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泉汉简使节往来中的西域女性

睫毛上的风尘 2021-11-13

展开全文

悬泉汉简使节往来中的西域女性[1]

内容提要

悬泉汉简记载的使节往来中，有不少西域上层女性的身影，她们在中原汉朝与西域各地友好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汉简的内容看，西域各地国王的妻子都有单独向汉朝派遣使者的权力。西域向汉朝派遣使者的王夫人，不少是汉朝派去和亲的公主或宫女，她们是维系西域各地与汉朝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汉简中西域各地上层女性派遣使者时间多在宣帝及其之后，这与该时期西域都护的设立、汉朝强大安定的形势密不可分。

最近出版的《悬泉汉简》（壹）[2]和《玉门关汉简》[3]，以及之前简牍整理者引用的悬泉汉简中有不少使节往来的内容，其中引人瞩目的是简文中的“鄯善王王賜妻”“龟兹王王夫人”“莎车王夫人”“疏勒王妻”“尉犁王王夫人”“乌孙公主”“右大将夫人”等内容，丰富了我们对汉代上层女性在使节往来中重要性的认识。以往的研究，尽管对悬泉汉简所反映的鄯善、龟兹、乌孙历史做了深入研究，[4]但从性别角度，对这些使节中女性群体的研究还存在不足。[5]本文不揣浅陋，结合传世文献和简牍资料，对这些简中反映的汉朝与西域交往问题做一探讨。

一　鄯善王賜妻

鄯善王王賜妻使者简见于悬泉汉简T0116号探方，简文为：

1.出粟一斗六升　以食鄯善王、王賜妻使者犬苏者等二人，人再食，食四升，西

（Ⅰ90DXT0116②:41）[6]

对于这枚汉简，张俊民把它归入“悬泉汉简的出入簿类文书”，认为该简属于“粟出入簿”[7]。张德芳认为此简：“鄯善王和王妻所派使者二人，路过悬泉置用饭两次，每饭每人四升，用粟一斗六升。由东向西，从汉地回国。这是一份典型的接待记录，内容包括被接待者的身份、姓名、人数、用饭次数、接待标准、开支情况以及客人去向。”[8]

该简中引人瞩目的是“王賜妻”的身份。众所周知，鄯善原名楼兰，是最早与西汉王朝交往的西域城廓之一。又因其在西域东端，是汉朝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地理和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因此在武帝、昭帝时期，汉朝和匈奴经常争夺此地的控制权。楼兰是个小国，既不敢得罪匈奴，也不敢得罪汉朝，首鼠两端，摇摆于汉匈之间。征和元年（前92），楼兰王死，继立的楼兰王亲匈奴，多次遮杀汉使。昭帝元凤四年（前77），大将军霍光遣平乐监傅介子刺杀楼兰王，立亲汉的尉屠耆为王，更其国名为鄯善，并赐宫女为鄯善王的夫人。《汉书·西域传》载：“封介子为义阳侯。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9]这名和亲的宫女，可惜没有留下名字。但这丝毫不影响该宫女在汉朝与鄯善友好交往中的重要纽带作用。张德芳说：“来汉朝贡，不仅有国王的使者，而且有王妻的使者。这个王妻，很可能就是汉朝的宫女。这枚汉简虽文字简单，却透露了汉朝与鄯善以宫女和亲后的历史信息。”[10]张德芳认为这枚简中的“王賜妻”就是昭帝时赐予鄯善王的宫女。

这枚汉简的年代简文没有显示，“并不知道是某年交往的使者。”[11]张德芳认为：“该简出土的探方，从宣帝五凤到王莽居摄，各年号的纪年简都有，大致可定在宣帝晚期以后。”[12]但所述年代有些笼统，下面结合考古地层学再进一步缩小其年代范围。

这枚“王賜妻”简位于悬泉汉简T0116号探方第2层，该层共出土简牍174枚，其中纪年简28枚。现列表如下（按年代顺序）[13]：

表1　T0116号探方第2层纪年简中的年代

从列表中可以看出，第2层中28枚纪年简主要分布在汉宣帝（3枚）、汉元帝（20枚）、汉成帝（3枚）、汉哀帝（2枚）四朝，因此，这枚“王賜妻”简的年代很可能是汉宣帝至汉哀帝时期的。但从28枚纪年简中汉元帝时期占比最大（有20枚）来看，这枚“王賜妻”简的年代是汉元帝时期的可能性最大。20枚汉元帝纪年简中涉及元帝3个年号，其中涉及永光、建昭年号的简多一些，那么，“王賜妻”简是元帝永光、建昭年间的可能性更大。

