡，深受禪教合一觀念的啟發。又在湖南長沙與黃庭堅相會，得其傳授詩法。從三十六歲起，因受地方官員朱彦、吴幵之請，他先後住持撫州北景德寺、江寧府清涼寺。為人告發冒名度牒，下江宁制獄，得赦，還俗。到東京謁丞相張商英，再得度，改名德洪。因太尉郭天信奏，賜號寶覺圓明大師。張、郭為蔡京黨羽排擠打擊，惠洪連坐而下開封府獄，遭削除僧籍，刺配海南朱崖軍牢。在海南三年，自稱“海上垂鬚佛，軍中有髮僧”，曾訪問蘇軾遺跡，作補東坡遺詩若干首。遇赦，北歸筠州故里，於石門、洞山、九峯一帶，著儒生冠巾而說佛法。其間又曾兩次下獄，即證獄太原與入南昌右獄。再遇赦，晚年住長沙谷山，遷南臺寺，潛心撰寫僧史僧傳，注疏佛教經論。宣和七年北上襄州，靖康元年恢復僧籍。北宋亡後避居廬山，移居建昌縣同安寺。建炎二年卒。諸傳燈錄將其列為南嶽下十三世，屬臨濟宗黃龍派。惠洪一生經歷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五朝，見證過哲宗朝元祐、紹聖的新舊黨爭，親歷過徽宗朝張商英與蔡京的黨爭，遭遇過宣和初崇道排佛的宗教大事件，更經受了靖康之變的亡國慘痛。這些經歷在其詩文中或隱或顯有所表現。當然，作為宗教徒，惠洪更關心的是佛教興衰的問題，故其詩文中對禪林的墮落尤為痛心疾首，而其志向也在試圖用自己的枯筆一支，以文字為禪，“光輔叢林”（僧寶正續傳本傳），痛斥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禪風，力挽禪宗的頹勢。

惠洪平生博覽羣書，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喜結交士大夫，關注世事，因而屢受政治牽連，下獄流放，遭遇極為坎坷。但他始終將以文字弘揚宗教視為己任，并始終將吟詠情性的詩文詞作為畢生的嗜好，歷盡艱辛而手不停筆。據各種僧傳、書志記載，惠洪一生著述有二十多種，一百多卷。僅僧寶正續傳本傳便稱他：“著林間錄二卷、僧寶傳三十卷、高僧傳十二卷、智證傳十卷、志林十卷、冷齋夜話十卷、天厨禁臠一卷、石門文字禪三十卷、語錄偈頌一編、法華合論七卷、楞嚴尊頂義十卷、圓覺皆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信論解義二卷，並行於世。”加上郡齋讀書志、通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江西通志諸書及惠洪自己的石門文字禪記載，尚有筠溪集十卷、甘露集九卷（嘉泰普燈錄作三十卷）、物外集三卷、臨濟宗旨一卷、雲巖寶鏡三昧一卷、易注三卷、五宗綱要旨訣（卷次未詳）、注華嚴十明論（卷次未詳）、證道歌一卷等。去其亡佚和重出，今存著述尚有十種一百零四卷。詳情可參見拙著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附錄一惠洪著述著錄情況一覽表。此外，全宋詞輯有其詞二十一首，我嘗作全宋詞輯佚補編，又得其詞十六首，再加上本書從鳳墅帖、永樂大典、樂府雅詞中所輯四首，惠洪詞共有四十一首，亦近一卷。

我們說石門文字禪是惠洪撰述理念以及寫作內容的集中代表，理由在於本書內容的豐富性、包容性和駁雜性，它與惠洪其他各種性質的著述多有關涉，其間的互文性交織為一張複雜的網，舉本書而證以羣書，頗有綱舉目張之效。比如卷二三的昭默禪師序、定照禪師序，可能是禪林僧寶傳中惟清、道楷禪師傳的藍本。卷二五的題古塔主論三玄三要法門、題古塔主兩種自己，其大致內容也見於林間錄與禪林僧寶傳，題靈驗金剛經則可參見冷齋夜話的記載。卷三〇的十世觀音應身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傳，可能是對慧皎高僧傳的改寫，卷二五題修僧史說明改寫的理由，卷四的追和帛道猷一首也可作旁證。卷二四的記西湖夜語中的討論，林間錄有簡要論述。卷二五題谷山崇禪師語，略同於禪林僧寶傳之谷山崇禪師傳的贊詞。卷一五與韓子蒼六首，其詩寫作背景可參詳智證傳的記載；合妙齋二首的本事，則見於冷齋夜話卷六鍾山賦詩。卷二三五宗綱要旨訣序，所述有與臨濟宗旨相類者。卷二五題光上人書法華經記蓮生齒頰間事，既見於卷二一隋朝感應佛舍利塔記，又見於法華經合論卷五。

