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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年轻人对于图书馆的文化已有些陌生了——他们更熟悉的，是都市里可以买到咖啡、挑选玩具、洋溢着衣香鬓影的网红书店。
在《关于天赐的诗》中，博尔赫斯曾经写道，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样子——这句话已经变成了流行文化的广告词。照这么说，早就该有了各式各样的人间天堂。不过，今天的年轻人对于图书馆的文化已有些陌生了——他们更熟悉的，是都市里可以买到咖啡、挑选玩具、洋溢着衣香鬓影的网红书店。但是显然，两种东西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博尔赫斯的图书馆之歌里，其实是昏昏茫茫的书架，让人失落。同时，这两种空间的意象又时时交织在一起。一种是我们不能确知模样的图书馆。罗马人的图书馆和希腊人的已有了区别，后者的图书馆基本就是个由小房间构成的书库，一侧留有读者取书的走廊；罗马的则有显著的公共空间，这或许是因为罗马的城市有着更多的开放性，它的藏书通常也是拉丁文和希腊文两种，把前人的遗产照单全收，多样性收藏的间隙似乎自然出现了大图书馆的雏形。恺撒就十分向往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图书馆，可以与托勒密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匹敌。帝国时期的统治者继承了他的遗志。就像美国卸任总统一样，奥古斯都、维斯帕西恩、图拉真大帝们都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其中哈德良还在希腊文明的圣地雅典建立了这么一座。ALA建筑事务所设计的赫尔辛基国立图书馆外观，贯穿上下的双螺旋楼梯 另一种是最新的，不太像图书馆的图书馆，它呼应着今天人们对时髦打卡地的迷恋。比如，ALA建筑事务所设计的赫尔辛基国立图书馆，就颠覆了人们对图书馆通常的印象：或许是听到了博尔赫斯的呼吁，这个图书馆顶层的阅览室也叫“读书天堂”，但仅此而已。通过异地贮存，增设智能设备，书库和管理空间都大大压缩了，二层和底层都是城市功能，那才是这个“图书馆”的主要功能：咖啡、餐厅、电影院、创客空间，还加上时下年轻人喜欢的影音制作设施（也包括我们喜欢的“直播室”）。大跨、整一的建筑内部空间设计，呼应着这种混融的概念：底层是穿透的，城市广场一直延伸进室内，二层以上，只有顶层才真正用于阅览，但是没有“保持安静”的说法，熊孩子在一堆埋头苦读的人之间通行无阻。它也是人间天堂。假如你在冬季去过行人寥寥的芬兰城市的话，你会同意，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小国，公共空间的室内热闹一点并没啥。有了如此多的让人感到开心的特征，它是一座好的建筑吗？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算是一座符合图书馆“应该有”的功能定位的优秀建筑吗？
赫尔辛基国立图书馆，顶层“书的天堂”也是孩子们的天堂 这个问题不妨从最基本的问起，书是什么？众所周知，书是一种信息载体，因此从托勒密的时代算起图书馆就注定是一种信息建筑，也就是说，它所包含的“虚”的东西对于实在的建构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别的建筑物比不了的。没有了这些“虚”的东西实在的部分也不成立。不仅如此，图书收藏本身意味着一种知识建构，因此，图书的品类也导致建筑内部的不同分化，使得信息的精细层次也影响了建筑的构造。这也是这种建筑类型演化的动力。的确，书和书本身是不同的，书尽管是一种知识产品，毕竟也是一样“东西”，有体积、材质，等等。相形于我们心中图书馆、书架、书桌的固定印象，“书”的定义从来不曾一致，历史上的图书馆随着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初的书总是单行孤篇，是手工产品。拿中古中国的例子来说，“书于竹帛”，哪怕只复制几本“书”，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貌似众所周知的“图书馆”也就是那些著名的藏书楼，阅读也绝非公共行为。巴比耶指出，在书籍中“文字”的物质意义不仅取决于一些技术性的因素——比如装订方式——而是需要把自我封闭的书籍和用于流通的书籍区别开来。前者实际是某种“圣物”，中国古代的皇家藏书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类书如《永乐大典》，就有这样的气息。弥尔顿说“书不总是死物”，雨果也在巴黎圣母院中声称“书籍将杀死建筑”。换个角度说，他们其实也是暗示了书的神圣性的力量，由虚而实，影响历久弥深。很多现代之前的图书馆实际也是宗教场所。