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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存在论上讲，人的存在（existence）以共在（co-existence）为前提，或者说，共在先于存在。 为了在与他人共在的条件下永在，确保相互安全的风险规避原则就在理性的价值排序中占有首要地位。这就必然需要“孔子改进”原则，即任何人的利益改善必须同时必然地导致每一个人的帕累托改进。这种基于关系理性的思考方式将相互敌对最小化的努力置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之上。 但这只是一个纯理论论证，仅仅确定了理论上的出发点，并不能必然推出有效的实践策略。“合作逻辑”作为纯理论上的理性原则，我愿意承认是脱离实际的。人性和生活情境都太复杂，变量多到无法理论化，预测社会变化的难度恐怕超过预测地震和传染病。 2：关系理性的优势是能够排除最差可能性，即不利于共存的战争和敌对策略。这个问题也正是个人理性的弱点。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表达为简略的模式，个人理性可能带来三种结果：（1）1+1=2。意思是，每个参与者都得到了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虽然好，但几乎不可能，因为没有哪个游戏规则对每个人都是完全公平公正的；（2）1-1=0。这意味着同归于尽或两败俱伤的敌对行为；（3）2+0=2。意思是赢者通吃（通吃有点夸张了，实际上可能是大吃，比如1.8+0.2=2）。与之不同，关系理性试图实现1+1=3。这在数学上是荒谬的，但在存在论中却是可能的。它说明的是，如果能将个人理性难以达到的共享幸福最大化，这种积极的关系就能够创造超出个人所得的额外受惠。比如说，相爱所带来的共享幸福明显超出了“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这个例子有点讨巧，那么可以换成更常见的友谊或互惠合作，比如充分互信的合作不仅能够把交易成本降低到几乎为零，还可通过互助而增加更多的发展机会。最重要的是，关系理性排除1-1=0或者2+0=2这类令人失望的情形。在关系理性中，每个人的幸福都是共同关系的函数值。比较乐观的设想是，通过“孔子改进”的制度安排，每个人都将会比单纯使用个人理性获得更多幸福，至少更多受益。 3：简单总结一下，首先，关系理性的最大优势是排除战争和冲突，也就排除了最坏可能性；其次，互惠关系可以发展出循环性的“礼物”制度，包括物质上或精神上的礼物。基于关系理性的“礼物”并非出于慈悲或怜悯的慈善行为，而是考虑到最优结果和最小交易成本而做出的互惠激励或及时的互相帮助。D. 格雷伯在《债：第一个5000年》一书中讨论到，作为循环“债”的礼物关系最早建立了文明与人文制度的核心要素。这个人类学的发现与孔子主张的作为人性基础的仁-义循环相呼应。仁通常被粗心地翻译为仁慈、实际上仁的理论意义是：（任意两人之间的）互相关切。而义的理论意义是“人的义务”，而不是通常译成的“（正直）。” 互惠关系显然有助于降低每个人的风险成本。循环礼物基于“人义”（与保证自己利益的人权形成对比），意味着，做人即分享（与分割形成对比）。这说明了在形而上学基本设定上的差异：人是由关系所塑造的，而不是各自独立的个人自己决定的。 4：以前我迷信逻辑，很怕陷入循环论证，后来不怕了，因为发现循环论证可能是哲学理论难以避免的现象，而且未必是错误。循环论证在逻辑中肯定不能接受，然而现实不是由逻辑组成的。逻辑是数学的法则，却不是生活的法则。逻辑只有一维时间，而现实则有多维度的时间，就像博尔赫斯所形容的“时间的分叉”。如果一个哲学理论以现实为条件，那么很可能在基本观点即前提、假设或定义中存在着循环论证。其实即便是一个数学系统也可以在基础概念上存在循环解释，比如D. 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精妙的几何学理论，据说他的系统基于循环定义的基本概念因此摆脱了欧几里得传统所依赖的所谓自明的直观解释，自明性是不完美的证据。 5：比如教师试图传授给学生好的知识，却未必是学生想学的。显然，欲求（wants）有可能背离需要（needs）。我对民主的疑虑也在此，民主基于人们之所欲，可是“好事物”数量有限，远少于人们的欲求，满足不了人们以权利之名提出的合法诉求。