石門文字禪共收古近體詩（含偈頌）一千六百五十八首，收各體文五百三十五篇。古近體詩中除去卷一七述古德遺事作漁父詞八首漁家傲詞以及卷八雨中聞端叔敦素飲作此寄之以下十八首浣溪沙詞以外，尚有一千六百三十二首。此外，在各種內外典籍中，我們還輯得惠洪詩（含偈頌）三十四首，斷句若干，詞四首，文五篇。

惠洪的詩文創作主要繼承了以蘇軾、黃庭堅為代表的元祐文學傳統，同時借鑒了佛教禪宗的思維方式及部分語言特点，文字與禪的雙向交流融會，使其成為宋代禪僧文學書寫的典範。惠洪的文學觀念受蘇軾影響甚深，主張“風行水上，渙然成文”（本集卷二七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沛然從肺腑中流出”（冷齋夜話卷三）。他寫詩作文常以快意為主，所謂“橫口所言，橫心所念，風駛雲騰，泉湧河決，不足喻其快也”（許顗智證傳後序），便很有幾分蘇軾的風格。而佛教義學經論的博辯無礙，禪宗語錄的靈活通透，則從般若智慧方面給惠洪更多的助益，他自稱學出世法之後，“忽自信而不疑，誦生書七千，下筆千言，跬步可待也”（本集卷二六題佛鑑蓄文字禪），圓悟克勤禪師稱他“筆端具大辯才，不可及也”，僧傳也稱他“落筆萬言，了無停思”（僧寶正續傳本傳）。

與一般詩僧相比，惠洪詩無清瘦寒儉的“蔬筍氣”，題材廣泛，內容豐富，體裁多樣，風格豪放，頗為當時及後世論者推崇。論題材則包括詠史、詠物、贈別、紀行、紀事、登覽、雅集、節序、讀書、論詩、題畫、談禪、說理、書懷等等，尤善寫世俗與方外的日常生活。論體裁則包括五古、七古、五排、五律、七律、五絕、七絕，甚至六言絕句。六言絕句有九十首，其數量居北宋詩人第一。同時代王庭珪便讚歎其詩“惠休島可沒已久，二百年來無此作”（盧溪文集卷三同陳思忠訪洪覺範）。許顗彥周詩話更稱其詩“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子”。清吳之振、呂留良等編宋詩鈔稱其詩“雄健振踔，為宋僧之冠”。延君壽老生常談稱其“今體七律殊佳”，“真能於蘇黃外，又作一種筆墨，讀之令人神清骨爽”。近代陳衍宋詩精華錄稱其詩“古體雄健振踔，不肯作猶人語，而字字穩當，不落生澀，佳者不勝錄”，又稱其所選數詩“何止為宋僧之冠，直宋人所希有也”。其經典作品如題李愬畫像，歷代眾口一詞，推崇備至，清錢謙益稱此詩“佛子之忠義鬱盤，揚眉努現，火頭金剛形相者也”（牧齋有學集卷四九題南谿雜記），張宗柟稱其“有豫章風骨，通體氣亦清遒，是能不以禪寂自縛者”（帶經堂詩話卷二十案語）。竹尊者一詩，黃庭堅極稱賞，“以為妙入作者之域”（僧寶正續傳本傳），後世士大夫和僧人追步其韻唱和者甚多。上元宿百丈詩，也膾炙人口，惠洪在世時就為禪僧所喜，雖受胡仔譏評，然方回瀛奎律髓稱“詩未嘗不佳，故取之”。鞦韆詩，明徐徐氏筆精卷四稱“詠鞦韆詩以洪覺範之作為最”。舟行書所見一詩，宋趙蕃分別敷衍該詩四句每句為一詩（淳熙稿卷一七用洪覺範詩為首作四絕），足見其為人喜愛。至於惠洪的瀟湘八景詩，首次將宋迪瀟湘八景圖的“無聲句”轉換為“有聲畫”，開啟了後世瀟湘八景詩的寫作傳統，對南宋以降的中日禪林書寫影響深遠。此外，惠洪的名句也頗為歷代詩話所欣賞，如“方收一霎挂龍雨，忽作千林攧鷂風”、“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文如春在花，氣如水行川”、“一川秀色浩淩亂，萬樹無聲寒妥貼”等等，被譽為“奇句”，“古今人未嘗道”，“句意俱工”（見苕溪漁隱叢話等）。

韓駒曾見過惠洪寫詩的情景，“雲巖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紙求詩于覺範，覺範斯須立就”。韓勸他“詩當少加思”，惠洪笑答：“取快吾意而已。”（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六）這種快意的書寫與詩僧的苦吟傳統形成鮮明對照，然而這種寫作態度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使其詩氣韻流行，無晦澀艱難之病，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詩因過分隨意而難免顯得粗糙。惠洪將自己的寫作比作“決堤”，然而在滔滔滾滾的同時，也往往挾泥沙俱下。尤其是他的應酬詩，命意布置，遣詞造句，幾成套路，句意多有重複互見之處。

