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这位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被称为文学史和心理史上对人类心理最了解的人之一。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精神分析领域的前辈。他擅长分析那些导致疯狂、谋杀和自杀的精神疾病，探索屈辱、自我毁灭、专制、支配和凶残的愤怒情绪。陀氏的作品也被称为“伟大的智力小说”，它们处理的哲学和政治问题，不受特定时间的限制，至今仍像幽灵一样盘旋在我们时代的上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心主任张变革教授，常年潜心研究和教学陀氏，也是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成员。2002至2006年间，她曾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完成了以作家创作中基督教主题为题的博士论文。2007至2009年间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继续从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宗教哲学思想研究。2010年参与组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心。2013年，出版了《精神重生的话语体系》，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思想及其文本展示问题。先后主编过《当代国际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和《当代中国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在张变革教授看来，“上帝与人”是陀氏思想的核心两极，他的创作思想主要集中在“上帝的存在”和“人的奥秘”两大问题，陀氏笔下的人物都存在着非常鲜明的精神上升运动。阅读陀氏，就意味着理解人的有限性和复杂性；陀氏所提倡的宽恕，恰是我们当下社会所需要的人类精神；在陀氏的观点里，无论困境如何，都得回归到人应有的形象和样子。正是陀氏终生都致力于识破“人的秘密”，才使得他的著作在两百年后依然是全球读者都常读常新的原因所在。 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思想与信仰等问题，凤凰网文化采访了张变革教授。作为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成员的她，也分享了目前国际陀学界的研究状况，以及她在教学中与学生互动时的阅读体验。同时，张变革教授还给我们提供了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方法等。以下是对话实录，文字整理有删改，经过了张变革教授审阅。 凤凰网文化：最初是如何接触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来为何选择了专门研究陀氏？ 张变革：我最初读陀氏，应该是十一二岁，读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当时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书中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冲击力。娜塔莎每天都等着阿廖沙，一次又一次非常痛苦地忍受这种离别的折磨。后来在大学再读他的作品时，就感觉陀氏充满了对人的深刻理解和同情。这是我最初的印象。再后来，在俄国读博的时候，因要在俄国待四年，我觉得要做一个有意义的题目，就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觉得他是最能体现俄罗斯文化精神的一个作家。这是2002年的事情。因为要写博士论文，很多参考书在国内都没有看到过。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领域，印象最深的是白银时代有大批宗教哲学家，他们把陀氏作品中涉及人类、存在、命运本质性的问题讲得非常透，国内在2000年左右翻译了非常多，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别尔嘉耶夫的。我读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的俄文版，读完后给我震撼非常大，因为它一下就击到了核心。哪怕到现在看起来，在所有的研究书籍里面，这本书也是最基础的。我对学生也讲，如果想进入陀氏的世界，一定要读这本书。2006年回国后，我还想着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但2008年就已经被其他译者翻译出来了。国内这一时期大多是受巴赫金理论的影响：一个是“复调小说”，还有就是“狂欢化”。复调对话的说法，对很多人都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凤凰网文化：如何看待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方面的贡献与影响？ 张变革：我正在写的一个文章，也是针对“复调”和“狂欢化”的。