汉朝立尉屠耆为王，并赐宫女为夫人发生在傅介子诛斩楼兰王、傅介子被封为义阳侯之后。而傅介子封侯，封侯诏书系于元凤四年（前77年）四月，[14]功臣表却载四年“七月乙巳封”[15]，这应该是四月下诏封侯，七月落实。则赐宫女为鄯善王妻之事应在元凤四年四月之后不久。汉朝在赐宫女为鄯善王夫人的同时，还在鄯善附近的伊循屯田，先设司马，后置都尉，来镇抚鄯善，使得鄯善成为拥护汉朝的重要力量。“王賜妻”简，就是鄯善与汉朝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如果这枚简是汉元帝永光年间（前43～前39年），则距元凤四年已经三四十年了，即便按照T0116号探方中最早的纪年简五凤四年（前54）算，距离元凤四年也二十多年了，不管是二十多年还是三十多年，时间都是很漫长的。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汉朝宫廷去的鄯善王夫人，确实发挥着维护双方友好关系的纽带作用。

实际上，汉朝赐宫女为诸侯王一类臣属之妻，本身是件荣耀之事。如吕后时曾“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16]。后来窦姬生景帝，成为汉文帝的皇后。汉元帝的时候，呼韩邪单于朝汉，“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17]我们不知道当时的鄯善王尉屠耆是否也像呼韩邪单于一样，提出了“愿婿汉氏以自亲”，但起码应该是很高兴的。对于这次政治性的赐婚，汉朝也很重视，前引《汉书·西域传》“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就是明证。悬泉汉简“王賜妻”简记载鄯善王和王妻都派使者来汉朝，一方面说明了鄯善与汉朝关系的友好，另一方面也说明汉朝和亲宫女在双方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二　龟兹王王夫人

龟兹王王夫人简见于悬泉汉简T0114探方，简文为：

2.·右使者到县置，共舍弟一传，大县异传食如式。龟兹王、王夫人舍次使者传（第一栏）

堂上置八尺床卧一张，皁若青帷。阁内□上四卧皆张帷床内置（第二栏）

传舍门内张帷，可为贵人坐者。吏二人道（第三栏）

（Ⅰ90DXT0114①:112A）[18]

对于这枚汉简，张德芳做了详细解说。他说“此简文字残泐，但基本内容清楚。三栏文字，每栏两行。主要讲龟兹王夫人路过敦煌悬泉置的接待规格、居室摆设以及相关仪式。从行文口气看，这种接待规格还要通知到龟兹王夫人沿途所有下榻之处。简中'县置’当为并列关系，'县’指县治所在地，相当于今天的县城。'置’指类似悬泉置这样兼具邮驿接待功能的机构。'弟’的本义即次第之义。两字在汉代本可混用。'弟一传’可能指当地最好的宾馆。'如式’，即按有关规定必须达到一定规格和条件的传舍。'舍次’两动词连用，下榻住宿之意。'帷’乃帘帷。'道’与'导’通，指接待人员在前开路导引。悬泉置地处戈壁，土房一院。来往客人就地将息，尊卑贵贱已难有上下。但是，贵为汉朝公主、龟兹王夫人路过此地，尽其所能以示尊贵，也不失汉地对王夫人的隆重礼遇。”[19]张俊民则从传舍的标准角度做了阐述，他说：“传舍的'式’主要指传舍的内部设施与家具陈设等。传舍门内要张挂帷幔，方便客人起坐休息，堂内的床要有八尺大小，并有用皁色或青色的布做成的帷幔等等。”[20]对于该简中龟兹王和王夫人所指何人，张德芳没有明确指出，但从“贵为汉朝公主、龟兹王夫人路过此地”之语来看，他把该简中的龟兹王夫人看做了乌孙公主之女、也号称公主的“弟史”。王文涛认为此简“反映了绛宾及其夫人同汉王朝的交往”[21]。

龟兹在武帝、昭帝时由于受匈奴的影响，对汉朝并不友好，汉昭帝时期曾杀害校尉赖丹。宣帝本始四年（前70），长罗侯常惠在出使乌孙回来途中，发西域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使龟兹王谢罪，并把杀害赖丹的龟兹贵人姑翼交给常惠，“惠斩之而还”[22]。由于本始年间汉朝打击匈奴的胜利，以及汉朝与乌孙关系的亲密，极大影响了龟兹对汉朝的态度。龟兹王绛宾为了发展与汉朝的友好关系，便要求娶乌孙公主的女儿为妻，做汉朝的外孙女婿。《汉书·西域传》载其事曰：“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23]同传载乌孙公主与翁归靡生三男两女，“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24]，则嫁给龟兹王绛宾是乌孙公主的长女弟史。弟史嫁给龟兹王的时间，史书没有记载具体年代，只是放在长罗侯斩杀龟兹贵人姑翼之后。据前所述，长罗侯问罪龟兹，时间在本始四年（前70），[25]则弟史与龟兹王绛宾成亲的时间应该在此后不久，可能在本始四年或者地节元年（前69）。[26]