惠洪之文文體多樣，據石門文字禪目錄就有贊、銘、詞、賦、記、序、記語、題、跋、疏、書、塔銘、行狀、傳、祭文等等。其文深受北宋古文運動影響，以意為主，擅長議論，不拘一格。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稱惠洪“其文俊偉，不類浮屠語”。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北磵集提要指出：“第以宋代釋子而論，則九僧以下大抵有詩而無文，其集中兼有詩文者，惟契嵩與惠洪最著。”稱惠洪文“多宣佛理，兼抒文談，其文輕而秀”。大抵直齋所謂“其文”乃就詩文統稱，且偏重於其詩，故言“俊偉”；四庫館臣則但指其文，而不含詩，故稱“輕而秀”。惠洪之文由於宣揚佛理，所以在禪門裏比其詩評價更高。清道霈禪師聖箭堂述古甚至說：“往歲讀東坡赤壁賦，既愛其文之敏妙，又愛其理之精深，以謂世無有過之者。後讀覺範此記（畫浪軒記），以畫浪說法，傾盡佛祖底蘊，且其文縱橫浩蕩若此，不知其胸中已吞吐幾赤壁也。此豈文人才士之所能為哉！”這個評價或許並不公允，但也足見惠洪文的成就不容小覷。明僧達觀真可特別欣賞其邵陽別胡強仲序，稱讚文中表現出來的“居縲絏，濱九死，而飲食談笑如平時，死生不入其懷”“超然而自得”的人生態度，從其文中看到惠洪“洞徹自心，圓用自心”的禪悟境界（紫柏老人集卷一五跋宋圓明大師邵陽別胡強仲敘）。又如題華嚴十明論，以勾踐、伍員雪恥復讎之事作對比，喻破滅無明煩惱之決心，其智勇也深受真可的推崇。石門文字禪中一些傳敘性質的文章，具有佛教史料價值，如潭州大溈山中興記、五慈觀閣記、潛庵禪師序、題光上人書法華經、夾山第十五代本禪師塔銘、鹿門燈禪師塔銘、嶽麓海禪師塔銘、花藥英禪師行狀等，皆為明代釋明河撰補續高僧傳所採用。

石門文字禪中有三種文體在禪林書寫史上具有一定的示範意義。其一是疏文，在惠洪之前，雖有九峯鑒韶禪師曾作疏請大覺懷璉住明州阿育王山之例，但就現存僧疏作品而言，第一位大家非惠洪莫屬。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八收疏七十一首，其中含山門疏、諸山疏、升座疏、藥石榜、茶榜等各種請疏，又有浴佛、抄經、化藏、修造、祈謝雨晴、長生、化供、設粥、酬經、薦經、追薦、設水陸等諸種功德疏。這些佛事四六文具有宋代新體四六文的特點，不事華藻，謝絕雕琢，文筆流動自然，對仗靈活，善用宗門公案，間使經史故事，樸實而不失典雅。這種注重應用功能的疏文，隨著石門文字禪在僧人群體中的廣泛傳抄，為南宋禪林的四六文書寫作了很好的示範。後來如釋大觀物初賸語中三卷一百四十多篇疏文，應間接受其一定影響。而南宋江湖疏這类四六文流播至日本，更成為五山禪林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是題跋，在惠洪之前，契嵩鐔津文集題跋僅有六篇，四篇題史傳，一篇題文集，一篇題影堂。石門文字禪則有一百五十九篇題跋，開拓疆域，蔚為大國，內容既包括佛教經論、語錄、燈錄、僧史、偈頌，又涉及儒家史傳、筆記小說，更涵蓋僧人和士大夫的詩詞、文稿、書法、繪畫等。其議論感慨，評騭玩賞，佳作甚多。以至於明毛晉刻津逮秘書，於僧人只收錄石門題跋，以與蘇軾、黃庭堅、晁補之、陸游等文章巨公題跋並置。特別是其書畫方面的題跋，傳達出禪林中人與士大夫審美趣味相投合的新傾向。後來有詩文集傳世的禪僧，如居簡、大觀、善珍等，例有書畫題跋，與惠洪如出一轍。其三是字序，也稱字敘、字說，申說為他人的人名取字的理由。惠洪之前，僅天台僧智圓寫過一篇敘繼齊師字（閑居編卷二七），禪門契嵩寫過兩篇，其中一篇與月上人更字敘，為僧人而作（鐔津文集卷一一）。石門文字禪中則收有九篇，皆為僧人而作。眾所周知，北宋蘇氏父子的字說非常有名，如蘇洵仲兄字文甫說，其中表達的“風行水上渙”為“天下之至文”的文學觀念，對惠洪影響很大。惠洪仿效蘇氏父子，將此文體移植到禪林中，通過對字義的闡發，宣揚其佛教觀念。從此以後，在南宋和日本五山禪林文學中，為僧人作字說蔚然成風，成為最常見的文體之一。