如果跟随大多数人的欲望，世界终将陷入枯竭与毁灭。能够拯救世界并且保证所有人生存的是理性，而不是公众意见。民主如今退化为“代主”，不再是真民主了，所以我尝试在理论上寻找一种有足够能力防止集体非理性的“自带智慧的民主”。 平等概念已经过于臃肿，现在似乎已经不敢说哪一种事情不应该平等了，但这反而把平等变成了多种互相冲突的目标。现在恐怕需要把平等从相互矛盾因而难以实现的大量诉求中拯救出来，否则反而哪一种平等都实现不了。我们不必期望“孔子改进”能够产生一个完美公正或全面平等的社会，“孔子改进”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不过我坚持认为，比较而言，“孔子改进”好过其他各种福利改进方案，无论是帕累托改进还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顺便一说，上帝恐怕不需要伦理学，他只凭借想象力和美学就可以创造世界，或者他另有一套我们不能理解的超验伦理学，而他的超验伦理学很可能与美学是同一的，如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 6：完整的实践理性概念至少包含三种理性：个人理性、集体理性、关系理性。三种理性彼此独立，无法相互还原或被替代，所以我不会用关系理性来替换个人理性，也不能让个人理性变成集体理性。但我确实认为，个人理性远不足以给出生活问题的答案，集体理性是共同体决策所必需的，而关系理性则是解决冲突或敌对行为所必需的理性，用来平衡个人理性的自私。 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中，集体理性被认为是个人理性的加总。但令人失望的事实是，个人理性的加总不能必然产生集体理性——不仅未必是理性的，甚至往往是非理性的。因为严重冲突暴露的不是思（minds）的分歧，而是心（hearts）的鸿沟。 关系理性应该有助于跳出自我主义和大众主义的陷阱。关系理性意味着我们需要将事情放置在与一切人的一切可能关系中来看待。 《三体》中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充满外星文明的宇宙是一个零道德的社会，即一个极端的霍布斯情境，我们该如何应对？我想说，道德和伦理是人间奇迹，它们只存在于人人是弱者的社会中。尼采说得对，只有弱者才需要道德。感谢上帝让人人都是弱者，这是人类的“存在论运气”。正缘于此，人类才能发展出文明，特别是理性，来对抗专制强权。 7：天下体系并不许诺一个所有人走向至福的乌托邦，而是期望一个可实现的充满和平与共享的共托邦世界。这当然不是完美的世界，但完美本身就是一种危险。根据“不完美主义”，一个完美的事物会因为完美而脆弱。 我在重新构思天下体系时的工作之一便是剔除旧天下理论中的等级制与中心霸权，并且也试图避免让理论沦为道德主张，因为天下终究是个政治概念而独立于伦理判断。 8：天下旨在创造一个世界身份，而不是属于中国的地方性身份。天下理论考虑的是一个容纳世界与所有人的普遍兼容理论，目标是要达到类似于康德理论设想的普遍性。虽然，天下是一个取自于古代中国哲学的概念，但不意味着它为中国所专有，提出这个理论的人可以偶然地来自世界的任何地区，列支敦士登、瑞士、巴西诸如此类。天下应该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网络体系，而不是由某个国家所能支配的。天下体系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制度性质决定了谁也没有能力统治他者，因此只能合作共在。 其实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资源已经枯竭，越来越难以回应当代问题了。关于天下体系所需的必要物质前提，我相信至少会包括多种新兴科技，即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可控核聚变、以及全球通用货币（可能是数字的）等等。这些技术会对整个世界而非某个国家或地区带来全面的改变。科技会造福于所有人，但也可能带来严重危害，所以我们既需要技术，又必须保持警惕。事情总会有意外，比如，与早先的估计不同，互联网并没有成为一个充分民主和自由的虚拟社会，相反，它重复甚至也在放大社会偏见、隔阂、谣言、仇恨以及对抗，制造了一个“后真相”的世界，人们的隐私和自由处于时刻可以被侵犯的境地。