张德芳认为“龟兹王绛宾娶乌孙解忧公主长女弟史为妻，是龟兹与汉、乌关系史上的大事，是龟兹与汉朝前后两个阶段的转折点”[27]。事实确实如此，绛宾与弟史成亲后，夫妻关系良好，龟兹与汉朝关系也日益密切。元康元年（前65），绛宾与弟史到长安朝贺，之后多次到中原内陆，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汉书·西域传》载：“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28]悬泉汉简“龟兹王王夫人”简，应该就是龟兹王夫妇某次到长安朝贺时路过悬泉置的记录，是龟兹与汉朝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但问题是，龟兹自宣帝时期到哀帝时期，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与汉亲密友好，中间经历了绛宾和丞德两任龟兹王，那么，“龟兹王王夫人”简是哪一任龟兹王和王夫人呢？

由于“龟兹王王夫人”简没有明确的年代记载，我们根据该探方的其他纪年简做一推测。该简所在的T0114号探方第1层共出土简牍251枚，其中纪年简25枚。现列表如下（按年代顺序）[29]：

表2　T0114号探方第1层纪年简中的年代

从列表中可以看出，第1层中的25枚纪年简主要分布在汉成帝（5枚）、汉哀帝（13枚）、汉平帝（4枚）、孺子婴（1枚）、王莽（2枚）五个时期，因此这枚“龟兹王王夫人”简的年代很可能是汉成帝至王莽早期的。从第1层25枚纪年简中汉哀帝时期占比最大（有13枚）来看，这枚“龟兹王王夫人”简的年代是汉哀帝时期的可能性最大。哀帝纪年简中建平年号的简最多（11枚），那么“龟兹王王夫人”简的年代很可能是哀帝建平年间的。

前引《汉书·西域传》载“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则绛宾可能在汉元帝时就去世。绛宾去世的时间，可能在汉元帝时期建昭元年（前38）之后。悬泉汉简载：

3.诏医偃√博皆以请诏治龟兹王绛宾病满五岁咸以

诏书为驾□□轺传共载

　　建昭元年十二月乙未朔甲戌□敦煌……

　　□敦煌以次为驾当舍传舍从……

（ⅡT0216②:767）[30]

张俊民认为该简属于“传”文书。他说：“传文书的时间是建昭元年（前38），其中反映出的汉王朝派医生为'龟兹王’'绛宾’治病，前后共用了5年的时间。本简不仅告诉我们龟兹王的名字叫'绛宾’，与史书所记相符，还告诉我们更深层的含义：汉与西域的交往不仅仅存留在使者往来、西域小国的奉献，还有医学等更为广泛的交往。”[31]张德芳认为该简“内容是敦煌太守府发出的一份传信，言偃、博两位医生五年前请诏为龟兹王绛宾治病，现东回汉地。敦煌以东途经各地要为之驾乘轺传，安排住宿等等。”并认为绛宾“去世前的几年里，王已进入暮年，体弱多病，朝廷派专门的医治人员调治多年，而简文是医务人员回返的记录。”[32]从该简可知，建昭元年龟兹王绛宾已经生病五年了，但还活着。因为长期有病，可能在建昭元年不久后绛宾就去世了。也就是说，绛宾很可能在元帝末年去世。[33]

既然汉元帝时期绛宾去世，则成帝、哀帝时期往来汉朝的应是龟兹王“丞德”。从表2纪年简的年代都在成帝以后来看，则“龟兹王王夫人”简中“龟兹王”应是“丞德”，简中的“王夫人”应是龟兹王“丞德”的夫人，而非绛宾的夫人“弟史”。遗憾的是并不知道这位“王夫人”的名字。简中这位“王夫人”与龟兹王到汉朝来，既印证了龟兹王丞德“成、哀帝时往来尤数”的记载，也见证了新一代龟兹王、王夫人与汉朝的亲密友好关系。

三　莎车王夫人、疏勒王妻、尉犁王夫人

在简牍整理者引用的简文中，有莎车王夫人、疏勒王妻、尉犁王夫人等内容，揭示了莎车、疏勒、尉犁与汉朝的友好关系。现分述如下。

（一）莎车王夫人

莎车王夫人使者简见于张俊民的引文，简文为：

4.神爵二年三月甲戌

莎车王夫人使者渠代等六人来□□毕

以次为驾一乘以载从者六人至□□□□□□不食戊午出

…… （ⅠT0309③:228）[34]

张俊民说：“本简质地胡杨，完整，长22.7厘米，宽1.4厘米。下半段文字多不可释。记录神爵二年（前60）莎车王夫人派使者渠代来奉献，出现的莎车使者人名是'渠代’。”[35]