应该说，巴赫金在解读陀氏方面，的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总体说来，就像巴赫金所讲的那样，托尔斯泰的创作属于独白小说，而陀氏创立了复调小说。我在讲课时把托尔斯泰归到19世纪的高峰；而陀氏虽然生活在19世纪，却开启了整个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高峰。最重要的是，在现代主义文学方面，陀氏与托翁不仅思想观点不一样，创作手法也完全不同。 当初读陀氏，就是朦朦胧胧的感情冲击；现在，更加理解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理念之后，越来越感觉到他的伟大，也越来越觉得对他的解读需要一种新的诗学方法。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从巴赫金理论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复调的提法没有问题，但如果不理解巴赫金受到的时代局限，把它当成一以贯之的真理，就无法看出作家的整体创作思想。此外，由于受到时代原因的影响，在单一话语的影响下，巴赫金不可能把他想写的东西淋漓尽致地写出来。特别是他的狂欢化理论对文本的解读，从90年代开始就有非常多研究者发现它不仅有局限，还把读者给带偏了，让人脱离陀氏创作的核心话语。 苏联时期对陀氏的研究，最突出的就是巴赫金；还有弗里德连杰尔，他主编了俄罗斯社科院出版的30卷本作家作品全集，目前整个国际研究界都把它奉为标准版本来引用。而真正深入的文本阐释，应该是从90年代之后开始的。这时，主要是在文学研究界。首先，文学研究者继承了白银时代哲学家的阐释，这些思想也是到了90年代才在俄国本土开始回归的，此前基本是苏联境外的侨民在读，广大俄国读者还没有读到。相比于白银时代的哲学家，文学评论家们从文本、语言等文学本身的特点出发，很多细节阐释得比较清楚。  凤凰网文化：你的博士论文谈论的是人的精神复苏，你怎么看陀氏笔下的精神复苏？ 张变革：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人的精神复苏的问题。在读陀氏作品时，感觉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经历了巨大的精神转变，且都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悲剧性的事件之后发生的这些转变。在这种悲剧事件背后，存在着一股非常强大的向上的精神力量。之前的人仿佛被种种偏差的思想所迷惑，比如说像伊万或卡拉马佐夫兄弟（当时流行无神论，它让人觉得可以为所欲为）；还有就是被各种情欲所控制，比如说像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等人，但他们都发生了精神转变。当然，这种转变有正面的和负面的，伊万的就相对比较负面一点，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则更正面一些，还有就像阿廖莎，虽然他的精神世界不是急剧转变，但生命变得更成熟了。 最近这些年，我在阅读中发现，不光是在陀氏核心的五部作品中有这种非常强的精神上升运动，不管是《罪与罚》《白痴》《群魔》还是《少年》，都有非常强的精神上升运动，甚至包括他的中短篇小说，很多都是研究界还没充分关注到的。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五部核心小说上 ，因为在这些小说中，每一部都探讨与信仰直接相关的问题，信仰的话语直接进入文本。而在中短篇小说之中，作家没有直接谈论信仰问题，但即使在那些作品中，其实也能够感到神性的在场。  我前段时间写了篇论文谈论他的中篇小说《永远的丈夫》，看上去是个庸俗的复仇故事，就是丈夫和情夫之间一次又一次的见面和对话；但现在读起来，感受完全不一样了。在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时，我们又读了申丹的叙事学文章，对我们有很大启发。这部小说中有不同的叙事线索，有显性的故事情节，也有隐性的叙事进程，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非常鲜明地把里面的主题区分开来；而且几条线索梳理出来后，也能清晰地看到人物的精神上升运动。也就是说，在陀氏的整体创作中，他的创作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绝非巴赫金所讲的作家没有自己的思想或没有表达出自己思想。 恰恰相反，陀氏是非常鲜明地表达出来的，但这种鲜明需要在读懂后才能感受到，因为他采用的是隐蔽的方式。在显性和隐性的叙事进程以外，还有文本中大量存在的象征隐喻。90年代文学理论家所做的贡献，就是对这些象征符号做了非常细致的梳理：一部分跟俄罗斯文化有关，一部分跟东正教有关，当然二者是相互结合的。毕竟，俄罗斯文化的核心是东正教精神，还有就是与基督教信仰有关。（在莫大的时候，因为要写论文，我到处听课。当时一位老师知道我要写这个论文，他就问我是否了解基督教。我说，你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呢？他说，如果你了解《圣经》，写出来的东西就没有问题；如果不理解，你就要从零开始，我担心你的时间不够。）一般而言，我们都可能说他是东正教作家。别尔嘉耶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里就写到，陀氏是一位非常鲜明的基督教作家。 