中世纪的图书馆大多由教会经营，和抄经所、神学院常常合二为一。从罗马人的藏书室里走出去，没有几步，就是神殿——其实应该这么说：罗马皇帝喜欢把图书馆放在神庙里。 赫尔辛基国立图书馆，一层无缝对接城市生活在恺撒之后的时代，图书馆成了富人们豪宅的标配。他们的“图书”其实是一柄柄贮存在书橱里的卷轴，轴的一头是木头或者象牙的圆球，书轴即使在侧面也能看得见纸草的质地，套子也是彩色的，猩红的带子系着赖以识别的标签。千百这样的花样构成了图书馆室内装饰的特色——这和今天一些卖相好的图书馆，比如MVRDV设计的天津图书馆如出一辙。显然，在这样的图书馆里，一般人只有膜拜的份儿，因为有些书是永远摸不着的。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近代意义的“书”是受了什么刺激才变成我们今天这个特定式样的。钱存训指出，儒家文化对于印刷术的发展和推广起了一定的作用。不像中世纪欧洲的图书馆只需要抄写复制就够了，在一个体量可观的社会中，重视书面传统，有着庞大的文官系统或信众人数，哪怕仅仅从管理层面考虑，方便快捷的流通文件也有着一些实用价值。要知道晚唐印刷术开始流行时，印本的价格仅仅是抄本和写本的十分之一。出版作为一门生意应运而生，书从圣物逐渐变成了商品。书从秘府里堆积满满的书橱（cupboard），走向开放式的书架便于随时取出，放在有斜面的讲台或者阅览架（lectern）上用于展示和查阅。书本身的样式，也从卷轴、经卷，演变成可以轻松翻到任何一页的小开本。中国纸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更加大了书的容量，让罗马人也有的单册书变得更轻薄，方便移动。有了这些条件，打引号的各色“书”才真正变成今天所说的“书籍”，公共图书馆中广泛的阅读才有可能。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阁内的“转轮藏”实际是一个可以旋转的“图书馆”。除了取书方便，“旋转”也是佛教空间观念的一部分 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图书馆中的书籍逐渐达到现代图书馆惊人的数量，它们作为物品的特征也臻于极致——如此多的书难以放在私人家中简单管理，书架和书架之间的间隔，每架书对应的回旋空间，决定了图书馆的公共空间像罗马建筑那样不可能太小，至少，空间的多样性要足够地大，不简单是一个随取随用的“军火库”（armarium）——那时人们给图书馆起的俗名，暗示着图书在僧侣精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图书馆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对于人类智识分门别类的现实复制品，如同艺术史家瓦尔堡（Aby Warburg）的理想那样。像你熟悉自己的卧室那样整个儿地把握一个图书馆很重要，因为非此不一定即彼，在你熟悉的读物旁边，也许你就撞上了你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新知。中世纪的图书馆本是安静的。因此读者空间都放在没有窗户的学习间（carrel）里，类似于哥特式教堂一侧那些凸起的小空间。僧侣抄经和冥想的阅读方式，逐渐也随着书籍新的流通方式改变了。图书馆的书开始真的变成了活的东西，可以大量外借，而且，它们不一定要放在图书馆里了——我们可以看到赫尔辛基图书馆“去图书化”的最初起源。图书馆管理方想尽办法把书库做得紧凑，包括发明了可以移动的集约化书架（compact shelving），后来他们发现还不如干脆把书搬到郊区另行租用的书库去划算，反正很多图书馆都占据着价格可观的地段，而交通费用无论如何都不比租金更贵。对于瓦尔堡那样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言，人的记忆力可以无差别地覆盖图书馆内大部分知识，至少可以抽出它们的线头，所以所有的书不妨放在一个空间里。但是现代的学问家终于发现，“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图书馆内的书籍进行有区别的处理，比如把那些证明借阅得相对较少的书搬到上述的离馆书库中去。万一真有人借——没关系，再通过手续拿过来呗！不要问人们为什么知道哪些书没人看，今天流行的“基于大数据的算法”不就是从前这种需求的结果嘛。
