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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术在近代欧洲诞生的必然性(1)

 大成教育图书馆 2021-11-13

摄影术是现代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掌握了某些必要的科学(光学、化学、数学等)规律的前提条件下的一项技术发明创造。就像15世纪发生在南欧的文艺复兴、16世纪发生在北欧的宗教改革、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19世纪摄影术的发明,这些与缔造现代文明息息相关的运动及产物,都要追根溯源至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文明开始翕动起理性的蝴蝶翅膀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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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斯与庄子  网上图片

摄影术在近代欧洲诞生的必然性

郭广林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宗教社会学序言》里说:“唯有西方,科学真正达到了可以被当代公众认可的发展程度。……理性的、系统化的、专业化的科学以及与之配套的训练有素的专业科研人员只有西方具备,从而使科学在西方文化中占据了统治地位。”【1】

引子

杰佛里·劳埃德(G·E·R·Lloyd)在《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有段话:“直到17世纪,中国关于新星、超新星和太阳黑子的记录是最完整的。”【2】即便有这样一个值得自豪的天象记录的事实,当今也没有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从古代天象观测发展出现代天文学或天体物理学;也没人认为——《本草纲目》让我们开创了现代分子生物学;当然,像内燃机、电、汽车、电话、电灯等等,除非智商有问题,也没中国人认为是我们发明创造的。

但唯独对摄影术,有不少中国人、尤其在摄影界里:无论官方摄影组织、或以摄影为职业的人,乃至在大学里专业从事摄影教育的老师,都极其笃信在清朝,中国广东南海县的邹伯奇发明了(湿版法)摄影术。不仅有大学摄影专业的教师曾当面对我讲,坚信邹伯奇发明了摄影术;甚至体制内摄影机构居然以邹伯奇“发明摄影术”为噱头,组织冠以“伯奇杯”的摄影活动。

不可否认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批判意识是相悖的,压制人的批判意识,就等于阉割人的创造力。这也是为什么人口众多的中国,与现代物质文明中的发明创造数量不成比例的原因。我尊重邹伯奇先生在那个时代在光学上的探讨,“只是 19 世纪西方光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远远超越了邹伯奇的认知范围。”【3】凭着邹伯奇当时的各种条件,绝不具备发明摄影术的能力,这就像墨子不是摄影术发明人的道理一样简单。但凡储存了一些科学史的知识,对现代文明发展有所认知,富于些许历史脉络演进的逻辑能力、思辨的方法,都会认识到邹伯奇是“中国照相机之父”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对中国摄影界有所了解的人说,摄影的门槛低,也拉低了中国摄影的平均文化水平。就主张邹伯奇是摄影术发明人这一现象,对中国摄影水平如何略见一斑。

摄影术从诞生至今,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方方面面,都表现为一个最重要、最先进的文化媒介。当今中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与固步自封的古代社会最大区别就是不断求知、不断创新、不断求真。而作为体制内的一个文化协会,从对邹伯奇混乱的认知、“伯奇杯”活动的立意、指导思想和具体的内容看,具有一定摄影的话语权力及权威名声的文化组织中摄协,所体现出的文化水平让人失望。

至于为什么邹伯奇先生发明不了摄影术,已故中国摄影史学者赵俊毅先生在《邹伯奇是人不是神》一文里简单明了进行过论述,本来如此明晰的道理,毋庸再费口舌。但就像一个被阉割的人,刚愎自用地认为与他朝夕相处的女人怀的就是他的血脉,而非隔壁老王的子嗣。对于CPA所属刊物,还在不时刊出一些杜撰邹伯奇发明摄影术谬论的文字,这种无稽之谈绝非学术的百家争鸣,而是谬种流传、贻害无穷。故我将在《邹伯奇发明摄影术不存在或然性》一文中,依据历史、文化、科学、环境、文献等方面的相关资料,对邹伯奇先生不能发明摄影术进行全面解读。