莎车是西域的大国，地理位置重要。宣帝时曾因立万年为莎车王之事，引起风波。《汉书·西域传》载：“宣帝时，乌孙公主小子万年，莎车王爱之。莎车王无子死，死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讬于汉，又欲得乌孙心，即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万年初立，暴恶，国人不说。莎车王弟呼屠征杀万年，并杀汉使者，自立为王，约诸国背汉。会卫候冯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发诸国兵击杀之，更立它昆弟子为莎车王。还，拜奉世为光禄大夫。是岁，元康元年也。”[36]从“莎车国人计欲自讬于汉，又欲得乌孙心”来看，莎车国人是心向汉朝的，否则也不会立乌孙公主的小儿子万年为莎车王。尽管万年因为“暴恶”被呼屠征所杀，但元康元年（前65）汉朝的使者冯奉世杀掉了呼屠征，立了新的莎车王。既然新的莎车王为汉朝所立，政治立场应该是亲汉的。“莎车王夫人”简年代是神爵二年，距离冯奉世立新莎车王只有5年的时间，则该简中莎车王夫人，应该是元康元年汉朝新立的莎车王的妻子。莎车王夫人派使者渠代等六人到汉朝来，反映了这位莎车王夫人与汉朝的良好关系。这表明这位莎车王夫人是亲汉的，或者也可能是一位汉族女子。

《后汉书·西域传》“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唯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天凤五年，延死，谥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37]从记载来看，莎车从西汉中后期到东汉早期，一直仰慕中原地区的文化，与汉朝保持友好关系。其中，莎车王延“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从时间上看，这位莎车王延很可能是汉简中这位“莎车王夫人”的儿子。如果真是这样，则莎车王延“慕乐中国”可能也受到了其母亲的影响。

（二）疏勒王妻

疏勒王王妻使者简见于张俊民的引文，简文为：

5.出粟四斗　　以食踈勒王王妻使者呼留竭等十人献事已罢归人再食食四升西

（VT1310③:170）[38]

张俊民把该简归入“出入簿类文书”，并说该简：“记录悬泉置用粟四斗，招待了踈（疏）勒王王妻使者'呼留竭’一行10人。每人吃两顿饭，一顿（一食）是四升，数量不符。十人，每人吃两顿饭，应是八斗。”[39]该简中“踈勒王王妻使者呼留竭等十人”，应是指疏勒王、疏勒王妻，即疏勒王夫妇共同派出的使者十人。尽管我们不知道该疏勒王夫妻的名字，但如同前面“龟兹王王夫人”简反映出龟兹与汉朝的友好关系一样，该简中疏勒王夫妇派遣使者到京师来，也反映了疏勒与汉朝的友好关系。

《汉书·西域传》载：“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户千五百一十，口万八千六百四十七，胜兵二千人”，“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40]

《汉书》中有关疏勒国情况的记载相对较少，这使得我们对疏勒的了解也很有限。悬泉汉简中有几枚有关疏勒的简文。丰富了我们对疏勒的了解：

6.踈勒王使者二人积四食食四升半升

（Ⅰ90DXT0208S:35）[41]

7.甘露元年二月丁酉朔己未，县（悬）泉厩佐富昌敢言之，爰书：使者段君所将踈（疏）勒王子橐佗三匹，其一匹黄，牝，二匹黄，乘，皆不能行，罢亟死。即与假佐开、御田遂、陈……复作李则、耿癸等六人杂诊橐佗丞所置前，橐佗罢亟死，审。它如爰书。敢言之。

（ⅡT0216③:137）[42]

8.客大月氏、大宛、踈（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

（ⅠT00309③:97）[43]

以上三简有疏勒王派遣使者、疏勒王子贡献橐佗情况的记载，这反映了疏勒与汉朝交往的密切。特别是第7简记载的甘露元年（前53）使者段君所将疏勒王子的三匹橐佗，很可能是疏勒王子奉献给朝廷的。结合前面疏勒王夫妻派遣使者情况看，在西汉中后期，疏勒与汉朝的关系无疑相当友好。

（三）尉犁王夫人

尉犁王夫人简见于2016年张德芳的演讲稿，简文为：

9.甘露四年十二月□□遣长罗侯……

守候张谭送尉犁王王夫人使诣

□□以令传……三月甲辰东

（ⅤT1511③:3）[44]

张德芳认为此简“是公元前49年1月的某天，时在西域的长罗侯常惠派人护送尉犁王及王夫人到京朝贡时留下的残缺记录”[45]。对于简文中的“使诣”笔者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简文中的“使”应指使者。悬泉汉简中有一简例：“出粟六升，以食守属高博送自来乌孙小昆弥使，再食，东。”（ⅠT0110②:33）[46]该简“送自来乌孙小昆弥使”中的“使”，就是指使者。而简中的“诣”是指“到”，可能是诣“行在所”[47]，即到京师长安。也就是说，到京师长安的是尉犁王及王夫人的使者，而不是尉犁王及王夫人。因此，此简应该是尉犁王、王夫人派遣使者到朝廷路过悬泉置时的记录。