如果理解了基督教信仰，再去读陀氏的作品，会看到他文本中的深层语义。陀氏文本的难以读懂，就在于它同时呈现了几个层面。最近有位专家总结，至少存在着四五个层面：一是情节层面，所有人都能读得出来的；二是历史背景，每个故事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当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是俄罗斯文化与神话层面，这个层面的文化符号与民间生活信仰扭结在一起；第四个是信仰层面，这些层面如果都能读出来的话，就会越读越有味道，作家的思想也就会越来越清晰；如果看不到后两个层面的话，就会感到混乱，因为文本呈现的就是接连发生的悲剧事件。最后，特别是中国读者，我们习惯一个明确的大团圆结局，很难忍受复杂多义。 凤凰网文化：目前的国际陀学界对他的研究是怎样的情形？ 张变革：在国际的陀氏研究中，当代特别有名的研究者，比如国际陀学会主席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先生，还有塔季扬娜·卡萨特金娜女士等，都做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他们都继承了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遗产，而且都有开阔的国际视野，都到过欧美国家，翻译过很多欧美学者的研究论文，了解欧美国家的研究情况。塔季扬娜·卡萨特金娜曾谈到，欧美国家的人一面读《圣经》一面读陀氏，所以他们对陀氏有着非常深入的理解。在苏联时期，因为宗教信仰是官方不提倡的话题，尽管巴赫金读懂了陀氏，可他受到了话语的禁锢，必须采用曲折的表达方式，比如狂欢化理论，他认为陀氏的创作资源要到欧洲文化千年传统之前的狂欢化里去寻找，只有这样写才能够发表出来。这样一来，就使得作家笔下很多话语都被扭曲了。 国际学界最重要的学术组织是国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会，成立于1971年，至今已经有50年了。最初是在德国，由一些热爱陀氏的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一同创办。陀学会始终遵循着哲学与文学的对话，历任陀学会主席既有做哲学研究的，也有做文学研究的。国际陀学会对于欧美陀学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发现并推出了一批批研究著作，凝聚了陀氏研究者。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陀学会早于国际陀学会成立，并且对陀氏的研究非常深入全面。陀氏作品的银幕舞台上演情况也是一个庞大的话题，日本排演了非常多陀氏作品的电影和戏剧，在国际上都很有声望。相比而言，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公开上演的陀氏作品。  凤凰网文化：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学的两座高峰，也经常会拿来进行比较。在阅读方法上，是否也需要不同的进入方式？ 张变革：托尔斯泰的作品之所以让人感到非常理性、非常明确，原因不仅是他表达的思想，还有他表达的方式，都是让人非常明白的。习惯单一思维的话，很容易读懂托尔斯泰，但不容易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课上跟学生一起读托尔斯泰的作品，我会讲到，托尔斯泰的作品，首先是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进行叙事，把即将发生的事情先告诉你；然后，他再进入到人物心理，仔细描写人物的内心思想；最后，他再来一个第三人称的归纳总结。即使没有任何准备，也能不费力气的全都读懂。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是另一种方式：他想要表达的思想并非直接呈现出来，而是先让相反的思想充分展示，进行争辩，而在对话中，这种思想就被逐步解构；再者，他使用象征符号和隐喻，还有对潜意识的描述，比如梦境，都给人造成了一个个谜团。但如果能把这些连起来，就会发现他的创作理念能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来。而这恰恰是我们不熟悉的路径，这就需要文学阐释者做些工作，不受巴赫金理论的牵制，因为一旦受到他的牵制，过度强调“复调”，就没法让作家本人的世界观展示出来的话，会让读者陷入迷惑。 举个例子，在《罪与罚》里有非常鲜明的人之精神死而复苏的故事。如果我们看到文本表现的神性层面，就会看到拉撒路死而复活这个非常鲜明的符号。俄国学者认为，他的死而复活有点像创作背景的题词一样；但这在正文中出现的时候，谋杀故事已经结束，人物的精神开始陷入挣扎。他第一次去找索尼娅，是因为他需要有人倾听他极度的孤独和痛苦。再者，在潜意识中，他感觉到索尼娅有种精神力量，不仅能够倾听，还能够帮助他走出困惑。在他们的对话里，他主动要求索尼娅把《圣经》打开来读，读的就是拉撒路复活的故事。读到这里时，就能非常明确地看到整本书最核心的部分；然后，陀氏就转离了这个场景。仿佛不愿意人过度停留于此，给人造成说教的印象。 到最后尾声部分时，死而复活这个主题又以一串鲜明的象征符号表达出来。人物精神发生的变化与东正教的节日相契合，也就是在复活节前夕；主人公生病了，这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他不光是肉体上的疾病，也暗示精神上的疾病，即他所受思想的迷惑。