而这篇长文,首先叙述一下摄影术诞生于十九世纪欧洲的必然性。在一个公认的历史叙述中,如果辨识出其中的发展逻辑,很多问题也就如迎刃而解。或许很多明白人,对我这些费尽口舌的嘚哔嘚哔不以为然,就像跟人家讲英国人发明的蒸汽机,以及他们引发的工业革命属于多此一举;你该跟人家交流的内容起码是英伦思想家为何是经验主义,欧陆思想家为何主张理性主义?但在中国摄影界,围绕邹伯奇发明不了摄影术这一小儿科问题,即便你掰开了、揉碎了讲,也可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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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新闻截图 来自CPA网站

古希腊的理性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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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术是现代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掌握了某些必要的科学(光学、化学、数学等)规律的前提条件下的一项技术发明创造。就像15世纪发生在南欧的文艺复兴、16世纪发生在北欧的宗教改革、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19世纪摄影术的发明,这些与缔造现代文明息息相关的运动及产物,都要追根溯源至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文明开始翕动理性的蝴蝶翅膀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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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世纪之前,古希腊呈现的是荷马(Homer)与赫希俄德(Hesiod)史诗统领下神话文明,就像中国殷商时代神权衍生的巫神文明(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可以感受巫神文化),神话文明是人类宿命的必然过程。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诞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考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泰勒斯(Thales),这一对世界新的理智探求,点燃了被称作“哲学”的人类理性的烛光。泰勒斯与同时代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等人以理性“不仅提出一系列问题,他们还寻求新的解答,在他们的讨论中,自然的人格化所占的地位越来越不显著,神从他们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中消失了。”【4】在中国替代殷商巫神文化的是周朝的礼乐文明。一个理性、一个礼乐(古希腊的音乐及对乐理的研究尤其数学方法的分析应该更胜“礼乐”中的“乐”),它们之间的区别——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告诉人们“知识即美德”、中国周朝的礼乐实则就是等级之分的道德规训;《论语》里讲:“不学礼、无以立”。继承苏格拉底衣钵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的追求本身就是目的,它是完美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拥有理性,所以理性能力的培养对真正的幸福和真正的美德是必不可少的;其次,研究自然所揭示的是宇宙的美和秩序,对此的思考有利于人类在自身中发展一种有序的、高尚的性格。”【5】在中国要“克己复礼”的孔子曰:“一日三省吾身”;终于有一天生前周游列国、落魄潦倒的孔丘,死后被帝王奉为了万世师表,让儒学成了华夏民族思想与行为的圭臬,时至今日倡导了两千多年的仁义道德的这个民族,普遍的世风却让人难以恭维。

古希腊先贤们让自己在历史的长河中,最先从对世界的困惑中,以理性赋予自我的觉醒,他们把自然对象化,勇于实施理性批判的态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求知不在于攫取功利,而是以单纯的获取知识为目的。也正因此在古希腊理性文明的三百多年时间,他们的知识视野一如阳光照耀下的爱琴海辽阔无垠。当今任何溯源现代文明的学者,无不将古希腊文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掬捧于首要的位置。古希腊理性文明中人对物质世界的思索、追问、探究所确立的哲学、自然哲学——“无用之学”的方法论,凝聚成延续了两千多年一股张力,使其首先在近代的欧洲发挥作用,终于缔造出现代文明。

如果做比较,与古希腊理性文明同期的中国,那个“庄周晓梦迷蝴蝶”的庄子因梦而想象,是自己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自己,以及在《庄子·天下》里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无论是质疑现实真实与否,还是对事物无限的想象力,庄子这句话都具备了抽象思维的哲学特征。只可惜庄子的学说既没发展成现代哲学,也没成就属于中国的现代科学,反倒归于了“玄学”,成了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道教的继承人。

最早从赫希俄德《神谱》的混沌中走出来的米利都学派(只是前苏格拉底时期),他们首先摒弃了超自然的神对自然的任意行为,并试图去解释自然界的自然现象(尽管很多解释非常幼稚),而在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具备了现代思辨意识的思想家却倡导“天人合一”;希腊那边开创了“无用之学”,中国这边教导人们“无为而治”,两边倒是都不具备功利心。但最终希腊理性文明成了让人类闯进现代文明的思想工具。