在石門文字禪以外，惠洪嘗試借鑒北宋古文運動的成功經驗，用新古文撰寫禪林高僧的傳記，其禪林僧寶傳不僅打破了歷代僧傳由義學律師壟斷的局面，而且改變了續高僧傳、宋高僧傳“戶婚按檢”的撰述風格，完全採用儒家史傳的敘述方法，以至於被譽為“宗門之遷、固”（侯延慶禪林僧寶傳引）。此後僧人撰述的續禪林僧寶傳、僧寶正續傳、南宋元明僧寶傳皆遵其體例。而他的林間錄，則借鑒東坡志林的書寫方式，開出禪林筆記一途。南宋以降宗門武庫、羅湖野錄、雲臥紀談、叢林盛事、人天寶鑑、枯崖漫錄、山庵雜錄等，大抵仿效林間錄之撰述風格。無盡居士張商英一見惠洪之面，便稱讚他為“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本集卷二九答張天覺退傳慶書），若從惠洪在佛教文學的貢獻方面來看，這個讚譽並不過分。

惠洪在文化史上是個頗富爭議的人物。無論是生前還是身後，無論是禪林還是士林，人們對他的評價都有毀有譽。其師友如黃庭堅稱他“不肯低頭拾卿相，又能落筆生雲煙”（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六贈惠洪），賞其高格和文章。謝逸稱他為“體道之士”，“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故兼有“妙思”“美才”（溪堂集卷七林間錄序）。許顗稱他“其人品問學，道業知識，皆超妙卓絕，過人遠甚”（智證傳後序）。侯延慶稱他“嘗涉患難，瀕九死，口絕怨言，面無不足之色”，故所著書“其識達，其學詣，其言恢而正，其事簡而完，其辭精微而華暢，其旨廣大空寂、窅然而深矣”（禪林僧寶傳引）。

惠洪才華過人，性格外放，身為僧人，卻“與士大夫遊，議論袞袞，雖稠人廣座，至必奪席”（僧寶正續傳本傳）。這是很容易招致人嫉妒甚至討厭的性格，所以他的朋友一再規勸，如韓駒“嘗戒之使遠禍”（寂音尊者塔銘），徐俯怪罪他“作詩多，恐招禍”（本集卷一二）。後人更批評他：“工呵古人，而拙於用己，不能全身遠害，峻戒節以自高，數陷無辜之罪。抑其恃才，暴耀太過，而自取之邪？”（僧寶正續傳本傳）同時，就禪林而言，惠洪所提倡并履行的“文字禪”，賦詩作文，疏經造論，違背了禪宗“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祖訓，因而甚至與他關係密切的靈源惟清禪師，也斥責他箋注楞嚴經是“依他作解，塞自悟之門”（靈源筆語）。就士林而言，惠洪平生所尊崇或所結交的士大夫如蘇軾、黃庭堅、張商英、陳瓘、鄒浩、李之儀等人，多為蔡京政敵，入元祐黨籍，所以史稱惠洪“于士大夫則與黨人皆厚善”（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惠洪屢次下獄或被人誣告，多少與此政治立場相關。韓駒在寂音尊者塔銘中稱他“好文致憎，友賢招怨”，可謂相當準確地概括了他平生在禪林與士林的真實處境。

南宋以後，無論是士林還是禪林，對惠洪的評價更出現高下相懸的兩極分化現象。一方面，推許他的人品詩品的不少，如曾紆謂其“豪放之氣塞乎宇宙，故能蹈禍不慄，老當益壯，暮年詩語高古如是”（鳳墅帖）。劉辰翁也將他引為同道：“覺範者，豫章公之無本，鉢盂後之王何也，今亦豈易得哉！使吾及此老，與之夜話，證寂音，續僧史，豈非山間世外之一快。”（須溪集卷二小斜川記）清宋長白稱“寂音於宋僧中，吟詠有絕佳者，不僅石門文字禪也”（柳亭詩話卷五）。翁方綱認為惠洪詩中不僅題李愬畫像可與黃庭堅並驅，而且“其他篇亦有氣格近山谷處”（石洲詩話卷四）。盧世㴶喜歡惠洪，是因“東坡、山谷二老，乃石門所皈依者。夫既皈依坡、谷矣，其文安得不佳，其人安得不佳”，並自稱“閱鈔石門文字禪，特愛其文字耳。就中題跋一部，尤可愛，乃盡錄之”。他特別欣賞的是“每至悲涼嗚咽、慷慨激烈處，輒見其涕出淚流，肩搖骨涌，蓋尊宿中一片有心人也。披誦之餘，肅然起立”（尊水園集略卷七鈔書雜序）。另一方面，惠洪因詩文“不類浮屠語”，在某些士人眼裏便成為一種罪過。胡仔指責惠洪：“忘情絕愛，此瞿曇氏之所訓，惠洪身為衲子，詞句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之語，豈所當然。”（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六）四庫館臣也指出：“身本緇徒而好為綺語，能改齋漫錄記其上元宿嶽麓寺詩，至有'浪子和尚’之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在石門文字禪之外，一些士人因學術或道德的立場，也對惠洪多加貶斥，如宋吳曾稱“冷齋不讀書”（能改齋漫錄卷三），吳坰說他“荒唐不學，世無其比”（五總志）。晁公武評惠洪諸書：“著書數萬言，如林間錄、僧寶傳、冷齋夜話之類，皆行於世，然多誇誕，人莫之信云。”（郡齋讀書志卷一九洪覺範筠溪集十卷提要）陳振孫評冷齋夜話十卷“所言多誕妄”（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甚至也有惡意詆毀者，如孫覿對惠洪尤為痛恨，並誣陷惠洪偽作黃庭堅贈其詩（鴻慶居士集卷一二與曾端伯書）。其後陳善捫虱新話、朱熹朱子語類、方回瀛奎律髓、四庫館臣皆不加考辨，接響傳聲，認定黃山谷贈惠洪詩為惠洪偽作，山谷外甥徐俯誤收，而洪芻、洪炎信以為然。關於黃詩的真偽，我已在拙著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崇寧三年下詳加考辨，茲不贅述。

