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借榻云林馆，卧听仙家声
时下，在书法界很是热闹，缘由是“丑书”盛行，我看陕西举办的一个国家级书法展览，获得金奖的作品，皆与我心目的“好作品”相去甚远，俱属异类，然而叫好声不绝，当然，置疑之声也是多多，甚至列为当今社会怪象之一。 我于书法自是外行，只能根据“法帖”识得一二，但如获奖的这类书艺，实在是看不懂，不敢乱说，但却由此想起一个人，其“丑书”也是横绝一世，他便是元末明初的文坛领袖杨维桢。 对杨维桢这个名字是早就知道的，很多年以前，湾岛曾发行过一套《岁寒三友》的古画邮票，其中一枚便是他画的《岁寒图》，于是，借助刚时兴的网络，查阅过他的相关资料，遂识得此人，顺便还知道了明代的陈洪绶及夏昶，那还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杨维桢《草书题钱谱》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道人，绍兴路诸暨州人，元代文学家，进士出身，曾任天台县尹，后寓居胥浦，即今上海金山，年74岁逝世。 他出生于名医世家，名字的出处为《大雅·文王》，“王国克生，维周之桢”，家境应该是很不错的。 其父曾依山筑楼，藏书万卷，四周遍种红梅，他兄弟便在此间苦读；因藏书楼依铁崖山而建，他遂以山取号，时人称为“杨铁崖”,又因他擅吹铁笛，所以又自称为“铁笛道人”。 杨家的家教甚严，曾有一个著名的传说，为让儿子们学业有成，其父竟令他兄弟上楼读书，并将梯子撤去，每日派专人“辘皿传食”，这一读便是五年时间，这样的教育方式，怕也是古今难寻。 
这笛子好像折了，纪念馆也不修一下。 杨维桢自幼颖悟，他黾勉苦辛，朝乾夕惕，学业日渐精进，名闻乡里，皆言其日后必成大材。 以上，《元史》记为：“父宏，筑楼铁崖山中，绕楼植梅百株，聚书数万卷，去其梯，俾诵读楼上者五年，因自号铁崖。” 元人于科举不甚上心，入主中原后数十年未尝行科举之事，官员的擢拔亦是以蒙荫为主，辅之以举荐；所以，作为悬壶世家的杨维桢虽才高八斗，却是无缘仕途，只能四处游学，一方面增加了学识，另一方面则也大开了眼界。 好在后来在汉臣的一再要求下，元人终于开科取士了，杨维桢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以他的学识当然如探囊取物般地一举拿下，时年他30岁；同期及第的，还有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萨都剌。 
关于元代科举，在人们的观念中其实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认为正因为元人不重视科举，才导致了大量文人沉沦下僚，混迹勾栏，促成了元曲和杂剧的勃兴，这不能说不对，只是有些太偏颇和绝对了。 元人并不是不尊重文士，只是对只知以“诗、词、歌、赋夸示于人”，而对“经世之术”一窍不通的文人是极端地瞧不起，后期除权相伯颜擅权时停办了两次外，科举一直是以三年一次的频率进行，一直坚持到灭国之时。 中进士后的杨维桢，很快便被授以天台县尹，在元朝来说，这其实并非地方一级的最高长官，因为最高行政一把手俱由蒙古或色目人担任，即所谓的达鲁花赤，所以，他这官当得也很憋屈，不久便遭奸吏报复被黜。 
据《元史》载，后来他又继任职钱清盐场司令，我是不知道这个“司令”是何种官职，听来有些“高大上”，但实际上只是个从七品的盐官，估计也是如“弼马温”般的“齐天大圣”，因为他因请求减轻盐税不允，所以便心灰意冷，投印辞官，便做了个散淡的江湖闲人。 后来他的为官经历便有些模糊了起来，似乎又参与了修订辽、金、宋三国史书，在此期间所作《正统辩》一文影响很大。 所谓正统之辩，是指当时同时存在的这三个国家正朔的争论，作为江南汉族士子的杨维桢，当然是力挺以大宋王朝为正，故而洋洋洒洒地为之辩，此论文采斐然，论证清晰，酣畅淋漓，深受到修史总纂官欧阳玄的赞赏，言“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 
