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 等|柏林论辩：天下制度的存在论论证及疑问》摘录（上）
1：我认为真正的政治不是寻找和确认敌人，战争也不是政治的延续。事实上，制造敌人和发动战争正是政治失败的证明。政治必须是化敌为友的艺术，否则等于无所作为，只不过重复了自然状态。 2：天下体系建立在共在存在论（ontology of coexistence）的基础上，包含三个宪法性的概念：（1）世界的内部化，即所有人和所有国家都内含在一个共享体系内，使整个世界都变成内部而不再有负面外部性；（2）关系理性，即相互敌对最小化优先于排他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思维方式，因此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理性形成反差；（3）孔子改进（Confucian Improvement），即任何一个人的利益得到改善，当且仅当，其他所有人也必然获得利益改善。这是对一切人无例外的利益改善，因此优于帕累托改进。也可以表达为，孔子改进等价于每个人同时实现帕累托改进。 3：未来的天下政治还需要“智慧民主”的助力，那是一种基于箕子思想的民主概念。伟大的政治家箕子曾为周朝的天下体系提出过一种民主“决疑”方案，虽从未在历史中得到实施，却留下关于智慧民主的初始构思。箕子的方案要点在于寻求人心与天意的一致同意。其投票方案设定了5票，其中，3票代表人心，包括君主意见1票，多数大臣意见1票，多数民意1票，另有2个加权票，由两种占卜代表天意。在文明早期，占卜被视为可信知识，类似今天我们对科学的信任。在当代语境下，占卜的加权票自当替换为科学的加权票。箕子方案的要点是，如果集体决疑能够具有可信性，那么民主制度本身必须自带智慧，而能够自带智慧的民主必须是一种知识加权的民主。 R1：如君主、大臣、民众以及两种占卜一致同意某项提案，意味着它是最优选择； R2：如果提案只得到1张人心票，无论来自君主、大臣或百姓，而同时得到2张占卜票的支持，那么这项提案是有条件合理的； R3：如有1张占卜票不支持提案，即使得到人心票的全数支持，也只适用于可控的国内环境，而不支持任何对外的冒险行动； R4：如果2张占卜票都反对提案，即使获得人心票的全数支持，也断不可行。 显然可见，知识的加权票被赋予了比人的意愿票更大的权重。这意味着，知识加权民主的目的是让知识引导民主，以帮助人们做出更加理性的决策。经过优化的知识加权民主可以用于新的天下。在非君主制的条件下，5票可缩减为3票，只留下1张人心票来代表多数民众的意愿，如同现代民主所为，保留2张知识加权票，由两个知识委员会来做出民主决定，即科学委员会和人文委员会。知识委员会的成员从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中选拔出来，代表了免于政府和政党控制的可信知识选票。投票程序包含两个步骤：首先，人民按照意愿选出预选的选项；然后，知识委员会给出知识加权票，赞同或否决预选的选项。因此，它定义了分立的权力：民众决定什么是可欲的，知识委员会决定什么是可行的。如果民主被如此设计，民主便似乎具备了内嵌于制度本身的智慧，而将人心的盲目性降至最低，仅凭制度本身便可有效避免非理性的选择，所以称为智慧民主。 4：“存在即与他人共在”是一条关于人类存在的先验真理，由此我推出一条道德的新金规则：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5：在中国的酋邦时代晚期（尧舜夏商），各地有着相似的上天信仰，有着各不相同的地域文化，相互间建立了密切交流，人群在其间自由迁徙或移居，但在经济和军队上是独立的，在那时，盟主是众小邦共同推尊的最大酋邦。 周朝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容纳多文化，吸收前朝的经验和遗产，因此造就了“郁郁乎文哉”的周文明——这总让我想起莱布尼兹所说的表现为“最丰富集合的共可能存在”的最好可能世界。我不确定未来欧洲是否会成为一个政治天下，但建立一个“文化天下”应该很有机会，因为欧洲在知识、思想和艺术等领域依然具有优势地位。 比如，中国的形而上学认为一个事物宁可保持不完美的状态，才有更多空间来应对不可预料的变化，而完美的事物由于没有变化余地而变得脆弱，往往难以长久。我称之为“不完美主义”；另外还有应变性的思维方法论，如老子所言，应当永远像“水”一样随形而成，才有最大的生存机会；还有中国人对众多神明的同等敬仰，这与一神教传统形成对比。 这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不难接纳其他宗教和别处的哲学。