主人公回忆所做的梦，这些联系就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了：有种病毒侵入到人体之内，而这种病毒是一种精灵，人被病毒感染后都变得疯疯癫癫，其标志就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握，于是就开始了战争、流血和世界的种种灾难，最后只有少数选民能够存留下来。在这个梦里，我们看到《圣经》对人类陷入罪恶处境的描述：人们在丧失信仰之后，反倒觉得自己拥有了真理。这也就是作家所要表达的：那个时代人们被各种各样的思想所充斥。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的战争和灾难，背后都是因为人们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每个自以为掌握真理的人都和对方发生冲突。这实际上就是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此前思想的一个隐喻。他从梦中醒来，病愈了，恰恰发生在复活节。所有这些，都指向人精神的死而复活。在这时候，时空发生了转变，出现了一个非常开阔又带有永恒特点的时空描写。在整个的小说之中，我们都没有读到这样大段的风景描写，仿佛是亚伯拉罕时代还没有过去，而他从闭塞狭窄的彼得堡小阁楼来到了这样开阔的草原，成为一个隐喻：他从昔日思想的监禁中来到了自由的境地。  复活节的核心就是基督复活，而我们在书中看到人物的精神复苏，还有之前他去进行犯罪行动时有非常多的细节讲他的被动，他好像是被某种思想推动着，而不是他主动的，就好像是人的衣服一角被机器卷了进去而导致整个人都被卷了进去，这是他去杀死老太婆前一刻给呈现出来的。他被这种思想控制了，必然会带来这种悲剧。还有，他第二次到索尼娅那里进行忏悔时，索尼娅并没有像他那样大段大段的充满理性和逻辑的语言，我们却能看到索尼娅背后有一种力量，话虽不多却牵引着他，让他最后完成了自己对自己思想理论的解构，以至于他说出：我不是杀死了老太婆，我是杀死了我自己。也就是，他认识到他的精神完全处于一种被错误思想奴役的状态。 陀氏的世界观或思想体系，在这样梳理完之后就有鲜明的呈现，但它的呈现方式绝不是托尔斯泰那般直白的呈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他所在的时代，是一个弃了信仰的时代，人们都不愿意直接接受信仰，所以他要用曲折隐蔽的方式来传达他的信仰信息。 凤凰网文化：陀氏的思想体系或信仰问题，在他与时代之间的张力内部是如何体现的？ 张变革：他跟时代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亲自参与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时代事件，比如他年轻时参加激进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相对于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传统来讲，这些激进小组传播的都是西欧的各种激进思想。如果从正面意义来理解，他们希望用一种更加快捷的方式来改良社会。知识分子认为自己义无反顾地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来，不能对社会的种种罪恶不闻不问。引进西欧激进理论，通过极端手段，快速改变社会，这是整个社会弥漫的政治氛围。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作家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是有信仰背景的。即使在他年轻时，他也始终没有丢弃他的信仰。这集中体现在他与别林斯基的几次谈话中。别林斯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无神论者，他几乎完全接受了西欧激进革命理论，认为传统的信仰都应该抛弃；每次谈到传统或基督问题时，陀氏都非常激动。当别人侮辱基督、侮辱他的信仰时，他是无法接受的。 后来激进小组解散之后，他先是在彼得堡被监禁了八个月，最后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先后有将近十年。很多人将之理解为他人生中的一个厄运。不能这么简单的看待，这次悲剧性的遭遇恰恰成就了这个作家。假如这个作家在1849年被处以死刑，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就不会进入人们的视野。当时的他只不过写了几部小作品，真正的成就还没有体现出来。他在监狱中写给哥哥的那两封信非常有代表性。对他来讲，小组被取缔是一种拯救，他在彼得堡时已经得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因为第一部成名作之后把他捧上了天，第二部作品发表时就被大家认为江郎才尽。他被监禁的时候，忧郁症突然就好了，就像是鳞片从眼睛上脱落了。他就在给哥哥的信里说，生活还没有结束，人生充满了快乐，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这是他重新得到的生命体验，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  再者，他在西伯利亚这些年，接触到了包括囚犯在内的底层民众。普通百姓对他们这些囚犯充满同情，称他们为可怜之人、不幸之人。他们认为人犯罪是因为人走迷了路，不知道自己远离了信仰。 