《汉书·西域传》载：“尉犁国，王治尉犁城，去长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户千二百，口九千六百，胜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至都护治所三百里，南与鄯善、且末接。”[48]

尉犁的情况，史书记载不多，但从有限记载看，尉犁与汉朝的关系很密切。武帝征和四年（前89），汉朝打击匈奴和车师的战役中，就有尉犁的参与。《汉书·西域传》：“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49]宣帝时期，汉朝使者卫司马魏和意、副候任昌对乌孙狂王之事处置失当，朝廷“因收和意、昌系琐，从尉犁槛车至长安，斩之”[50]。所谓“从尉犁槛车”一语表明尉犁不但地理位置重要，而且与汉朝关系友好。

“尉犁王王夫人”简记载甘露四年尉犁王、王夫人派使者到汉朝，是尉犁与汉朝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遗憾的是简中尉犁王、王夫人的名字缺载，期待以后出土资料弥补这一缺憾。

四　乌孙公主、右大将夫人

近期出版的《玉门关汉简》收录有1987年至1989年在悬泉置遗址采集的汉简，其中就有两枚有关“乌孙公主”和“右大将夫人”内容的简文，揭示了乌孙与汉朝的关系。[51]现分述如下。

（一）乌孙公主

悬泉汉简“送乌孙公主使者”简的内容为：

10.□□□□□骑都尉安远侯副卫司马□□□□

送乌孙公主使者赵始□□□□

行在所以令为驾一封□

（1341A）[52]

该简属于传文书，最早刊布于《敦煌汉简》，[53]因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多数文字没有释读出来，如该简中“送乌孙公主”五个字都没有释读出来。这次出版的《玉门关汉简》采用了红外线技术，释文水准有了很大的提高，释出了以前未释出的文字，提供了珍贵的历史信息。该简第一行“骑都尉安远侯”之前未释的五字，按照词例可能是“使都护西域”。[54]而“副卫司马”后面的字，张俊民释为“吉”字，即郑吉。[55]从整个简文来看，该简说的是西域都护安远侯郑吉派人护送乌孙公主使者的事。

该简没有明确的纪年，但从郑吉封侯的年代看，应在神爵三年（前59）之后。《汉书·西域传》：“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56]功臣表载安远侯郑吉：“以校尉光禄大夫将兵迎日逐王降，又破车师，侯，坐法削户三百，定七百九十户。神爵三年四月壬戌封，十一年薨。”[57]郑吉神爵三年四月封侯，十一年后即黄龙元年（前49）去世，则该简的年代在前59年至前49年之间。

简文中的“乌孙公主”，是指汉武帝时期为了打击匈奴而嫁到乌孙的解忧公主。解忧公主出嫁乌孙岑陬的时间可能在元封六年（前105）或太初元年（前104）。[58]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50余年，直到宣帝甘露三年（前51）将近七十岁时才回到内陆。两年后，公主病逝于长安。解忧公主在西域，很好地执行了汉朝制定的与乌孙结盟、共同打击匈奴的战略任务。在本始三年汉朝与乌孙夹击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乌孙公主积极协助朝廷做好西域的团结工作，自己的小儿子万年为莎车王，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公主还派自己的侍者冯嫽作为自己的使者，行赐诸国，获得西域各国的尊重。

在已公布的汉简里面，共有4枚明确记载有乌孙公主的简文。第1枚为“上书二封。其一封长罗侯，一乌孙公主。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时受平望译（驿）骑当富，县（悬）泉译（驿）骑朱定付万年译（驿）骑”（ⅡT0113③:65）[59]，该简记载乌孙公主向朝廷的上书之事。第2枚和第3枚记载为同一件事。第2枚为“甘露三年十月辛亥，丞相属王彭，护乌孙公主及将军、贵人、从者，道上传车马为驾二封轺传，□请部。御史大夫万年下谓（渭）成（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ⅤT1412③:100）[60]，第3枚为“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渊泉丞贺移广至、鱼离、县（悬）泉、遮要、龙勒，厩啬夫昌持传马送公主以下过，禀穬麦各如牒，今写券墨移书到，受薄（簿）入，十一月报，毋令缪（谬），如律令”（ⅡT0114③:522）[61]，这两简记载了公主从乌孙返回长安时途径河西各地的接待情况。第4枚为尹湾汉简“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该简揭示了乌孙公主与故乡楚王国的密切联系。[62]