诸暨三贤馆之杨维桢 不过，最后彻底走出元中央，是因为得罪了丞相达识帖睦迩，所谓何事不得而知，以杨维桢的身份，按说是够不到丞相这个级别之人的，不可能同其对话，我想，肯定亦是因类似修史一类的事而产生冲突，毕竟，那达识帖睦迩也是学者型的高官，“读经史悉能通大义”。 杨维桢性格狷直，行为放达，导致仕途挫折，在低级官吏阶层上“十年不调”，最后好歹是被授了个建德路总管府推官，继升江西儒学提举，但因战乱受阻，未上任，这是他此生担任最高的官职了。 “有子贡倦而愿息之心”的杨维桢最终是走出官场，寓居金山，筑园圃蓬台，他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曾书榜文于门，“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 
杨维桢《元夕与妇饮诗》 从榜文看，这杨维桢亦够矫情，他不是闭门谢客，亦非不与人交往，只是表示对他不喜欢之人的一种态度；实则他经常同一众气味相投者吟咏唱和，诗赋相乐，热闹异常；甚至还设“应奎文会”，臧否天下文章，一时文人聚集，俨然文士班头。 他亦喜欢游山玩水，出行形式却大不同于一般文人，芒鞋策杖，最多一二书僮相伴；他的动静就大了许多，书载其为：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时值元末兵乱，烽烟四起，各地豪强纷纷割地自立，大元朝已是天柱将倾之势，他所处之地乃张士诚控制，这张大王对文人是相当器重，那《水浒》之施耐庵，《三国》之罗贯中都曾聚于旗下，杨维桢文名甚重，自是其笼络之对象，于是，张士诚遂遣弟张士德递上橄榄枝，然杨维桢拒而不授。 
朱元璋立国，亦招其为官，他答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明显就是不给面子，朱皇帝不死心，再遣使相逼，无奈之下去了南京，但是，去则去矣，然心实不甘，遂作《老客妇谣》，一抒不满之感。 “老客妇，老客妇，年行七十又一九；少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犹存旧箕帚；……老丑自有能养身，万两黄金在纤手。上天织得云锦章，绣成愿补舜衣裳，舜衣裳，为妾佩，古意扬清光，辨妾不是邯郸娼。” 想这杨维桢胆够肥，不仅写这乐府让朱皇帝难堪，而且还威胁说：“皇帝以吾之能以能之，非殚吾所不能则否，否则惟有蹈海而死耳。”意思就是说，你朱元璋恃强凌弱，让我做我愿做之事，逼急了，不就是个死嘛，你看着办。 
从形式上来说，这首诗属乐府中的“谣辞”，杨维桢写有很多这样的作品，也许这样新歌谣体乐府似的“清唱”，更加符合他随意的心境，发挥更自由，更潇洒，所以，他是很乐意用这样的体裁。 诗的意思明确无误，就是不愿服务朱明王朝，因他名声太大，朱元璋对他也是无可奈何，只让他权充当纂修礼乐书的顾问，象征性地指导一下。 于是，杨维桢“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书叙例略定，即乞归家。”朱元璋倒也没有食言，任其行止；他如宋濂所言，“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回金山潇洒去也。 
但悲催的是，回去不久便生大病，倏忽而亡，史载，“至家，易箦，急撰《归全堂记》，掷笔而亡。”葬于松江县西北，一代名士，匆匆谢幕，宋濂特作《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以记之。 杨维桢居元末诗坛领袖地位，但他的思想颇为复杂，不象是在儒家传统文化中浸润时久的文士，也许是受东南沿海功利思潮的影响，他的思想是有着很强的叛逆倾向。 故而，明代诗文家，以布衣召修《元史》的翰林学士王彝，直接将其视之为“文妖”，斥责杨维桢是“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其作品是大逆不道，实是不为主流意识所容的异端学说。 
