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96 期 〓
记忆中，一生中只去过十次北京。
第一次是“文革”期间“红卫兵”大串联，那时坐火车、住宿、吃饭都不花钱。我和一位校友整整坐了一夜另半天的火车到了京城，然后住进东单煤炭部机关的大会议厅里。第二天一大早，大喇叭通知有中央首长接见，于是我们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起排队，到人民大会堂北大门前的方队中坐定，大约中午一点多钟，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和接见。
回顾这段难忘的经历，深感荣幸与骄傲！
第二次赴京，是去协和医院接单位的一位病人出院。记得那是个隆冬季节，当我把那位病人从医院接出后，在物资十分匮乏的岁月里，我在北京大街上连续跑了两三家门市部，才买到两瓶“红星牌”二锅头，和一次最多只能买五块钱一条的两条猪肉，然后与病人匆忙返回包头准备过年。
第三次赴京，是包头矿务局一年内连续发生三次瓦斯爆炸事故后，在向煤炭部呈送的检查报告未能通过时，专门为修改那个“检查报告”而去。
那次，王树义副局长代表包头矿务局，先期在京参加了全国煤炭安全生产工作的筹备会议。在会上，煤炭部有关领导，针对包头矿务局对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思想认识不高，整改措施不力，工作不到位等问题予以批评，并要求重新做出检讨！
因临近大会正式开幕，时间紧迫，局领导决定派我和王建民二人前往北京，并会同先期参加会议筹备工作的王树义副局长，共同完成重写报告的任务。
我们下榻在北京矿务局门头沟招待所，经过两天紧张的推敲修改，并最后通过大会筹备处的审定后，王树义副局长在王府井“东风饭店”小宴了我俩，而后我们一路返回包头。
第四次去北京，是因我被临时借调煤炭部安监局帮助工作。在短短的三个月中，除编发了若干期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简报——“战地黄花”外，有时也帮助值值夜班，接接电话什么的，还曾为突击检查北京矿务局的安全生产工作，起草了检查方案，并在西单电报大楼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电话会议，将胡富国副部长提出的，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控制在3人以下的奋斗目标，以简报形式通告全国各煤矿。
三个月后，我与同去部机关帮助工作的湖南黎姓同志，在准备返回原单位工作前。煤炭部安监局领导，为我俩每人搞到一张参观中南海的优待劵。于是，我俩一起走进中南海，瞻仰了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故居丰泽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