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骤起、暴雪忽至的时刻似乎比往年来得要早。在寒冷中，我们也恍然意识到，还有一个多月，就将与2021说再见了。这时候似乎适合出一期“温暖治愈”的书单，但做完书单时，我们好像才发现，这期书单里的书，恰恰是“温暖”“治愈”的反义词，里面的许多书，都说得上是“冷峻”的。我们试图通过阅读找到答案，比如为什么网络会越来越喧哗，人们沉溺在“身份政治”的思考，狂热地互相贴着标签；为什么小人物、小区域的历史会被随意“抹去”；为什么某种技术的衰落，会直接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比起“温暖治愈”，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更重要；比起轻松的答案，连续的追问更有价值。正如加缪所说，“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或许，点燃我们内心“夏天”的，正是这些冷峻的思考。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日] 上野千鹤子 [日] 田房永子 著，吕灵芝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9 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女性主义者？ 因为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因为所有人，不分男女，都正在为这种不公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读这本著名学者上野千鹤子和漫画家、作家田房永子的对话录之前，我们先忘记“女权”“女性主义”“社会议题”这样的标签。或许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地明白上野千鹤子一直想要表达的内容。 写出过《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等著作的上野千鹤子，在许多人的眼里，一直都是“战斗者”的姿态——在她的著作与各种演讲里，她不断地对女性，尤其是日本女性在社会中被压抑的生活现状进行反思，并以此挑战男性占主导社会中人们视而不见的不公正。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这本书中，我们能够通过信息量极大的对话，看到一个更加可爱、更加日常的“女性主义者”的形象。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社会近几十年来女性生存境况的改变，也会遇到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作为母亲，到底如何去平衡家庭和工作？为什么作为职场母亲会如此艰难？我们如何转换思维方式，去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人们对“性”的认知，是如何一步步被塑造的，我们又如何改变？ 上野千鹤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女性主义的icon，并不是因为她“讨好女性”，而是因为她有比性别讨论更宽阔的视野： “所谓强者的特权，就是可以无须对弱者展开想象力。由于权力关系不平衡，弱者会直接受到压迫，因此不得不思考。弱者必须考虑强者，对强者展开想象力，但强者不需要对弱者展开想象力。” “投资意味着爱，我们只能去改变自己想改变的男性。” “'男女雇佣平等’的改变最终变成了促进企业把女人和男人都当驴使的工具。” “我从来不认为女性主义是女人想当男人的思想。……成为支配者、掌控权力、向他人施压、散播。其实，那样只会制造新的被压迫者和歧视者。” 在公共议题被标签、极化的思维劫持的当下，上野千鹤子的思考和身体力行几乎可以用“动人”来形容。更多的人接触到上野千鹤子，或许就有了更多改变不公的可能。（程迟） 《张医生与王医生》 
伊险峰 杨樱 著 文汇出版社，2021-11 这是一本教科书式的“非虚构”写作。在讨论这本书的内容之前，我们可以先思考想要从一篇“非虚构”作品中获得什么？又或者，什么是合格的“非虚构”作品？足够流畅、优美的文笔、巨大的信息量、精准的观察、新鲜的角度，以及最重要的“同理心”。 《张医生与王医生》讲述的是作者伊险峰的两位同学——张晓刚和王平的故事。两位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医生，经历了东北变化最剧烈的40年。从他们的故事里，许多人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 近些年来，在文学界，最引人关注的现象就是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几位“80后”作家书写的东北，把小人物的悲欢放置在“东北衰落”的大环境下，让人们猛然意识到，对于个体来说，巨大的环境变迁意味着什么。 《张医生和王医生》试图勾勒出更丰富的东北图景。以生活在沈阳的两位医生的经历为主线，穿插着父辈的历史及许许多多当下的细节，“东北”“国企”“改制”这些词语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 人们提到东北的失落。