3

犹太籍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未来简史》里说:“21世纪将是由算法主导的世纪。现在,算法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概念。”在公元前5世纪,毕达拉斯学派就认为:“数学上的本原也就是一切存在的本原。”【6】当然,我们不仅不能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术成果超越了几千年,并且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毕达哥拉斯学派耽于神秘主义及泛数学化歧途。即便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现实世界里,所发现很多事物体现出的数学规律的学术高度,也使那时期的中国望其项背。前面提到过,中国周朝实行“礼乐”制,无论“礼”、“乐”都是代表了等级制度的一套圭臬;而古希腊的音乐体现的是知识,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早认识到音乐和声的数字来比例......八度音程、五度音程和四度音程可以用简单的数字比例来表达”【7】

中国汉朝诞生了一本《九章算术》,如果从内容上比较,《九章算术》与之前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在学术高度上无法相提并论。《九章算术》更多涉及的问题是日常中的运算;而《几何原本》的数学内容,是公理化演绎系统。运算是按照给定公式、把数字放进去计算结果;数学就是寻找运算的公式、求解运算公式(提出公理体系、逻辑证明方法,并从少量公理严格推导出大量定理)。如,公元前240年的时候,古希腊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就通过距离、角度计算出接近实际的地球周长,他在数学上的成就之一,找出了埃拉托色尼筛选法(sieve of Eratosthenes),一种识别素数(质数)的有效方法。如果计算地球周长是通过运算得出的,那么总结出认识质数的埃拉托色尼筛选法就是数学。华夏以“天圆地方”表达的宇宙观延续了几千年,而在公元前240年的时候,埃拉托色尼已经算出了非常接近实际长度的地球周长。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有以“穷竭法”计算圆面积的数学方法,就是利用一个可准确计算出的内接多边形面积,而无限逼近圆的面积。但在希腊化时期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的数学成就不止这些。

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讲解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在公元前240年计算地球周长的方法

比较之下,中国庄子对物质不可穷尽的想象,即便以当今的标准看,其中不无科学思维方法,只是庄子最终止步于此,不能像走出混沌的希腊哲人们那样,为物质世界给出各自的定义:水的、数的、原子的等。在此,华夏的先贤不仅缺乏为世界定性的勇气,更不要说以数为事物进行定量分析,反而以“天人合一”应对外在世界,并且以博大、超越的意识形态定义自己,反过来也可以说,其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对世界的不可知论,甚至说,归于混沌。庄子是伟大的、他的思想是深邃的。只是庄子的深邃,是历史的深邃,而不是赋予现、当代的深邃。我不明白庄子为何不对“万世不竭”进行穷极无限的追求——为什么穷极无限、穷极无限时的形态会有何改变等等。或许,庄子那个时代不像毕达哥拉斯生存的环境,有能提出与他不同观点的人,是归于没有竞争对手、还是归于缺乏想象的勇气、或是思想的惰性?总之庄子在那个时代所达到的高度,影响到后来人以“道法自然”为圭臬,消解掉对自然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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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以逻辑与数学这两个特殊的“工具”,不仅建立起早期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础,更是荫蔽着现在物质社会的文明发展。古希腊的天文学与光学都应用了数学进行探究与表述,尽管不乏幼稚,甚至错谬,但那毕竟是以人的理性开启的探索。不用说当今高科技的数字化摄影器材与逻辑和数学如何密不可分;在摄影术诞生伊始,其镜头设计就与数学难解难分。最为典型的是1840年维也纳大学的数学教授约瑟夫·匹兹伐(Joseph Petzval)与奥地利军队炮兵中的计算团队合作,通过大量的计算,设计出大大缩短曝光时间、让人像摄影行之有效进行的“快速镜头”——匹兹伐镜头。关于这点文章后面将会详细介绍。(未完待续)

注释:

【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2】《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杰佛里·劳埃德(G·E·R·Lloyd)

【3】《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光学知识的反馈》田 锋、高 媛

【4】《西方科学的起源》戴维·林德伯格(D.Lindberg)

【5】《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杰佛里·劳埃德(G·E·R·Lloyd)

【6】《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人大出版社,1993版

【7】《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杰佛里·劳埃德(G·E·R·Lloyd)

以上外国参考书籍都有中译本,恕不标外文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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