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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行书从冷门走向热门,王羲之父子的书法王国

 沐冬阳 2021-11-11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讨论了行书的产生,虽然行书产生于汉末,但是它大放异彩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书特点、代表书家以及代表作品:

一、汉魏之际行书及代表书家

汉魏是行书的形成期,对行书的了解主要是见于文献记载。根据史料记载,汉魏之际的代表书家有刘德升、锺繇、胡昭。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刘德升的书迹,只能凭借史书记载推断他的行书特点。

张怀瓘《书断·中·妙品》云:“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时,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

文献记载留下的的是“胡书肥,钟书瘦”这么一个概念,我们现在并没有真正见到他们的行书真迹。

锺繇(公元151-230年),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东汉时官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魏明帝时进太傅,封定陵侯。其楷书绝世;“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

胡昭(公元162-250年),字孔明。颍川(河南禹县)人。甚能史书,真行又妙。其书迹全无。

从传为锺繇的一些楷书作品比如《墓田丙舍帖》、《长风帖》来看,楷书中带有行书笔意, 显得“古质”,张怀瓘《文字论》论曰:“夫锺王真行,一古一今,各有自然天骨。犹千里之迹,邈不可追。”

《贺捷表》:

锺繇时代,“行书作为新兴的书体,笔法规范当然未遑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当时 行书权威锺繇来说,既然八分书最妙,隶书笔法自然精熟,作行书自然势必取隶书笔法。即使锺繇欲立行书笔法,亦难摆脱隶书笔法在书写习惯上的束缚。”

汉魏时期,可见的书迹只限于一些残纸及器物上面的文字,这些书迹大多带有浓厚的隶书痕迹。《东汉永寿二年瓮题记》书于东汉永寿二年(156年),其上面的题记体势尚圆,笔势生动,行书气息较为浓厚。

《东汉永寿二年瓮题记》:

二、魏晋时期行书及代表书家

魏晋时期,社会极度混乱,士人们为了避免复杂的斗争,纷纷遁迹山林,清谈玄学,雅好翰墨,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了自由和解放。此时,造纸术已有相当的发展,藤纸和麻纸相继出现并且质地很好;长锋兔毫笔和鼠须笔也已出现,这些都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同时,书法欣赏已经开始自觉并已成为当时士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云:“晋、宋间人以风度相高,故其书如雅人胜士,潇洒蕴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态,自觉有出尘意。”

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之一表现在行书方面。

西晋(265-316)是行书继续演进时期,卫恒的《四体书势》云:“魏初,有锺、胡而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锺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说明当时的行 书已经比较流行。

对于卫瓘行书的描述可见当时行书的发展特点。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记载:“觊 (卫觊)子瓘字伯玉,为晋太保。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是相闻书也。”卫瓘集张芝与卫觊法为一体,更为草藁,草藁就是所谓的相闻书,即是与锺繇的行狎书是一类,实际上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行书。卫瓘的行书到底是什么样的面目,真迹也不见传世。

东晋是行书发展的巅峰期。虞世南在《书旨述》中说:“逮乎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无所不工。八体六文,必揆其理,俯拾众美,会兹简易,制成今体,乃穷奥旨。”所谓的今体当指当时盛行的行书。在张怀瓘的《书断》中专门收录了王珉的《行书状》:“邈乎嵩、岱之峻极,灿若列宿之丽天。伟字挺特,奇书秀出;扬波骋艺,余妍宏逸;虎蜛凤跱,龙伸蠖屈。资胡氏之状杰,兼锺公之精密;总二妙之所长,尽众美乎文质。详览字体,究寻笔迹,灿乎伟乎,如珪如璧。宛若盘螭之仰视,翼若翔鸾之舒翮。或乃放乎飞笔,雨下风驰,绮靡婉丽,纵横流离。”经过王廙、王洽、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等人的努力,出现了清 新简易的“新体”行书,除了上述所举的书家外,史书记载的书家还有卫铄(后世称“卫夫人”,王羲之的老师)、王导、庾翼、谢安等。

王羲之《平安帖》

王献之《十二月割舍帖》

王珣《伯远帖》

谢安《中郎帖》

南朝宋、齐之际推重王献之,梁、陈而下,因梁武帝之力,王羲之得到推崇。书风多笼罩在二王之下,代表书家羊欣,薄绍之、王僧虔、王慈等。

王僧虔《太子舍人帖》

王慈《柏酒帖》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详细了解,魏晋时期的行书核心人物,王羲之、王献之、王珣,了解其人及行书风格;欢迎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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