这枚“送乌孙公主使者”简，是目前所知载有“乌孙公主”字样的第5枚汉简，而且也是第一枚明确记载乌孙公主派遣使者内容的汉简，意义很大。该简中乌孙公主所派的使者是谁，执行什么任务，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乌孙公主使者简中，我们还是感受到了乌孙公主对汉朝的殷殷之情。简中的“使者”是乌孙公主与朝廷密切交往的纽带。

（二）右大将夫人

悬泉汉简中除了有乌孙公主的记载外，还有乌孙“右大将夫人”的简文：

11.以食乌右大将夫人使者穷一人一食西

（1315）[63]

该简最早刊布于《敦煌汉简》，原释文为“以食□右大将夫人使者辟一人一□□□”[64]，没有把“乌”字释出。根据《汉书·西域传》乌孙“左右大将二人”的记载，[65]推定“乌”字后面漏一“孙”字，完整简文应是“乌孙右大将夫人使者”。使者的名字叫“穷”，他吃了一顿饭就向西走了。

简文中的“乌孙右大将夫人”指的应是解忧公主的侍者冯嫽，即冯夫人。《汉书·西域传》：“初，楚主侍者冯嫽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66]冯嫽作为乌孙右大将的妻子，又作为乌孙公主的重要助手，在处理西域各国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甘露初年，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此举威胁到乌孙公主长子元贵靡的地位，汉朝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准备讨伐乌就屠。危急关头，冯夫人出面调停，事情和平解决。《汉书·西域传》载其事曰：“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67]冯夫人在解决这次乌孙的内部纷争、稳定乌孙的政局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冯夫人甘露年间为使者处理乌孙内乱之事，在悬泉汉简中也有体现。第1枚简为：“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鱼离置啬夫禹移县（悬）泉置，遣佐光持传马十匹，为冯夫人柱，廪穬麦小卅二石七斗，又茭廿五石二钧。今写券墨移书到，受薄（簿）入，三月报，毋令缪（谬），如律令”（ⅡT0115③：96）[68]，第2枚简为：“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乐官（涫）令充敢言之：诏书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马罢亟，或道弃，逐索未得，谨遣骑士张世等以物色逐各如牒，唯府告部、县、官、旁郡，有得此马者以与世等。敢言之”（VT1311④：82）[69]。第1简应是悬泉置为迎接冯夫人做准备，第2简则是乐涫派人找寻冯夫人等经过时丢失的马匹，其中提到了冯夫人等经过时事情紧急，速度太快，以至沿途马匹遗落。从简文时间上推断，在甘露二年二三月间，冯夫人曾紧急通过悬泉置，可能是去乌孙处理大小昆弥分立之事。

甘露三年（前51），乌孙公主“年老土思”，与三个孙子一同回到长安。冯夫人是否同行，没有记载。但从后来“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遣之，卒百人送焉”[70]来看，似乎冯夫人甘露三年也随乌孙公主回到了京师，要么不会说“愿使乌孙镇抚星靡”。

这枚“乌（孙）右大将夫人使者”简的年代不清楚，很可能是在宣帝甘露年间。该简冯夫人以“乌孙右大将夫人”的身份派遣使者到朝廷，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冯夫人在发展乌孙与汉朝友好关系中的身影。乌孙公主回到京师已经近七十岁了，冯夫人作为公主的“侍者”，即使稍微年轻一些，此时估计也有六十余岁了。[71]冯夫人为汉朝与乌孙关系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五　几点认识

从上面悬泉汉简所记载的情况看，女性在汉朝与西域各地友好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七位上层女性，除了龟兹王夫人亲自到内陆来，其余六位都是通过使者与汉朝保持联系的，这反映了在对外交往中使者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上层女性向汉朝派遣使者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她们亲汉的政治态度。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初步取得以下几点认识。第一，这些西域各地国王的妻子都有单独派遣使者的权力。这从鄯善、龟兹、莎车、疏勒、尉犁、乌孙的王夫人或者王妻派遣使者的简文就可以得到证明。如果此推论不错的话，以后公布的汉简中还会有西域国王的妻子派遣使者的记载。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不少使者是国王、王夫人同时派遣，如鄯善、尉犁，这可能与其出使的对象，表达的信息不同有关。如在出土的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奏牍中，就有海昏侯夫人“妾待”上书“太后陛下”的牍文，[72]这反映出上层女性的交往对象是包括太后的。因此，我怀疑西域各王国的王夫人遣使到京师，除了联系朝廷外，还有可能联系皇室的上层，如皇太后、皇后等，以联络感情。