或是引用数据，或是想到“东北文艺复兴”中的描写，但这些似乎都只是东北失落的确切证明。比认识到东北失落更重要的，是讨论在过去的几十年之前，东北发生了什么？它的历史是怎样作用在具体的个人身上的？ 如果只是哀叹东北衰落的话，或许这本书并不会那样独特。因为书中的两位主角和本书的作者是同学，所以我们能够近距离地去理解他们的生活；又因为作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从东北抽离出来，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极有野心的反思。带着极强的问题意识，把国内外的研究放置在具体的故事中，本书探讨的早已经不是“东北”了。（程迟） 《等云到》 
[日]野上照代 著，吴菲 张嫣雯 译 雅众文化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7 “而今带有'电影’之名的东西，随着胶片的消失已宣告终结。” 这个说法来自现年94岁的日本电影人野上照代。她于1950年作为场记加入《罗生门》剧组，其后参加了除《白痴》之外黑泽明所有电影的拍摄，被称为“黑泽明的左膀右臂”。在她从事电影业的那个时代，一部电影的摄制周期至少在半年以上，剧组为了拍到合适的光线和天气，唯有等待。“有时万里无云的晴空也难以拍出理想的画面，摄影机等待的就是'那片云从山那边飘过来’的瞬间。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奢求，所谓电影就是这么回事。”——这正是书名“等云到”的由来。 野上照代说，在拍摄过程中为天气而等待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剧组成员忙里偷闲，不免聊些张家长李家短的话题。野上照代在剧组听了那么多故事，她的这本《等云到》也像讲故事一般，将关于黑泽明及其剧组的点点滴滴娓娓道来。 比如，黑泽明剧组重视餐饮的供应，夏天的时候，拍摄现场甚至会有刨冰售卖车，因为黑泽明宣称，“对食物不够敏感的人，无法成为一名好导演”。《虎！虎！虎！》副导演在拍摄期间一直吃素馄饨，黑泽明认为那样的家伙不懂电影——他大概是觉得过于清淡的饮食不利于酝酿浓烈的创作情绪。 也因此，有人认为，要了解黑泽明，首选是黑泽明自传《蛤蟆的油》，次选就是这本《等云到》。（桃子酱） 《艺术的金枝玉叶：西方绘画》 
李树波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6 常见的艺术通史，一般按照史前—近东—古埃及—爱琴—古希腊—古罗马等顺序展开。上世纪50年代以来，艺术史的讲述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国家、种族的人纷纷把自己的声音带进艺术史，对艺术品的解读视角也变得多元化——同一件作品，不但会有视觉心理学的解读、文艺批评的解读、社会学的解读，也会遭遇性别研究、媒介传播学、市场营销学的解读。 李树波作为专注于媒体、文化和艺术社会史的作者，她讲述西方绘画史的方式是主题化的个人解读——以趣味为框架，通过31个话题，贯穿从3万年前的洞穴岩画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画派的历史。 她讲文艺复兴为什么起源于佛罗伦萨，认为彼时的佛罗伦萨，展现了现代社会的清明而开放的雏形，它也成为各种探索创新的温床；她讲阿姆斯特丹的高房价如何让伦勃朗从成功画师沦为被房贷和男女关系所困的中年落魄男；她还讲维米尔为什么执着于画室内画——这些岁月静好的画作在荷兰最不平静的年代诞生，它们前所未有地弘扬家庭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正是对社会变化和传统沦丧的回应。 当然，一本讲绘画史的书怎么少得了大量西方绘画名作的配图呢？不必担心看不懂，正如静物画家夏尔丹所说：“画画用的是色彩，但是落在画布上的都是感情。”只要能共情，就能看懂一幅画。（桃子酱） 《横滨中华街（1894～1972）： 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 
[美]韩清安 著，尹敏志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9 从横滨公园往南走，在海湾之星职业棒球队总部不远处，就能看到一座写着“中华街”字样的中式牌坊，这就是横滨中华街的北门。在这个不到10平方英里的街区，有中华会馆、关帝庙、中国戏院，以及150多家华人经营的中餐馆。这里闪烁的霓虹灯、纪念品商店，以及穿着中国裙子、说日语略带口音的少女，“共同展示出一种根据日本顾客的需求而有所调整的'中国文化’”。 1996年夏，美籍华裔韩清安第一次来到横滨中华街，当时他刚刚拿到生物学学位，对历史研究一无所知，也预料不到自己日后将写一本关于这个地方的书。这些华人如何看待日本和中国间的复杂历史？他们觉得自己更像中国人还是更像日本人？带着这些最初的困惑，韩清安转而研究历史，专攻日本近代史、移民史。 华人社区在日本兴起并发展壮大的故事，并非始于横滨，但横滨中华街具有代表性——它是有凝聚力的民族“飞地”和经济区，而对居住于此的华人来说，它更像是一个乌托邦。如今的中华街，已不仅仅是一块“飞地”，而是横滨市文化特色的支柱。它不再只为华人而存在，而成了塑造当地文化的一个地标。（桃子酱） 《汉瓦》 