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理解是深刻的，比如费格教授准确地发现了中国文化中缺少自主自律性的概念，这的确是中国思维中的严重缺陷。 6：从休谟那里，我们了解到应然无法从实然中推导出来。 对上帝来说，实然与应然是同一的，他仅凭绝对意志即可创造实在，于是，他的伦理学、美学、逻辑和知识都是同一的，一切都等同于他的意志；第二个例子是人类，尽管人的创造与上帝的创造相比微不足道，但人在历史和文明的创造上分享了上帝的创造性光辉，与其所为具有某种同构性，即实然与应然在人类发明的制度、伦理、政治和历史中同样合二为一。 7：天下理论是我的发明，但天下概念的确是周的创造，是事实而非文学。当然，您可以说周朝从未实现过它提出的天下理念，因为它的统治区域甚至小于现代中国。但天下概念所蕴含的原则、目标和结构，对于理论而言，比它的实践成就重要得多。 虽然周的实际统治仅维持了275年，但天下政治模式却延续了800年，直到秦始皇建立了新体制才算结束。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强盛的诸侯国成为一时之霸主，但它们都未曾想过要建立新制度，反而只是试图成为天下之新主，尽管都没有成功。它们的失败缘于缺乏获得普遍民心的“盛德”。早期中国有一个政治传统，天命的资格要由伟大德行来确认。贝淡宁将这种政治机制总结为“贤能政治”，不同于民众政治。有一点值得一提，最重要的德行还不是个人品德，而是对社会与文明做出意义重大的创制，前者只达到仁，后者才达到圣。传说中的上古圣王和名臣，要么是发明了政治制度或礼乐，要么教会人们使用火、建造房屋、耕种、造船、编织渔网，要么创造了文字系统、书籍、历法等重要事物。天下的故事走向终结时，秦始皇本来也想要重建天下体系，大臣李斯最终用一个无法抗拒的理由改变了他的想法：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虽然比无外天下要小，但统治者实际上掌控的权力却比天下之主更大，因此能够避免重蹈诸侯分裂争战的覆辙。 8：如今，互相竞争的权力和权利、诉求和需求以及自以为是的话语体系已经让割裂的、破碎的社会不堪重负。我并不是在批评个人权利——事实上个人权利对每个人都很重要——而是为现代性的自我挫败困境感到忧虑。 现代人对政治权威有着强烈的恐惧感，担心失去主体性的自由。政治权威有可能做出最坏的事情，但令人尴尬的是，民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其实政治威权人物在成为统治者之前就是民众的一员，而许多民众的愿望就是成为威权人物，他们是同一种人。孔子和柏拉图的观点在今天肯定不受欢迎（两人如果能见面，很可能会成为挚友）。我提起这一点并非怀古之情，而是说我们需要反思还有什么是更好的选项。在现代条件下，我们绝不需要专制权力，但问题在于，同样不能寄希望于自发的结果（比如“真正有效”的市场），也难以寄希望于现代民主程序（不论是代议制还是全民公投制），因为自私的众人同样可能做出非理性的选择。 另外，寄希望于利他主义恐怕也不可靠，这种品质不仅罕见，还缺乏足够的韧性来经受各种挑战。利他主义者恐怕永远无法生成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所需的足够规模人群。您的问题涉及了一个几乎无解的现代问题，即，现代解构了传统社会，却没能建立起足够稳定的新社会。当然，现代社会在开始时生机勃勃，但随着时间推移，它的内在矛盾愈加成为自身发展的阻碍，而恶化的市场与败坏的民主却无法自救。毁灭旧制度比建立新秩序要容易得多。 我不信任威权制度，因为它蕴含着独裁的危险，但也不信任民主，因为民主已被充满谎言与欺骗的公共意见所裹挟而沦为了“代主”。 我的理解是，宪法应当是政府与一切人以及一切人与一切人订立的契约。由此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宪法获得了完美的合法性证明。100%的同意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相对最接近普遍同意的制度应该是理性决定的制度。 9：真正的问题是从变在（Becoming）开始的，有变化才有问题。当人学会说不的时候，哲学才得以出现。通过否定词，人类发明了“可能性”，进而发展出关于选择、自由与未来的意识，于是人类为自己制造了“这样去在还是那样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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