第二，这些向汉朝派遣使者的王夫人，不少是汉朝派去和亲的公主或宫女。如解忧公主就是从汉朝到乌孙去和亲的公主，鄯善王的妻子是汉朝的宫女，龟兹王夫人尽管是新一代龟兹王“丞德”的夫人，但却是和亲公主“弟史”的儿媳，是和亲效应的延伸。解忧公主的侍者冯嫽嫁给乌孙右大将，应该也属于广义的和亲范畴。莎车王夫人、疏勒王妻、尉犁王夫人，尽管史书没有记载她们的族属，但也不排除她们是内陆汉人的可能。这些和亲的公主或者宫女，向朝廷遣使，一方面与朝廷保持密切联系、听命于朝廷，另一方面也会及时向朝廷汇报情况，为朝廷的决策提供依据。如宣帝初年匈奴侵略乌孙，“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73]，及时向汉朝汇报情况，请求朝廷出兵帮助自己，打击匈奴。

第三，从这些女性派遣使者的时间看，基本都在宣帝以后。这与宣帝时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设西域都护、与西域各地交往日益密切的历史大背景有关。《汉书·西域传》载：“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74]在汉朝对西域进行了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各地的国王、王后等纷纷遣使京师，这表明西域各地与汉朝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亲密友好、和睦相处的新阶段。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丝路文明十五讲”（项目批准号：19WZSB002）、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项目“中原地区与丝绸之路历史关系研究”（项目编号：Q2014—12）阶段性成果。

[2]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悬泉汉简》（壹），中西书局，2019年。

[3]张德芳，石明秀主编：《玉门关汉简》，中西书局，2019年。

[4]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第7～16页；张德芳：《简论西汉和新莽时期龟兹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1～30页；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乌孙资料考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五辑），中西书局，2016年，第358～368页；初昉，初世宾：《悬泉汉简拾遗》（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五辑），第330～357页；张德芳：《西北汉简中的丝绸之路》，《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第26～35页；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第1～11页；张俊民：《西汉楼兰、鄯善简牍资料钩沉》，《鲁东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63～69页；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第9～15页。

[5]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汉简中的和亲女性、王后使者等问题，但相关研究还不充分。有关论述见黎虎：《和亲女的常驻使节作用——以汉代为中心》，《江汉论坛》2011年第1期，第77～83页；刘春雨：《从悬泉汉简中的使者看西域与内陆的关系》，《中州学刊》2013年第6期，第122～127页。

[6]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悬泉汉简》（壹），彩色图板第249页，红外线图版第553页。

[7]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第5～6页。

[8]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第8页。

[9]《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8页。

[10]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第8页。

[11]张俊民：《西汉楼兰、鄯善简牍资料钩沉》，第65页。

[12]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第8页。

[13]该探方中还有散简105枚，其中有9枚纪年简，因为是筛出来的残简，没有明确地层，就不再列入表中。

[14]《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30页。

[15]《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669页。

[16]《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第3942页。

[17]《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03页。

[18]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悬泉汉简》（壹），彩色图板第193页，红外线图版第497页。

[19]张德芳：《西北汉简中的丝绸之路》，第30页。对此简的解释，又见张德芳：《简论西汉和新莽时期龟兹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第25页，表述稍有不同。

[20]张俊民：《敦煌悬泉置出土文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482页。

[21]王文涛：《简论汉朝与龟兹以和睦友好为主流的交往》，《龟兹学研究》（第五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9页。

[22]《汉书》卷七〇《常惠传》，第3004页。关于常惠斩杀龟兹贵人姑翼的年代，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宣帝本始三年（前73），光禄大夫常惠持节将乌孙兵与汉兵五道击匈奴，因功封长罗侯，封侯的时间在本始四年。《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载：“长罗壮侯常惠，以校尉光禄大夫持节将乌孙兵击匈奴，获名王，首虏三万九千级，侯，二千八百五十户。本始四年四月癸巳封，二十四年薨。”（第669页）而《汉书》卷七〇《常惠传》载：“时汉五将皆无功，天子以惠奉使克获，遂封惠为长罗侯。复遣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惠因奏请龟兹国尝杀校尉赖丹，未伏诛，请便道击之，宣帝不许。大将军霍光风惠以便宜从事。”（第3004页）则常惠斩杀姑翼是在其本始四年封长罗侯之后，汉朝“复遣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之时。因此，常惠斩杀姑翼，应在本始四年四月之后，很可能就在本始四年当年。

[23]《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16页。

[24]《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04页。

[25]王国维《流沙坠简》考证“长罗侯”时指出：“案常惠自本始四年封长罗侯后，凡四出西域。初封侯后汉遣惠持金币赐乌孙贵人有功者，还，因发兵击龟兹，诛其贵人姑翼，此一出也。”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第163页。