如今我们怀着巨大的期许和深深的忧虑在等待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与基因编辑的时代来临，这些技术创造福利的能量巨大，但也能听到以技术统治为其手段的新专制到来的脚步声。我们当今身处于这样的境况：技术越来越新，而政治秩序、制度或体制却相对落后，难以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因此我相信，技术越是发展，就越需要一个与新的挑战具有同等规模的世界体系。天下体系是在这些挑战的压力下的理论构造，它与民族国家不构成冲突，而是在已有的国家体系之上加上一个另一种性质的系统，包括世界宪法及其制度安排。 因此，我主张以“预付人权”替代有理论漏洞的天赋人权，或可改进人权概念使之更为健全。简单地说，预付人权意味着：（1）用有条件权利替代无条件权利；（2）每个人出生就被预付了一切人权；（3）如果某人侵犯到别人的人权，他的相应人权就失效，或者说，如果某人放弃了尊重他人的人权的义务，就视同自动放弃他自己的相应人权。您应该不难看出，预付人权的重点在于恢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关系。我相信义务甚至是更关键因素，因为义务在逻辑上可以必然导出（entail）人权，但反过来则不行，权利仅在弱的意义上蕴含（imply）义务，即只在“实质蕴含”（material implication）意义上有效，因此权利不能必然推出义务。在义务和权利的关系中，人义才是人权的逻辑基础。 9：在文化层面上，天下体系必须为一切文化保留充分发展的空间。但平等概念也是一个不清楚的概念，缺乏明确的限制性。比如说，以反歧视为名的政治正确暗中赋予了一切事物以相同的价值，但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人会取消价值排序。我们痛恨歧视，可是价值排序已经意味着某种歧视。平等概念依然是个疑问。 我没有足够能力预见资本主义的未来，但对未来有个想象——不是预言——所有在历史中高度发展的文明基因很可能都会在未来得到继承或复兴，而且很可能形成相互补充的混合文明，就是说，无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主义，其基因都不会完全消失。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天下不是一个无国家的世界，不是创立一个世界国家，而是将一个新世界加在旧世界之上，旨在添加一个覆盖性的新体系。就是说，天下不是一个背离传统、历史与过去的现代计划，也不是后现代式的对一切标准的解构。天下体系设想的未来世界将由两个政治层面构成：天下体系和国家体系。关键在于，天下体系是一个网络架构，以关系而不是以个体来定义政治单位，并且试图解决和控制世界规模的问题，比如世界和平、文明冲突、核武器、气候变化、能源和资源、人工智能、基因科技、互联网、全球金融、义务与人权等一切世界规模的议题，并不有违国家对国内事务的裁定权。 关于政治合法性与伦理正当性之间的关系，我不否认天下的伦理正当性，但更强调天下的政治合理性，尤其考虑到世界和平、经济体系和技术效率。这意味着政治理性是天下体系的首要特征，而伦理价值只是副产品。伦理虽然重要，但如您所说，伦理价值不足以论证政治合法性。 中国早期政治文献中的“和”，意思是“协和”，即兼容性（compatibility），主要涉及所有人或一切邦国在政治上的兼容关系。另外，在形而上学上，“和”指的是不同事物在存在上的兼容性。我个人愿意借用莱布尼兹的概念将其译为“compossibility”（共可能性），这个词清楚表达了人或事物的共在可能性。以兼容性或共可能性来定义的和的概念，表达的是存在论上的状态，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概念，并不代表特定文化的特殊价值。我相信无论政治还是伦理的价值都不能由某种政治或伦理来定义，而最好能够根据存在论的理由来定义。 (声明：本文为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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