所以除了书库和阅览区，这“信息建筑”中早有了更细微的层次，比如卡片室、推介区、重新上架区……这就意味着图书馆从静态的神庙或“军火库”发展为动态的空间，图书从看不见（圣物），到看得见（商品），最终又成了看不见的、非物质化的东西（信息）。19世纪初期，鲍德温和克拉道克（Baldwin & Craddock）和查尔斯·奈特（Charles Knight）发起了“有用知识图书馆”。这并不是真的建筑，甚至也不光是一套丛书，它有点像后来法国人的“蓝色图书馆”出版计划，它们揭示了从古至今的一种潜流。走街串巷的流动摊贩除了售卖杂货，也把一种通俗文化通过无形的图书馆灌进了民间。“大众阅读”才是当代那些活泼图书空间的起点，它们虽然不像官方的恢宏殿堂那样引人注目，却是后者的心理基础。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法国的食品杂货铺（epiciers）、英国的百货店（general stores）、德国的百货食品商店（Germischtwarenhandler）都能买到印制粗糙但是内容大受欢迎的流行读物。这，恐怕也是当代的各种“书可是一切”的“网红书店”的祖宗。我曾就读过的芝加哥大学先后建立的三座主要图书馆，很能说明图书馆建筑演变的大趋势。哈勃图书馆今天看起来就像哈利·波特曾经读书的地方，但是最初它的式样显然是兑现了这所大学要做“学术的修道院”的誓言。富于哥特式色彩仿佛穿越到过去的建筑其实是彻头彻尾的现代技术，由芝加哥本地的谢普利、鲁坦和柯立芝（Shepley，Rutan & Coolidge）事务所参照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教堂样式，在20世纪初设计建造。不同于教堂的是，在此中央阅读区读者代替了查经班的信众。包括哈勃（William Harper）在内的芝大教育家相信图书馆是一个类似于瓦尔堡理想的小世界（microcosm），但是对它提出异议的人们，也像视力受损的博尔赫斯那样，担忧和现实隔绝的学生们可能困于学院，是“一双失去光明的眼睛/主宰起这卷册浩繁的城池”。美国的高等教育在战后即将迎来新的高峰，所以建筑师们对于富于崇高感的图书馆空间依然是乐观的。半个多世纪后，芝加哥大学又迎来了一座新的“哥特式现代建筑”雷根斯坦图书馆——至少灰褐色建筑的外表气质如出一辙，供研究生学习的学习间也是直接埋藏在黑黝黝的书库里。有所改变的，是那时的建筑学对于功能形式的看法。建筑师尼采（Walter Netsch）觉得，纯功能的空间可以由一系列的“基本型条”（basic slip form）交错着展开，没有什么重点的意义，再依他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自由地向四方延展和组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书库成了图书馆的主角，而其他传统图书馆中人性化的部分：阅览室、借书处、接待室……不过是可有可无的配角。现在这些地方也都或多或少地列着大排书架，旁边放几张桌子就可以就近坐下来学习。人们坐在这些书架旁阅读并不比坐在书库里更舒适，反正两者都没什么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只不过，除了发奋求知的老一套，像我一样的一些学生，也会记得在那里发呆的时刻：“那盲目的图书馆雄伟幽深/我在其间奔忙却漫无目的”。完全开敞的曼苏托图书馆（前）与它背后为控制书库采光而设计细条窗的雷根斯坦图书馆是截然相反的一对 最新的发展是墨菲/扬（Murphy/Jahn）2011年设计的曼苏托图书馆。这座紧挨着雷根斯坦图书馆的新馆的最大特色就是“无书化”——或许比赫尔辛基的那一座还要极端。在1989年参加法国巴黎的国立图书馆竞赛时，建筑理论家库哈斯已经明确提出，图书馆无非是一大坨信息，其中并不需要有什么实体化、永久化的建构，包括传统建筑里那些条条框框。当人们“用得着”某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可以像计算机一样随时“读取”存储器中的数据就好，当那些起作用的人、物、事在信息的大坨里聚集时，空间就即时浮现了——就像早先图书馆发明的馆外书库的原理一样，只不过那些进进出出的书真的要用车来搬运。库哈斯则为他的方案增设了9部电梯和一堆技术装备，他“读取”空间的方式是机械化、非物质化的。而在曼苏托图书馆中所有的借阅已全靠电脑调动机械臂来完成，实体化的地下书库做得十分紧凑，黑乎乎的里面一个人都没有，通透玻璃穹顶覆盖的地面建筑（理论上）可以一个书柜都没有——人们只是为了书的由头在这里相聚。库哈斯并未赢得巴黎图书馆的项目，但是这个极有影响的提案演变成了2004年他在西雅图设计的公共图书馆。在那书同样也不算图书馆最紧要的业务，建筑说不上是什么形状，只是塞满了他所提倡的城市功能：聚会、用餐、亲子活动……包括假想的流浪汉可以睡觉的地方。图书/知识的肉身依然在那儿，没有后来的曼苏托图书馆那么极端，但是它们的地位和其他功能没多大区别了——这其实就是一个巨型的书店，是不是过去那些无形的“大众图书馆”向神庙里的图书馆的逆袭？
也许，从古代罗马人到瓦尔堡到今日的网红图书馆至少有一件事情相同：人类的智识可以以空间的方式整体呈现，不光阅读，最终是要被“看见”才好。书、生活的质地和钢筋水泥一样是图书馆的建筑材料，不管最惹人注目的是卷轴饰带的颜色，图书品类构成的图像，还是花花绿绿的海报和广告。这种“图书的建筑”，不一定是真知或者导向真知，但至少代表着人那不安分的心灵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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