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子恢画传》中的崇义县城 二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江浙、两广被反革命势力所控制。此时，崇义县县长蔡舒为了搜刮民脂民膏，乘国民党反动派“清党”之机，下令恢复北伐时期被取消的“石灰捐”，借此打击革命势力。石灰是肥田与造纸的重要原料，恢复石灰捐不仅增加农民负担，而且威胁到造纸工人和运输工人的利益。因此，本来就对蔡舒反动统治不满的广大工农群众，犹如火上加油，更加激愤起来。中共崇义县支部书记陈赞雍根据群众的意见，向县长提出抗议，要求取消石灰捐。但是遭到蔡舒的拒绝。4月底，中共崇义县支部研究了这种情况，决定于5月1日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名义，发动县城工人和城郊农民举行游行示威，打击蔡舒的反革命气焰。不料事为蔡舒所知。他放出空气，捏造5月1日将有几千“土匪”进城，悍然宣布在城内戒严。党支部认为决不能因此而退缩，决定按原继续进行。为了保证示威行动的胜利，党支部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约十余人)届时到会参加，并指定邓子恢为宣传鼓动员。 邓子恢接到党支部通知后，于4月30日晚赶到县城。翌日，城内工人和城郊农民冲破了驻军的封锁，拥入会场，入数竟达五千余人。大会开始之前，邓子恢跳上桌子，高声向群众演讲，指出石灰捐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苛捐杂税，坚决不能交这种苛捐杂税，并向大家揭露了反动县长诬蔑参加集会的工农群众是“土匪”，并派出大量武装实行全城戒严，企图威胁和镇压群众的阴谋。大家听了邓子恢的演讲，更加愤怒，一致要求派代表去县衙找县长到会评理。蔡舒吓得不敢露面，派了一个秘书代他会见代表。群众不答应，再次要求县长亲自到会，当众检讨诬蔑群众为“土匪”的错误。邓子恢看到群众情绪高涨，就因势利导，进一步引导群众说：“我们决不能戴着这顶可耻的帽子不明不白地回家去！既然县老爷脚步高贵，不肯出来，那我们就到县衙门去见见他吧！”台下几千群众一致拥护，呼喊着向县衙门冲去。邓子恢和陈赞雍等走在队伍前列，带领着大家前进。县衙门十几个武装警察看见这么多人冲过来，慌忙鸣枪，想吓退人群。但这一来反而激起了大家更大愤怒，蜂拥着冲进了衙门。与此同时，党支部预先在衙门后面和东西两侧布置的工人纠察队，也点响了土炮。一时间炮声隆隆，群情振奋，斗争意志更为坚定。冲进了衙门的群众，把门窗桌椅打了个稀巴烂，并在县衙门里抓获了吓得缩成一团的反动县长蔡舒，把他关进了监牢。 暴动成功了。第二天，成立了崇义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推举陈赞雍为主任委员，邓子恢等十几个同志为委员。根据群的要求，临时行政委员会立即宣布了“二五减租”，取消石灰税等各种苛捐杂税。还用从警察手里缴获的枪支，武装了工人纠察队。  邓子恢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崇义县党支部书记陈赞雍，病逝于1927年9月。 不久，广东国民党反动派“清党军”进入赣南，5月14日占领赣州。当地匪军胡凤璋乘机袭占崇义城，实行白色恐怖。陈赞雍、邓子恢等被通缉。敌人侵占崇义后，蔡舒旋即派兵前往杰坝逮捕邓子恢。但邓子恢已于前一天化装登上东下的竹筏，离开杰坝，返回闽西避难。崇义革命斗争转入低潮。 此时，邓子恢也受到了龙岩反动当局的通缉，因此不能返回家乡，暂在瑞金同乡店里躲避了一个多月。7月初，他秘密潜回龙岩，经过去的学生陈品三介绍，同龙岩党支部负责人陈庆隆在红坊南阳坝山上会见，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支部分配他去搞农民运动。 8月初，在中共闽南特委领导下，经过邓子恢、谢宝萱等人组成的龙岩请愿代表团的斗争，当地驻军被迫释放在“四一五”龙岩反革命事变中抓捕的六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邓子恢等重新以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革命形势开始好转，并得到了新的发展。不久，龙岩国民党县党部恢复办公，共产党员郭滴人为组织委员，邓子恢为党部秘书，谢宝萱为宣传委员。于是，龙岩出现了一个与全国政局不完全一样的特殊的历史情况。龙岩支部根据这一新形势，确定充分利用国民党的合法招牌，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迅速地领导农民斗争，争取在秋收到来的时候实现“二五减租”，使农民得到实际利益，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巩固革命力量。 根据这一方针，邓子恢随即在自己家乡白土区一带从事农民运动。他以桐冈小学为活动基地，日夜奔忙于各个村庄召集群众开会，与农民商讨减租办法，培养农民骨干。他先后在桐冈小学和黄邦、榴坑、后田、黄邦山、隘头、牛眠石等村庄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为即将到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干部条件。 由于龙岩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以及陈庆隆、郭滴人和邓子恢等的积极努力工作，全县大部分地区农民纷纷起来投入斗争，取得了“二五减租”和“公路捐”合理负担的胜利。在斗争中，农民协会大大地发展了起来。从1927年9月至11月间，全县大约三分之二以上的区乡都已组织了农民协会，会员近十万人。在斗争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农会骨干人物，他们后来大多成为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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