杨维桢《真镜庵募缘疏卷》 局部 王彝之说，自然不是空穴来风，亦不是闭着眼睛一通地胡乱打，杨维桢的作品中，踰规之处实在是太多，在表达上也是驰骋异想，诡异迭呈，行文方式炫目耀眼，节奏跳脱，让人颇有云雾之感，我想，如果王彝说的是文风，称个“文妖”也无不当，就如同他的“丑书”一样。 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对杨维桢亦是颇多责言，尤其是看不惯的是，他成天同顾瑛这样集文人与商贾于一身之人混在一起，而从者甚多，搅得江南士林乱作一团，曾言道： “人主移于贾而国本雕，士大夫移于贾而廉耻丧……杨维桢、顾瑛遂以豪逞，而败三吴之俗。” 但为其叫好之人亦是多多，《四库提要》就以“横绝一世之才” 冠之，我不知这一句是哪位执笔者所写，但至少是得到总编撰纪晓岚的首肯，对他的诗歌则评价曰： “乘其弊而力矫之，根柢於青莲、昌谷，纵横排奡，自辟町畦。其高者或突过古人，其下者亦多堕入魔趣。故文采照映一时，而弹射者亦复四起。”
将其诗赞为源于李白和李贺这样的诗界大佬，可见地位之高，元代的诗歌成就本显单薄，几无大家可言，如果说在那一堆写诗的文人中，硬要拉出一个能开宗立派的诗人，那肯定是非杨维桢莫属了。 至少相比之下，他的诗歌是被称为“铁崖体”，不说是能代表元代诗歌的最高成就，然毕竟无人能与之相匹，有元一代有着那么大的影响力者，仅此一人而已。 在当时，他的身边聚集着一帮志同道合之人，他以“铁雅派”取其名，宋濂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说，“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所以，他那“横绝一世之才”的名头，绝对不是冲话费白来的。
他的诗如天马行空，他的画纵横不羁，他的书任意而为，他的文恣意狂放；这一切与元末理学式微以及战乱动荡频繁密切相关，及时行乐是一种时尚， 在杨维桢的思想体系中，我觉得其根基是源于庄周的“自然”，他特别强调个性解放，在他的脑海中，全无避世和委曲求全的观念，所以，其言行也显得异于常人，没有任何地束缚，这不仅体现他的艺术作品中，也凸显于他日常的生活中。 杨维桢的文学主张可以说是开明代“性灵派”的先河，他主张文学要“发乎情”，却不必“止乎礼义”，主张“贵袭势”而“不袭其辞”。
所以，他的诗歌奇崛峭拔、狷狂不羁，有着李贺式的跳跃的思维与怪诞的词汇，却没有李贺的阴冷与凝重；有李白游仙诗的奇想联翩与奔畅的语势，却没有李白的愤世嫉俗、远离凡尘的情绪，直如一位超越时空的“谪仙”，逍遥于仙境与尘世，纵览古今。 最后说一个被后世津津乐道，且带有一种鄙视眼光的，是关于他爱女人小脚的癖好。 有一则记载曾说，他曾召集了一帮知名文士喝酒，喝“寡酒”自是无趣，狎妓风流是时尚，不找几个歌女妓女的来肴酒还有什么意思，于是，在丝乐和女子曼妙舞姿的陪伴下，一帮文人喝得是天昏地暗。
酒一喝高了，那原本还有所收敛的本性便张扬了起来，那些密不示人怪癖也悄悄地溜将出来，杨维桢竟当众脱下一个妓女的绣鞋，把自己的酒杯放在这小小的绣鞋中，还起了个香艳的名字，唤作“金莲杯”，并让大家如“曲水流觞”般，端着这个鞋杯传饮。 那“洁癖”到了极致的大画家倪瓒也在座，他是个溷厕里也要铺满雪白鹅毛的人，对这如白日宣淫的糜烂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掀翻酒桌，丢下一连串的“龌龊”之语，愤而退席，二人从此如路人，老死不相往来。 当然，这是野史所载，可当作“魏晋风流”一类的士林丛话看待，大可不必当真；这是属个人爱好，亦无可指责处，如那拖着辫子走过民国的大学者辜鸿铭，不是一样有此嗜好。
所以，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看不惯不看便也罢了，对于很多喜欢吃榴莲，以及如我一样对臭豆腐趋之若鹜之人，大家还是宽容些吧。 不过，有怪癖者古今皆有，而作为女人标配的“三寸金莲”，便是为满足男人畸形的审美情欲而盛行数百年，从这个角度来看，至少可以说，宋代以降直至建国前为止，全国绝大部分男人都是有“怪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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