在禪林中，堅守以心傳心祖訓的正統禪師，對惠洪的各種撰述甚為輕視。如上藍長老說：“覺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矧弟子耶？”（臨濟宗旨）惠洪的一些論禪的文字，也屢遭後世禪師的質疑甚至痛斥，如僧祖琇作代古塔主與洪覺範書，反駁其說（僧寶正續傳卷七）。至於者庵惠彬著叢林公論，多處針砭惠洪著述，評禪林僧寶傳“傳多浮誇，贊多臆說，謬浹後學”，評冷齋夜話“以是知寂音曾不悟宗門之旨”，評智證傳更詆毀為“蟊生於禾，害禾者蟊也，寂音尊者似之”。然而，惠彬之說未必為禪林真正“公論”，宋釋正受便指責“近有作公論者，肆筆詆訶，多見其不知量也”（楞嚴經合論卷一〇統論）；明釋無慍也說公論“斯其論之過當也”（山庵雜錄卷二）降至晚明，達觀真可將惠洪“所著諸經論文集，皆世所不聞者，盡搜出刻行於世”（紫柏老人集卷首釋德清達觀大師塔銘）。這些著述一時風靡禪林，頗為禪僧及習禪士人所喜愛。達觀真可平生於石門文字禪“稱之不去口”（紫柏尊者別集卷末附顧大韶跋紫柏尊者全集），以至於時人稱其為“覺範後身”（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卷五答孝則車公）。其後憨山德清、漢月法藏、覺浪道盛、山翁道忞、蕅益智旭等禪師及錢謙益、陳繼儒、馮夢禎等士人，都對惠洪讚譽有加。當然，也有永覺元賢、俍亭淨挺等禪師對其說禪的文字提出批判和商榷。

平心而論，惠洪詩文受人譏評也是事出有因。所謂“浪子和尚”之說，固然不足以評論其上元宿百丈的內容，但他作品中的確有不少對“紅粧聚看眼波俊”場景的艷羨（本集卷一次韻寄吳家兄弟），有對“我有僧中富貴緣”身份的津津樂道（本集卷四郭祐之太尉試新龍團索詩），流露出與出家人身份不符的世俗趣味。此外有部分與達官貴人、官宦子弟的應酬祝壽之作，格調不高。然而古人全集往往有此弊病，未足深責。至於禪門內部對惠洪的指責與詆毀，則屬於禪學觀念和禪宗派別之間的衝突，是非難以遽定，可以存而不論。

惠洪的詩文，在他生前就被傳抄，這從本集卷二六題所錄詩、題弼上人所蓄詩、題言上人所蓄詩、題自詩等文中就可看出。甚至尚未最終編定的石門文字禪已在他生前被好事者抄錄，如本集卷二六有題佛鑑蓄文字禪，卷一六與法護禪者更記載了僧人“手抄禪林僧寶傳，暗誦石門文字禪”的行為。有的僧人抄其詩文甚至不擇真偽，“飯沙俱一吞”，全部照抄（本集卷六送瑫上人往臨平兼戲廓然）。

本編石門文字禪是惠洪弟子覺慈所編，覺慈，初字敬修，後改字季真，比惠洪小三十歲。南渡後曾在袁州仰山寺當書記。建炎二年五月惠洪卒於同安寺，卷十三有夏日同安示阿崇諸衲子詩，當為其絕筆。所以本編應是覺慈於惠洪死後編成的。據韓駒所說，與惠洪相別十年，覽其遺編，本欲刪去冗長，定取精深數十百首，然而“僧中初無具詩眼者，已刻版於書肆，每以為恨”（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六）。可知石門文字禪在惠洪死後不久就已刊刻印行，晁公武、陳振孫著錄的石門文字禪三十卷，與覺慈所編卷次吻合，或許就是韓駒所說的刊本，然而最初的刊本可能因飽受批評而流傳未廣。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稱：“宋代各本皆久佚，刊刻情況不詳，疑由僧寺印行。”（卷一四石門文字禪敘錄）其說可從。