刘三解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10 正如学者蒙曼所说，秦亡汉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吸引力的话题之一，作为中国2000年帝制社会的开端，秦汉之制是后世最重要的制度基础，而秦汉之政是后世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来源。历史研究者刘三解近年来聚焦于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继去年的《秦砖》之后，今年推出了《汉瓦》。 《秦砖》着力于梳理制度，《汉瓦》着力于梳理人物；《秦砖》着力于解读出土简牍，《汉瓦》着力于钩沉传世史料。比如，开创汉朝的刘邦，有着“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的官方人设，还附带“无赖皇帝”“抛妻弃子”“粗鄙少文”“因人成事”等标签。后世的着眼点往往在“布衣”，刘三解认为，在当时的语境中，“提三尺剑”及其象征的“士”的身份，才是重点。也就是说，刘邦自称“布衣”，只是经济条件不佳，在亭长任上仍然要与妻子归田耕种；但“士”阶层的出身，让他有着教育、武力、见识的优势。 “今人读史，钩沉真相、脱离原有的'故事化’要点，重构汉初开国史的事实轮廓其实是第一要务，具体来说，就是将司马迁、班固言之凿凿的内容与意犹未尽的信息，共同拼合成一幅事实图景，方能还原当时事实之一二。”刘三解在书中写道。（桃子酱） 《精英的傲慢》 
[美]迈克尔·桑德尔 著，曾纪茂 译中信出版社，2021-9-1 人类社会从贵族身份奠基的世袭社会，走到了凭能力说话的“优绩制”社会，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只要发挥才能，并奋斗就能得到相应的提升，社会需要做的不外乎是保证机会平等以及基于历史的补偿举措。 这本书是哈佛大学教授、当今最重要的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关于“优绩制”与“社会公正”的最新思考。他在美国高校招生贿赂丑闻中发现了一个隐秘角落，当特朗普支持者将丑闻归咎于自由派精英“空谈平等”的伪善，而自由派追究筛选机制中的漏洞百出，桑德尔则敏锐地指出，唇枪舌剑背后存在一个真正的共识——优绩制没有问题，问题是它如何得以充分地实现。 在桑德尔看来，“优绩制”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观念不但没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而且是错误的，它已经引起了难以弥补的社会分裂，因为在“优绩制”的言说下，世界虽然抹去了贵族与庶人的对立，却贯彻了一种聪明人与笨蛋的二分法。 社会精英们认为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应得的，并且能在“优绩制”的规则边缘地带焦虑地摸索地位传递的办法，甚至不惜违法犯罪。社会竞争的失败者则感到屈辱与怨恨，当境遇直接被归咎于能力问题，它催生的是一种绝望的心态，因为失败咎由自取。 精英的傲慢与底层的失落，催生了易燃易爆炸的“羞辱政治”，这可以解释近年来西方的种种政治极化的表征，“优绩至上”正在对所有人施以暴政。 桑德尔援引黑格尔的说法，劳动力市场不仅仅是有效满足需求的体制，还是获得认可的体制，工作的尊严正是锻炼我们应对“其他人对我们有需要”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优绩制”及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全球化市场，用金钱回报，抹去了工作中关于尊严与价值的部分，这导致团结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而如何重建团结及与工作尊严挂钩的社会价值体系，这是桑德尔提出解决之道的思考起点。（郝汉） 《身份政治》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刘芳 译 理想国｜中译出版社，2021-10 福山与桑德尔都认为，人类的政治进程是不断追求尊严与认同的道路，冷战格局结束，意识形态之争在全球范围内搁置甚至消弭，而历史却远没有迎来终结，因为关于尊严的认同的争夺仍在继续。 美国的“特朗普现象”、“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欧盟国家里主张脱欧的排外政党、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都给了普遍理性主义即将胜利这一乐观判断泼了一盆冷水。伴随着各种新技术的发展，政治斗争的主线如今从“左右”变成了“族群”，用政治学者刘瑜的话说是“一种碎片化的、易燃易爆的'新部落主义’”。 这本《身份政治》则是福山继《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之后，对他所身处的世界的继续思考。