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海东 联系茨维塔耶娃生平中最不幸的时光，我们很容易理解帕斯捷尔纳克写给她的这句诗:“你的名字是漫长的国境线”。 国境线，而不是国，这是茨维塔耶娃生而为人，生而为俄罗斯白银时代晚期女诗人的巨大悲剧。19世纪末期20世纪上半期，很多优秀的俄罗斯文学艺术家，正是这样最破碎的英雄主义音符。而在这样的破碎中，诗人的悲剧光芒，尤为灼伤人们的眼球。 由于巨大的才华和命运，终身颠沛流亡的茨维塔耶娃，在某种意义上不属于任何国家，她首先选择流放，在回国两年后又选择自杀。茨维塔耶娃的悲剧，首先是被迫失去祖国的悲剧。 “你的名字是漫长的国境线” 玛琳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1892生于莫斯科，1941年，在为求生作出最后一搏斗之后，自杀身亡，似乎这世界上谁也帮不了她。今天的人似乎很难理解，一个已经享誉国际的女诗人，谋求一份洗碗的工作来养家户口，也不能遂愿。而在此之前，同样的不幸让她一直在漫长的国境线上徘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罗茨基宣布茨维塔耶娃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便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评价，更带有一种很强烈的悲剧情绪——这也意味着她遭受毁灭的强度：祖国和异乡，都没有她的容身之地。在灵魂和艺术上的高贵与纯粹，使她不幸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命运——所有的粗鄙和残暴，都将是她的死敌。 今天的人们阅读俄罗斯白银时代那些璀璨的艺术明星，只有扼腕叹息，同时也很容易理解他们的悲剧命运——在新与旧剧烈厮杀的时代，最敏感的灵魂，将遭受最强烈的痛苦，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同那个时代众多的优秀诗人和艺术家一样，茨维塔耶娃有着不凡的出身。她的父亲伊·弗·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的艺术史教授，俄罗斯第一家精美艺术博物馆的创建人。母亲玛·亚·梅伊恩有德国和波兰血统，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 茨维塔耶娃后来在自传中说，有着这样的母亲，意味着她必定成为诗人——作为音乐家的母亲，更为强调艺术和灵魂的高贵与优雅，不在乎现实和物质，只关心精神和唯美。“有了这样一位母亲，我就只能做一件事了：成为一名诗人。”她在自传散文中写道。事实上，茨维塔耶娃也很早就显示出一个天才诗人的实力，她十八岁便发表了第一本诗集《黄昏的纪念册》，很快就获得当时的许多文学前辈赞赏。紧接其后出版的诗集《魔灯》和《选自两本书》，更显示了她在艺术上的飞速成熟。 但时代的崩溃颠沛的命运很快就站在了这个敏感的女诗人眼前。俄国内战与十月革命，意味着无数人必须作出选择，是跟着旧时代一起下沉毁灭？还是迎合时代的步子蜕变？这一点，今天的人也许能够理解，但很少再有人像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人那样用全部的人生悲剧去承受这种巨变带来的精神折磨。 茨维塔耶娃早期的悲剧生活，在1921年出版的诗集《里程碑》有完整具体的展示，生活风雪交加，亲人离散，与此同时，在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个人前途几乎总是一个未知数。茨维塔耶娃第一次离开祖国，是为了追随丈夫。 1922年，茨维塔耶娃因为追随丈夫而来到巴黎后，祖国作为主题，便反复在她的诗歌中出现——这一浇筑全部情感的思念，占据了她大部分文字。 为了寻找和靠近“祖国”，茨维塔耶娃来到了柏林——那里当时是俄罗斯侨民文化的中心之一。她在那里见到了叶赛宁、安·别雷和鲍·帕斯捷尔纳克。柏林时期也是茨维塔耶娃创造力最旺盛，成就最高的时期。 1925年秋天，茨维塔耶娃与丈夫以及出生不久的儿子莫尔迁居到巴黎，在第一时间靠近了旅居巴黎的白俄侨民界，但这段试图靠近“祖国”的努力，最终被证明是令她失望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朋友们发现她流露了某种亲苏倾向，对马雅可夫斯基表示出好感以后，这与她早年支持丈夫参加白军一样令人难以理解，这样的倾向性选择，使她的处境艰难，她写到，“我在这里是多余的，而回到那里又不可能。” 她就这样一直站在国境线上，回来和出走，都成了问题。 但也正是这段生活，成就了她的散文创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茨维塔耶娃花费大量的经历转而进行散文创作，是她出于散文比较“大众化”的考虑，但这些散文创作，也并未拉低诗人的艺术水准。在其诸多散文作品中，今天人们反复阅读和研究的，是十六篇自传性回忆文章。人们在这些散文中，可以细读茨维塔耶娃的心路历程。 不过最终，还是强烈乡愁把茨维塔耶娃带回了祖国，但当1939年她结束了达17年的流亡生活回到祖国后，却正好赶上了严酷的“大清洗”时代，女诗人一家迎头装上了枪口。在1941年的叶拉堡市，享誉国际的女诗人死于求生中遭遇的绝望。 “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了” 由于茨维塔耶娃强烈的性格、情感的纯粹与决绝，即使今天的人们，也似乎很难适应。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爱与死亡几乎是相互依存互为形影。最让茨维塔耶娃感到绝望的，是她作为一个脆弱敏感的女人，而看到爱与死亡的全部残酷真相。