今天我們能看到的最早刊本，是萬曆二十五年丁酉（一五九七）浙江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徑山寺）募緣刊刻的版本，即收入徑山藏支那撰述的石門文字禪三十卷，由明釋達觀（真可）作序。原書每卷下題“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門人覺慈編錄，西眉東巖旌善堂校”。每卷末長方框中刊刻施主、校者、書手、刻工的姓名，如卷一末框為：“刑部郎中金壇于玉立施刻此卷，了緣居士對，徐普書，端學堯刻。萬曆丁酉仲秋徑山寺識。”各卷刻工不同，卷二末為“建陽鄒友刻”，卷三末為“上元李刻”，卷四末則為“溧水芮一鶚刻”，如此等等。這個版本是今存最古老的版本，也是唯一傳本，中國和日本皆有著錄。今日通行的各種石門文字禪，皆出自這一版本系統。四部叢刊初編即據此萬曆本影印。四庫全書著錄內府藏本，提要稱“此本即釋藏所刊也”。所謂釋藏，即萬曆徑山藏。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錢塘丁氏嘉惠堂將此書刊入武林往哲遺箸後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常州天寧寺刻本，也出自萬曆徑山寺本。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於一九七三年影印此刻本，並將其納入新文豐影印出版的嘉興藏。天寧寺刻本將萬曆本所闕之文字全部補上，可惜所補皆無依據，多為臆測，實不可信。

石門文字禪傳入日本時代已不可考，但至遲在室町時代初期，虎關師煉撰於康永元年（一三四二）的禪儀外文集中就已收有惠洪的疏文數首，皆置於山門疏、諸山疏兩類疏文之首，這正可坐實其疏文在南宋和日本五山禪林的示範意義。其後五山禪林諸文集中，還能看到不少對石門文字禪中某些詩文的徵引評論。遺憾的是，日本今存的版本，仍然都出自萬曆本系統。如寬文四年甲辰（一六六四）二條通鶴屋町田原仁左衛門的刻本，版式與萬曆本全同，只有幾處句子旁夾注異文，略可供校勘。元祿二年（一六八九）京都堀川小林半兵衛刻筠溪集單卷一冊，見於積翠文庫，又為駒澤大學收藏。該書正文首頁二、三行靠下分別題有“宋石門比丘釋德洪著”，“明石倉居士曹學佺閱”。該書並非像學者蕭伊緋所說為“海內孤本”，而其實是明末曹學佺石倉十二代詩選宋詩選中的筠溪集。該書晚於萬曆徑山寺本，而且作為詩選，在文字上頗有改動刪節，校勘價值不高。值得注意的是，寶永七年庚寅（一七一〇），日本曹洞宗僧人廓門貫徹費時二十年的注石門文字禪刊刻問世。其注本的底本雖依然出自萬曆本，極少量文字小有差別，然而該注本是迄今為止石門文字禪的唯一注本，承載著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因而意義重大。石門文字禪注本的出現，似是惠洪著述自室町以來深受日本禪林推崇的必然產物。二〇一二年，張伯偉、郭醒、童嶺、卞東波等人整理校點的注石門文字禪由中華書局出版，嘉惠中國學林，為功匪淺。這個注本在版本學、校勘學、注釋學上的價值，張伯偉已在該書前言裏詳加評述。可以說，日僧廓門注在中國的出版，對於宋代文學、禪學、域外漢學、中日文化交流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廓門的注釋受制於其時代、地域、知識結構的局限，多有紕繆之處，其於儒釋的“古典”尚有會心，而於兩宋士林、禪林的“今典”則多付諸闕如，因而頗顯粗疏。而中華書局整理本在文字校勘和標點斷句方面，尚存在著不少訛誤和可堪商榷之處，未能盡愜人意。

為了推進中日兩國宋代文學與禪學研究的發展，以一個中國學者的身份與日僧廓門貫徹展開相隔三個世紀的對話，同時也為了使惠洪詩文集的價值更清晰地展示給讀者，十多年前，我為自己設定了重新全面校注石門文字禪的任務，以期利用自己長期研究宋代禪宗文學與校注蘇軾全集的經驗，利用當今大數據時代帶來的古籍檢索的便利條件，盡可能給讀者呈獻上一部更為完善、更便於閱讀的新注本。

這部石門文字禪校注以四部叢刊初編影印萬曆徑山寺本為底本，參校以廓門注本、四庫全書本、武林往哲遺箸本、天寧寺本、石倉詩選本、寬文刊本等，同時參校歷代選本，尤其是宋元明選本，如聲畫集、宋高僧詩選、瀛奎律髓、古今禪藻集、宋藝圃集、宋詩鈔等，以及日本漢籍中疏文、僧詩、偈頌選本，如禪儀外文集、重刊貞和類聚祖苑聯芳集、新撰貞和分類古今尊宿偈頌集等，還參校宋人詩話筆記，如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能改齋漫錄等，尤其是惠洪自己著作如冷齋夜話、林間錄、禪林僧寶傳、智證傳等，再參校佛禪典籍，如僧寶正續傳、補續高僧傳、羅湖野錄、雲臥紀談、人天眼目、禪宗頌古聯珠通集、樂邦文類、禪林類聚、禪宗雜毒海等，此外參校以各種類書方志，如錦繡萬花谷、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永樂大典、輿地紀勝等。