[26]张德芳提供有长罗侯本始五年的简文：“入糜小石二石，本始五年二月乙卯，县泉厩佐广意受敦煌仓啬夫过送长罗侯。”（Ⅰ90DXT0209⑤:17）此简的本始五年二月，也即地节元年（前69）二月。张德芳认为简中记载的“本始五年二月”之事，当为本始四年长罗侯常惠出使乌孙、围攻龟兹后东返路过敦煌的记载。简文及论述，见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乌孙资料考证》，第358～360页。又，张德芳认为龟兹王绛宾与弟史成亲在地节四年（前66）。这可能是受了“元康元年，遂来朝贺”记载的影响。但绛宾与弟史成亲后，《西域传》载“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此后到元康元年入朝，肯定经过了一段时间，因此绛宾与弟史结亲时间，未必在地节四年。张德芳的观点，见其《简论西汉和新莽时期龟兹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和《西北汉简中的丝绸之路》两文。

[27]张德芳：《简论西汉和新莽时期龟兹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第24页。

[28]《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16～3917页。

[29]该探方中共有三层，因简文较多，我们只统计“龟兹王王夫人”简所在第1层中的纪年简。

[30]张俊民：《简牍学论稿——聚沙篇》，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53页。简文又见张德芳：《简论西汉和新莽时期龟兹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第28页。

[31]张俊民：《简牍学论稿——聚沙篇》，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54页。

[32]张德芳：《简论西汉和新莽时期龟兹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第28页。

[33]张德芳认为“绛宾在位的时间当在宣、元两朝，而死于元帝末年。”“龟兹王绛宾至少在位34年，约于竟宁年间（前33年）去世。”分见张德芳：《简论西汉和新莽时期龟兹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第25、28页。

[34]此简见于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第11页；张俊民：《简牍学论稿—聚沙篇》，第360页。

[35]张俊民：《简牍学论稿——聚沙篇》，第360页。

[36]《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97～3898页。

[37]《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3页。

[38]此简见于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第5页；张俊民：《简牍学论稿—聚沙篇》，第351页。

[39]张俊民《简牍学论稿—聚沙篇》，第351～352页。

[40]《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98页。

[41]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悬泉汉简》（壹），彩色图板第302页，红外线图版第606页。

[42]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6～107页。

[43]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33页。

[44]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3日第11版“光明讲坛”。简文的完善，得到张俊民的帮助，特致谢意！

[45]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中西文化交流》，第11版“光明讲坛”。

[46]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36页。

[47]悬泉汉简中有“诣行在所”格式的简例。如“鸿嘉三年正月壬辰，遣守属田忠送自来鄯善王副使姑彘、山王副使鸟不腞，奉献诣行在所，为驾一乘传”（ⅡT0214②:78），“使乌孙长罗侯惠遣斥候恭，上书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一乘傅”（ⅤT1311③:315）。分见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08页、第142页。

[48]《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17页。

[49]《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22页。

[50]《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06页。

[51]乌孙公主和冯夫人是西域研究的一个热点，已经有不少学者论及。本文仅就乌孙公主和冯夫人派遣使者之事做以阐述。对乌孙公主和冯夫人研究的论著有黎虎：《解忧公主出塞的历史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第40～50页；薛正昌：《西汉女外交家——冯嫽》，《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4期，第65～67、95页；于伟平：《论解忧公主的历史功绩》，《新疆地方志》1996年第2期，第54～57页；姚景洲，李艳华：《解忧公主与汉代西域初探》，《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第88～91页；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第91～95页；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乌孙资料考证》，第358～368页；何海龙：《从悬泉汉简谈西汉与乌孙的关系》，《求索》2006年第3期，第209～211页；李炳泉：《甘延寿任西域使职年代考——兼及冯嫽在册封乌孙两昆弥事件中的活动》，《西域研究》2013年第3期，第17～22页。

[52]张德芳，石明秀主编：《玉门关汉简》，彩色图板第116页，红外线图版第252页。简文的修订参考了张俊民：《敦煌市博物馆藏汉晋简牍札记》（一），武汉大学简帛网2019年12月17日首发，http://www./show_article.php？id=3474。姚磊：《读〈玉门关汉简〉札记》（三），武汉大学简帛网2019年12月6日首发，http://www./show_article.php？id=3464。

[5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第270页。

[54]悬泉汉简：“二人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安远侯吉谓敦煌……”（Ⅱ90DXT0213③：135），简文见张德芳：《西北汉简中的丝绸之路》，第32页。

[55]张俊民：《敦煌市博物馆藏汉晋简牍札记》（一），武汉大学简帛网2019年12月17日。

[56]《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73～3874页。

[57]《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672页。

[58]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159页。

[59]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37页。

[60]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38页。

[61]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42～143页。

[62]袁延胜：《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见西域史事探微》，《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第8～16页。

[63]张德芳，石明秀主编：《玉门关汉简》，彩色图板第111页，红外线图版第247页。

[6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