最典型就是《罪与罚》和《群魔》，《群魔》里就有一个政治阴谋小组，非常典型地概括了他在年轻时候的那段经历；《罪与罚》里的凶杀案只是一个人去杀人，在《群魔》里则是一个团体在杀人，因为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种风气。作家在反思中，对自己年轻时迷恋的激进思想充满了批判，认为不能用激进的方式来改变社会，真正的改变应该来自于人的内心的改变。他看到了传统信仰的价值，看到了人们抛弃信仰之后的可悲境地。跟信仰相比，这些激进思想是非常轻浮浅薄的。但悲剧就在于，人们都将之奉为信念来指导生活，于是就出现了一桩又一桩的犯罪。 凤凰网文化：陀氏作品经常被认为晦涩难懂，在教学中有碰到学生这方面的阅读焦虑吗？ 张变革：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大都难以理解陀氏的复杂，比较习惯单一的思想。我们就通过细读文本，一点点理解作家。要让学生理解人性的复杂。比如我们教材的选本是《罪与罚》小酒馆里马尔美拉多夫的自白，从我们习惯的伦理道德话语出发的话，就会觉得这个酒鬼无可救药，他自己家境这么糟糕了，还把东西拿去卖钱换酒喝，甚至把妻子的私人物品都拿去换酒。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但是，随着人物的自白，会发现他身上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强的宽容精神和宽恕力量：他怎么描述妻子，怎么描述女儿，都给我们一种非常强的震撼力。他每次讲到他的妻子时，他都非常尊敬，说她怎么的不幸，自己是如何对不起她。在讲到妻子逼着他前妻的女儿索尼娅去上街出卖身体时，他感受到别人的指责，就拼命辩解，说她是在歇斯底里状态中说出那话的，他向所有人都呼吁宽恕和怜悯。这个例子就把我们从简单的审判立场拉出来，看到他身上神性闪光的一面：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即使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也有着美好的那一刻。 在某种程度上，审判的视角是一种标签化，他所提倡的宽恕恰恰是建立和谐关系所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自80年代起，大家非常推崇巴赫金理论，巴赫金的对话中也讲到了需要让不同的声音呈现出来。但陀氏跟巴赫金不一样，陀氏所呼吁的宽容是让人看到每个人神性闪光的那一面，才能放弃自己对别人的那种评判立场，也让每一个骄傲的人看到自己的局限。在他的系列作品中，当一个人正处于沾沾自喜、自我标榜之际，马上就会让读者看到他道德缺陷的那一面，就比如说我刚提到的《永远的丈夫》，那个情夫以为丈夫不知道他的偷情，甚至在大发议论说丈夫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小丑，但正当他大发感慨、非常得意的时候，突然就收到了丈夫通过别人转给他的信，而那封信就是妻子当初写给他的情书。用这种方式告诉她，他并非小丑，也知道内情。类似的细节在陀氏作品中经常能够看到，一个人在他骄傲的时候，就要安排一个情节让他看到自己有限的那一面。  凤凰网文化：对于当代读者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能带来什么启示？ 张变革： 作家的每部作品都给人不同的启示。他关注那些陷入各种迷惑的人，无论是金钱权力等外在方式体现出的，还是内在的骄傲欲望对人的诱惑，都开具了走出迷途的方案：承受苦难，最终回归到人应有的形象和样子。作家对所有人身上神性存在的肯定可以让很多走迷路的人得到安慰，得到向上的鼓励。《罪与罚》中主人公经历的思想转变最具代表性。这种思想跟当代非常契合。应该说，这种思想在每个时代都非常典型。有正义感的人都追求社会公义，但是否可以用激进犯罪的方式实现社会公义？任何一个时代都追求成功，人要证明自己与众不同，但要用什么方式？为了成功是否可以逾越道德底线？在书里非常鲜明地呈现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鲜明的答案。 凤凰网文化：对于尚未读过陀氏的普通读者来说，如果只选择一两种作品，会怎么推荐？ 张变革：如果是推荐两本的话，就是《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如果是一本的话，那就读《罪与罚》。这两本书比较鲜明地表达了作家的创作理念。而其他的诸如《群魔》《少年》《白痴》就更复杂一些，诗学手法也跟这两部不太一样，《罪与罚》写到了人的精神死而复活的故事，象征符号也非常鲜明，大家更容易理解。 还有就是大家觉得最枯燥的《地下室手记》，但对当代人，特别是有强烈自我意识又喜欢思考的人，会读这本书。 比较难懂的是《少年》。小说用第一人称来写，却写了那么多的事件，使很多叙事都给人一种模糊不清的感受。主人公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少年，一切都懵懵懂懂的，他看到了人们如何被金钱左右，如何陷入情欲等种种诱惑。这本书从一个少年人的眼光来观察这些，但又在追求自己内心的成长，他的困惑和迷失都在这个里面写出来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代的人可能非常接近这个少年人的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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