（日本寬文四年二條通鶴屋町田原仁左衛門刻本書影）

然而，本書所用底本為惠洪弟子編定，在禪林中傳抄，雖曾有刊刻，但其性質基本接近抄本，所以文字上魯魚豕亥甚多。苦於諸本同出自萬曆徑山寺本，無別本參校，即使廣證羣書，所涉詩文終究有限。有鑒於此，本書在校勘方面，除了用對校法勘證異同之外，更多採用三種其他校勘法。一是本校法，以石門文字禪本書前後內容互證，定其正誤高下。二是他校法，以惠洪其他著作或他人著作校對本書。三是理校法，根據上下文文意，融會貫通，校正不成辭的文句。其基本判斷為“涉形近而誤”與“涉音近而誤”兩類，尤以前者為多，這種錯誤的產生是底本最初的抄錄性質所致。以注釋說明校改理由，是本書採用理校法的一個重要前提，這樣可盡量避免校勘者的主觀臆斷。出於對底本的尊重，本書在校改時均將底本原文字用括號標出，讀者在閱讀或使用本書時，也可知底本原貌。

注釋方面，考慮到石門文字禪一書編排近乎雜亂無序，廓門注本亦無一首繫年，因此本書依據拙撰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的考證，同時根據注釋過程中的新發現，為絕大多數作品作了繫年，力求做到頌其詩，讀其書，而知其人，論其世。注釋過程中，除了注明音讀、解釋詞義、說明修辭、引證典故、疏通文意、闡明思想之外，盡可能考證人名、地名、本事，推求出與惠洪作品相關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力求為讀者了解宋代禪林和士林的基本狀況提供助益。石門文字禪中有大量涉及佛教禪宗的作品，注釋時也力求介紹各種佛教知識和禪門習語，引證並解讀相應的佛教文獻，以使讀者能初步讀懂。然而限於我自身佛教修養的欠缺，本書的注釋不可避免地會留下含混疏漏之誤，懇請讀者諒解。

石門文字禪中有些作品為後人詩選、詩話、題跋、筆記所評論，本書將相關評論列於“注釋”之後，名為“集評”。有些作品為惠洪與詩友唱酬次韻之作，詩友中有詩文集傳世者，如李之儀、謝逸、李彭、洪芻、饒節、韓駒、王庭珪等，本書則在“注釋”之後設置“附錄”一欄，附上該詩友作品，以備參考；如惠洪有追和蘇軾詩者，則附上蘇軾原作；如後人有追和惠洪詩者，將追和之詩附上。

除了石門文字禪所收詩文之外，惠洪的單篇作品尚有不少散落於各種內典外典之中，全宋詩、全宋文已有補遺收錄，但遠未完備。本書在其基礎上，搜羅羣籍，輯佚詩文若干篇（含詞四首），名為“惠洪詩文輯佚”，置於書末。此外，為了讀者和研究者的方便，本書在書末另附有“惠洪傳記資料”、“惠洪著述序跋”、“惠洪年譜簡編”三種，以供參照檢閱之用。

（惠洪手迹（《鳳墅帖》，《中國法帖全集》第八册））

凡 例

 

一、本書所用底本為四部叢刊初編影印萬曆徑山寺本為底本，以下簡稱底本。參校注本如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日本寶永七年廓門注石門文字禪本簡稱“廓門本”，常州天寧寺刻本簡稱“天寧本”，日本寬文四年二條通鶴屋町田原仁左衛門刻本簡稱“寬文本”，曹學佺石倉十二代詩選宋詩選之筠溪集（即日本元祿京都堀川小林半兵衛刻筠溪集）簡稱“石倉本”，武林往哲遺箸本簡稱“武林本”。

二、其他參校之詩選、類書、筆記、禪籍等皆用全稱。

三、校改底本文字之處，在正文中將底本原文文字用括號標出，如“便覺玉山（川）照映人”，“山”為校改後字，“川”為底本原文。

四、注釋第一條為作品繫年，繫年依據為拙撰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有少部分作品繫年與總案略異，以本書繫年為準。不可考者注明“作年未詳”。

五、注釋引用一般儒經、諸子、史傳只注篇名，不出卷次。引用文人別集，一般大家、名家作品只注篇名，若引詩文集注本相關資料，則標卷次。小家別集一般注明文集、卷次及篇名。注地名（含佛寺、古跡）等，盡可能引用南宋以前方志，若其無考者，亦酌情引用元明清後出方志。