正因为这样的认识，她才能够写下这样的诗句：“我生活中的一切我都喜爱，并且是以永别而不是相会，是以决裂而不是结合来爱的。”这是与常人背道而驰的态度。对她而言，爱是比生命更脆弱的东西，比生命更容易死亡，也更为惊心动魄、毁灭灵魂。 在今天，对于更多的女性读者而言，茨维塔耶娃的爱情让人感到颤栗。出生在艺术和音乐的家庭，使茨维塔耶娃的叛逆以别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有故事说，她在青春时代爱上了一位叫尼伦德尔的大学生，为对方写下大量的抒情诗，然而对方却对此冷漠无视。由于无法承受这种爱带来的痛苦，她买了一把手枪到一家她精心挑选的剧院自杀，所幸枪内装着一颗哑弹，才没让她过早地夭亡——她的青春期生活按照戏剧化的方式完成。 “你给过我童年，更给过我童话，不如给我一个死——就在十七岁。”今天的读者，通过阅读这样的诗句，便可以领略茨维塔耶娃的青春期状态和刚烈性格。 也正是这样过于强烈纯粹的情感原因，当茨维塔耶娃纠缠于爱的主题，便永与死亡无法脱离干系。但悲剧的是，她的情感也是非常过于自我的。不仅爱情如此，她在诗歌创作上，也几乎完全特立独行。在茨维塔耶娃看来，诗人应该不属于任何“群体”。所以，茨维塔耶娃首先没有国家，其次没有同行者。 在茨维塔耶娃的诗集《摘自两本书》中，她这样写道：“我的诗行是日记，我的诗是我个人的诗。”于是在她的早期诗歌中，人们能够阅读到，她的困厄和悲苦，是彼得堡的贫困和悲苦，她的刚烈，也是彼得堡的刚烈。也就是说，彼得堡的生活对诗人早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关于女诗人的感情经历，今天最为人们关注的，还是她与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的三角恋情。从这段恋情中，我们也很能直接地感受到茨维塔耶娃面对灵魂和肉体时的强烈矛盾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疯狂情绪状态。 茨维塔耶娃是通过帕斯捷尔纳克认识里尔克的。1926年春天，她第一次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通信获得联系。大量的书信使这段情感能够永恒地流淌在岁月长河中，供人们揣摩品味。在这样的恋情中，他们的亲吻和拥抱都停留在纸张和文字之中。由此可以看出，茨维塔耶娃努力地试图超越肉体的情欲，将这种情感向精神皈依，并以此来超越容易速朽的两性之爱。 在献给里尔克的一篇文字中，茨维塔耶娃这样论述自己的这一见解：“每一个人的死，都必定融入到别人之死的行列，都必定在死亡之列中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地位”。茨维塔耶娃如此强烈地追求她的真理，以至于无论多么落魄的生活磨难，都无法改变她——和死亡意识裹挟在一起的极为强烈的情感追求，成为她生命中最重要主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个完全无视生活的人，在返回苏联的最初日子里，为了谋生，她翻译国外文学作品，做清洁空，帮厨等，但即使在翻译中，也保持了一个文学家的纯粹和严谨。 接触过茨维塔耶娃的人，都分明地感受到她使人颤栗的疯狂。这大概是她作为女人的潜在天性，必须首先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作为女诗人的茨维塔耶娃。 与人们从她与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的三人恋情里得到的印象相反，茨维塔耶娃很多时候也坦然承认爱情有追求肉体层面的淫欲，只不过她更加强调心灵的交融。所以她对里尔克写道，“我不是活在自己的嘴上，吻过我的人，会错过我的。”可以再次强调一下，这是她认为情欲超越速朽的唯一途径，但她也强调，肉体的结合正是她达到心灵交融的必然桥梁。但她给瓦洛申的信中便说：“我主要的热情是同人倾心交谈，可性爱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钻进对方的心灵。” 然而，事实上几乎很少有人能承受她的情感强度，她的自我和疯狂。“当一个诗人刚刚呼唤过另一个诗人时，空气和天空会出现什么变化。”她写到。美国传记作家利莉·费勒在她的茨维塔耶娃传记《诗歌、战争、死亡》一书中这样评价她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的三角恋情与精神交流：“这不是真正的三方面通信，因为茨维塔耶娃成功地把帕斯捷尔纳克撂在一边。安娜·塔维斯，主要是里尔克研究专家，揭示出里尔克和茨维塔耶娃之间的鸿沟。” “被自己的自恋感情所陶醉，茨维塔耶娃违反了书信写作最神圣的原则，对里尔克的声音充耳不闻……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信件中的低音闭目塞听，导致她只聆听自己声音的回响。”“在她对精神联系的绝望追求中，她走的是自我失败之路，要求那不可能的，结果是作为女人什么也得不到。” 事实上，茨维塔耶娃自己也一直在反思这一点，她说，“我一直被笼罩在一些摆脱不掉的思想所构成的帷幕中，这些思想永远是病态的，永远在蛀蚀着心灵，永远与事情的真实处境相矛盾。变化的仅仅是帷幕。其他的人能正确、经常地看到生活，我却从未看到过，也永远看不到。” 无论如何，让我们重温一下她在自杀之前给儿子留下的遗言：“小莫尔，请原谅我，但往后会更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了绝境。” 她是耀眼的星光，更是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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