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贺龙手下这支红军，一不小心就走到了缅甸……

在江边，他们看到对面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部队，这些人说的话我们听不懂，军服也从未见过，武器却十分精良。红军战士推测，这可能是某个少数民族土司手下的“地主武装”。

长征中走出国境的红军

1936年，中缅边境上的双方的武装人员——这摄影师没准是中国人，他拍摄的方向是从中国一侧朝向缅甸一侧，而且中国旗比英国旗高那么一点。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正中央的横杆应该是国界，两边竖立着双方的国旗，中国一方的人员是典型的滇军装束。

参观云南讲武堂可以看到蔡锷、唐继尧塑造的滇军形象。

但对面就有些混乱了，除了一个戴盔形帽的洋人（当时缅甸是英国殖民地）以外，其他人穿着的服装充满了艺术魅力，不禁让人琢磨当年红军看见这样一支武装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感觉。

等等，红军？！红军怎么可能跑到中缅边境？

历史上，还真有一支红军曾经来到中缅边境，他们是后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当时叫做红二、六军团，指挥员是贺龙和萧克。

第一次听到这件红军长征走到外国的奇闻，是在制作中央电视台《讲武堂》节目的时候，和徐焰将军搭档一起讲红军长征，结果被他带歪了话题。

你知道红军长征走得最远到了哪儿吗？有一支部队一直走到了缅甸！

目瞪口呆之下详细了解，才知道这件事虽然古怪却也合理。

红二、六军团长征的起点是湘西，贺龙在这里“两把菜刀闹革命”，建立起了红二军团。最初中央红军长征是想去那里的，派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于1934年7月出发赶赴湘西与贺龙所部会合。

会合是成功的，但也引来了蒋介石的警觉，他在中央红军去湘西的方向布下重兵。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先后打开了四道封锁线又突破湘江，损失过半的红军终于醒悟过来，中央红军转向贵州前进，到达了遵义，在那里召开遵义会议，抛掉了原来的左倾路线，由毛委员带着大家继续前进，后来他们又汇合了四方面军……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问题是，这个时候，红二、六军团还为了掩护主力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和老蒋的130个团捉迷藏呢，直到11月份才启程长征。以他们为主力在1936年7月成立的红二方面军是长征出发最晚的部队。

这样一来，就出了一个“路线”的问题。

受敌情的影响，红军长征北上的路线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绕到云南，再从四川西部穿越雪山草地奔向陕北。这条路崎岖难行，但国民党统治薄弱，多有空白区，为红军的机动提供了条件——连崎岖难行也未必是个坏事，这不正好把白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吗？

问题在于，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从这条路过去了，国民党军尾随而至，原来的空白区，成了敌军重兵驻防的地区。贺龙他们该怎么办？

抗战的时候，日军给这位后来的红色元帅起了个外号叫“花和尚鲁智深贺龙”，但贺龙的用兵实际上充满智慧，绝非有勇无谋之辈。

所以，他们用了一个简单的处理办法——总体上，红二、六军团还是走这条路，只是路线比红一方面军走得更靠南，更靠西，那边，国民党军还没来得及过去呢。

然而，这样一来，就给红军长征走出国境创造了条件——这条路，已经快要擦到边境了啊。

红军走到缅甸，是在1936年6月。当时红二、六军团分成左右纵队齐头并进，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作为左纵队到达甘孜地区。这里在民国时属于西康省（1936年叫川边特别区），是军阀刘文辉的地盘。

国民党24军军长刘文辉，建国后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很受尊重，这应该与他曾为维护中国西南边陲主权的贡献有关。

毕竟刘也是一个军阀，面对红二、六军团时还是竭力抗拒——他怕红军来抢地盘啊！而且，蒋介石还派来了中央军16军协助他进行防御。

其中，国民党军在甘孜南部的重镇巴塘附近严密布防，这里本是刘文辉亲信傅德铨（138师6旅12团团长）部驻防之地，国民党中央军16军第58师参谋长沈凤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二期生，此时兼任四川巴安警备司令部少将司令）率军来援。红军翻山越岭而来，见敌军已经严密设防，便没有去攻打巴塘县城，只在外围和敌军交战，而后便转道白玉县城而去。

巴塘，已经到了青藏高原的边缘，今天被称为“川藏线的南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就在巴塘外围的战斗中，红军有一个团转道向南再向西，试图通过绕道摆脱敌军的纠缠，和主力失去了联系。这个团的具体番号，至今没有查到，只知道他们属于开国上将贺炳炎的部下。结果，几天以后，这支红军走到了一条江的江边，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便是跨越中缅边境的界河——独龙江。

也正是在江边，他们看到对面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部队，这些人说的话我们听不懂，军服从未见过，武器却十分精良。红军战士推测，这可能是某个少数民族土司手下的“地主武装”。

大英帝国如果知道会把鼻子气歪的——那是我们为缅甸自治领训练出来的欧式军队啊。

这支“地主武装”的头头倒是没有敌意，态度很温和，给了我方联络人员一封印刷精美的信件，可惜没人看得懂。对方还给我们送来了一些粮食和酒，似乎是作为礼物。通司只会当地语言，面对红军五花八门的方言无能为力，双方只好比比划划地进行了沟通。

通过这样的沟通，红军还用银元买了一些必要的补给，随行的军医发现这个村子颇为富有，居然还有西药卖！这支武装虽无意与红军交战，但挡在那里似乎也不愿意我们继续向西走，红军此时对于少数民族同胞的政策很明确，对他们普遍进行争取，哪怕是地主也一样，所以也设法表达善意，说明目标是向北而不是向西。

休息过后，彼此没有发生冲突的双方握手而别，对方目送我军转道北上。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可能不过是红军严格执行少数民族政策的一段佳话。然而，战士们把那封信带上了——毕竟那东西印得精美，丢了可惜。

当这个团在白玉县追上了大队，遇到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终于弄懂了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开国上将甘泗琪，出身湖南师专，后来又到苏联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红军中绝对的高级知识分子。

懂英文的甘泗淇看过那封信，哭笑不得地告诉战士们——你们走得太远了，都走到缅甸的克钦邦去啦！这个，是英缅当局给我们的外交照会，意思是问我们从哪里来，越境目的是什么，有什么要求……

原来，他们遇到的是英缅殖民当局的边防人员和殖民地军。不知道缅甸那边是怎么记录这件事的，或许直到红军离去，他们都不知道已经和红色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外交活动呢。

瞧，真有红军长征走出国境的吧——还没有一个带着护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