六、人名注釋，宋前名人及宋朝名人注釋從簡，提示參見其史書本傳。宋人若生卒年可考者，注文中首次出現時標注其生卒年，重出則省略。宋僧人可考者，則略述其法系。

七、史傳、僧傳失載者，盡量搜其軼事以供參閱。其考證文字可補全宋文、全宋詩、全宋詞作者小傳之闕，或補僧傳、燈錄乃至畫史之闕。

八、所涉地名，均以惠洪所處北宋時為準。如“筠州”，只注其治高安縣，宋屬江南西路。若涉古地名，略注其地理沿革，標其宋之地名，不注其今日地名。蓋因今日地名及行政區劃隨時變動，難為標的。

九、人名、地名、朝代名、年號名、宮室名、寺觀名等下均標直線，如惠洪（人名）、筠州（地名）、宋（朝代名）、崇寧（年號名）、顯謨閣（宮室名）、石門寺（寺觀名）。書名、篇名、圖名等下標波紋線，如溪堂集（書名）、畫浪軒記（篇名）、瀟湘八景（圖名）等等，以此類推。

十、石門文字禪簡稱“本集”。注文若需前後參照，則標明“參見本集某卷某篇”。本集注文相互參見為本書特點之一，主要為說明惠洪文本的互文性，有助於提示其書寫慣例、句法特點，並有助於文字互相參校。

十一、注釋於需要疏通文義處，略作串講，若佛典之義未明，亦試作提示。力求引證內典、外典出處，考“古典”與“今典”對應之處。

十二、本集已有日僧廓門注本，本集將擇善而從。注釋時若贊同廓門其說，則引其注文，並曰“其說甚是”。若不贊同其注，則詳加辨析,於引文後說明“其說殊誤”、“不確”、“失考”。

十三、廓門注本所引文獻資料，有可資參考處，則適當引用，然均重新核對資料原始出處，注明卷次篇名。

十四、引述古籍時卷數從簡，如“卷第四百八十四”簡寫為“卷四八四”、“卷第二十一”簡寫為“卷二一”之類。若徵引古書及他人著作，則卷數書寫均依照舊錄，不改原文。

十五、“集評”所引用評論資料，按評論者時代先後為序，若有日本評論者，則放在中國之後。“附錄”所引用唱和作品，排列順序同“集評”。

十六、凡底本中的異體字、俗字等，均統一改為現行規範字，不出校。如“窓”、“窻”、“牕”、“牎”等字，均統一改為“窗”。

（整理者讀樣時對書稿的完善修訂）

後 記

二十多年前，我在撰寫博士論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時，開始閱讀重要參考文獻石門文字禪，初步接觸惠洪的著作，留下深刻印象。二〇〇一年，我獲日本學術振興會資助，在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從事“宋代詩歌與佛教禪宗的關係”課題的研究。在此期間，我與大阪大學淺見洋二、加藤聰、復旦大學朱剛、北京大學張健、京都女子大學大野修作諸先生共同組織石門文字禪讀書會，每月聚會一次，用書是日本江戶僧廓門貫徹的注石門文字禪。讀書過程中，我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一起度過了近兩年美好愉快的時光。但是，廓門注本過於簡略，多有訛誤，且無繫年，很難給研究者提供理解詩文的足夠信息，由此我萌生全面校注該書的想法。

二〇〇三年回國後，我以石門文字禪校注為題，申報成功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為完成此項目，我本著知人論世的原則，開始撰寫惠洪年譜，盡可能為石門文字禪所收詩文繫年，為校注作前期準備。二〇〇六年夏，我在四川大學社科處的催促下，將本來供私人校注所用的惠洪年譜半成品稍事整理，編為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草稿，申報教育部後期資助項目，沒料到竟然在該年底獲批准立項。隨後我花了一年半時間，將總案整理為完整書稿，於二〇一〇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次年，石門文字禪校注成功申報二〇一一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並於二〇一七年完成初稿結題。又經一年多修改潤色，終於在二〇一九年初完成定稿。本書的整理工作，前前後後斷斷續續共花了十八年時間，雖有時感到困惑煩惱，但更多的是欣喜愉悅，這大約就是學術研究的迷人之處吧。

在本書即將付梓之際，我要感謝淺見洋二、衣川賢次、朱剛、李貴、金程宇、侯體健、王汝娟、李瑄、楊理論等新老朋友為我提供重要參考資料，尤其是域外漢籍資料；感謝趙安琪、翟曉楠、易照等學生為我編排打印結題文稿；感謝學生李剛校對四庫本異文；感謝曾玉潔女士長期提供的後勤支持；還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奚彤雲女士將本書列入出版計劃，並感謝責任編輯常德榮先生為本書付出的辛勤勞動。

本書能夠得以最終完成並出版，與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國家社科基金、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的資助分不開，也與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和文學與新聞學院長期提供的科研後勤保障分不開，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忱。

戊戌臘月二十八日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華陽夢蝶居士周裕鍇謹識於成都江安花園鍋蓋庵。

（周裕鍇教授爲本書所撰寫之題辭）

图文来源：上海古籍出版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