在他看来，政治的核心议题从阶层转向身份，其背后的真实问题是全球各国不平等状况的持续恶化、国家能力的普遍缺失，以及技术升级对工作机会的减少，卢旺达的大屠杀、伊拉克的转型动荡、被精英视作“白垃圾”的一些美国工薪阶层转而簇拥特朗普等事件，都能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理解。 福山同样指出了身份政治的危险，他认为一味强调一个人的种族、性别、民族、宗教，或者性取向等特征或许会让人成为·“特定集体属性的囚徒”，给非理性与激进提供土壤。所以，他所倡导的身份是“信条身份”，而非“族群身份”，建议人们“基于对法治、民主责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来构建“我们”。 对福山的解决方案，刘瑜则给出了冷静评价：“这或许才是'历史难以终结’的秘密所在。'信条身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它在持续地与'人性’作战——排他的天性、党同伐异的天性、信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天性。遗憾的是，使我们爱的力量也常常使我们陷入恨，降低我们与同类交易成本的机制，可能会提高我们与'他者’的交易成本，当我们把同胞称为兄弟时，可能会情不自禁将'他者’称为'蛮夷’。”（郝汉） 《中国文化通识》 
钱锁桥 著 一頁folio丨辽宁人民出版社，2021-9 今天最为流行的关于“文化”的定义是社会学、人类学式的，它将文化当成一个客观物，加以描述、分类与研究。在如此的“文化”定义下，“中国文化”变成“工艺”“功夫”“绘画”“建筑”“服饰”“家具”“音乐”等领域的属于东方的异域生活百科知识。 在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席教授钱锁桥看来，这样来理解“中国文化”是远离今日中国人的生活的，不仅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自己同样会感到陌生。 今天的中国是百年来的“动态的胶着状态”的结果，各种主义及文化交织于今日中国人的人性之中。在这本书里，他以“人性”与“现代性”作为关键词，写了一本供我们理解自身，供外国人理解现代的中国人的通识读物。 书中极富启发性的观察与梳理之一，便是辜鸿铭引用阿诺德“想象的理性”对“中国人之精神”的总结。作者认为，和笛卡尔的理性不同，儒家的“合理性”总是充满人性的味道，中国文化本就把“人性”置于高位，“人的权利”正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呼唤。（郝汉） 《被抹去的历史： 巴拿马运河无人诉说的故事》 
[哥伦比亚] 玛丽萨·拉索 著，扈喜林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10 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教授玛丽萨·拉索的这本《被抹去的历史》，是近些年来传统的“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地区”反抗流行多年的“西方中心论”潮流的一个注脚。 1903年，美国与巴拿马签订《美巴条约》，取得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1912年，巴拿马运河开凿工程如期开展时，美国通过人口迁移令将运河区的大部分巴拿马人迁走，对运河区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巴拿马运河的历史颇为复杂，美国并不是第一个试图“征服”它的国家。19世纪，世界进一步连接起来，大批欧洲人来到美洲，不少探险家也在哥伦比亚、巴拿马区域留下了足迹。法国人在19世纪末试图征服巴拿马运河，只是工程到最后时才发现，运河连接的两片大洋海平面有近20厘米的差异，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完成。20世纪初世界局势激烈动荡，于是靠近巴拿马的美国获得了主动权。 美国接手巴拿马运河后，开始了对这一区域的改造。这种改造本身就是对美国力量的展现。船闸、大坝、蒸汽起重机等等都是科技实力的展现，而运河旁边的丛林、住宅、军事基地和现代化设施，则是美国，或者“西方”文化上的霸权体现，是“殖民主义”。 的确，在20世纪初，“日不落帝国”的余晖还未完全暗淡；美国在此时兴起，并加入了“争夺”。大国力量的变化，直接改变了如巴拿马这样的小国家的命运。 或许作者在看到“小国家”这样的词去形容巴拿马时仍然会愤怒，但是或许我们应该承认，当时实力的悬殊，直接造就了巴拿马的困境。 这本书对我们的意义，其实不只在于作者所写的“被抹去的历史”。作者在本书中对美国、西方，以及巴拿马本身历史的理解与态度就颇值得玩味。曾经落后的国家要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历史？研究者要用怎样的方法去寻找更真实的历史？“被殖民”“被欺侮”的历史是否需要、是否可以被矫枉过正？ 在分裂日益严重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更多的反思。（程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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