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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家住大杂院所在的小街位于省城市中心附近，铺着狗头石的狭窄小街及多座清末民初的大杂院建筑虽陈旧破落，但却因小街北端那座建于清末的现代监狱而曾经闻名全国。在风格各异的旧式大杂院及1950年代后居民自建的简易平房中，栖居着大量来自旧时代的芸芸众生，笔者懂事后才知道自己的邻居中既有早出晚归的各行业工人、小职员、旧官吏、资本家、小商人、小业主、屠宰户、手工业者、教师、职业拾荒者及人力车兽力车夫或老板，还有少量居住着独家小院的革命干部（其中还有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其公子后来成了自己的小学同学）。 随着年岁的增长，童年笔者后来发现小小的街区中竟然还有人数众多的“四类分子”，听大人说，他（她）们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及坏分子”，全都是曾经犯过罪的“坏人”，正在接受人民政府和革命群众的监督管制与改造。在轰轰烈烈运动爆发之前，这些“坏人”除了经常被强制参加参加一些如“街道卫生清洁”之类的公益性劳动外，平时与革命群众之间的关系距离与隔阂还不算太明显，个别人生阅历丰富的“坏人”甚至还可以自由加入小街上唯一食品杂货店门前自带茶杯茶叶的“闲侃沙龙”。 进入“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后，情况迅速发生了剧变，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所有住有“坏人”的大杂院门前都统一挂起了“认罪牌”，牌上清楚填写着“坏人”的姓氏、身份与犯罪简况（笔者的“右派”教师三伯父也在挂牌之列，“摘帽右派”教师父亲按政策免挂），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小小街区还真的卧虎藏龙（按当时的话语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各类“坏人”（包括原有“四类分子”）竟然增加到了约三十人，其中有“地主富农分子”（包括女性地主2人）、“反动军官”、“右派分子”、“中统特务”、“不法资本家”、“坏分子”及“现行反革命分子”。最让笔者惊讶的是，住在小街唯一简易公共厕所旁自建泥土乱石草屋中、身材魁梧、平时沉默寡言的拖板车老汉竟然还以“国民党反动军队旅长”的可怕身份被挖了出来，增加到了新“坏人”的队伍中。 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急剧发展，街道革委会、实施军管的公安派出所及居民连队（原居委会）对新老“坏人”的管控、批判与监督力度也日益加大，隔三差五就会对“坏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会”或“批斗会”，若召开大规模批斗会还会借用位于小街上的小学大教室或操场，“坏人”们照例胸前挂大牌站成一排，低头哈腰且表情诚恳地向人民群众认罪交代，接受口诛笔伐。街道和连队还会经常集中几十名“坏人”清除街头院落卫生死角，疏浚附近的河流污水沟，身穿旧黄军装、佩戴大红袖箍的新生“革命造反派骨干”则严肃地巡察在“坏人”劳动改造现场周围，配合连队治保干部严密监督，以防范任何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出现。其间也出现过少量的“监管漏洞”，一位原街道板车运输联社党支部书记的五短身材、天天军装袖箍领袖纪念章不离身的公子还因在工作中向被监督的“坏人”兜售他免费收集来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遭到街道革委会干事的严厉训斥和制止。 在本街区管控监督的数十名“坏人”中，有一位犯罪性质最严重、改造资历也最老的原“四类分子”许先生无疑是笔者印象中最悠久也最深刻的。笔者童年时代起就听大人说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国民党中统特务”（好像还有不同说法的军衔与职务），也长期看到这首席“四类分子”拖着小垃圾车挥着大扫帚在任劳任怨地扫街清路，经常还会毫不犹豫地用手掏出路边窨井中的沉积垃圾秽物。也多次看到许先生向训斥他的居委会干部频频俯首哈腰含笑称是的情景，更多次在寒冷冬夜中（清晨四五点钟）偶然醒来时听到他的大扫帚在自家窗外路面上发出的熟悉声音。 在轰轰烈烈革命开始后挂出的“认罪牌”上，我看到他在旧时代的工作单位好像是国民政府某机构的什么“调查室”，如果没有当年长者们的介绍（有消息灵通人士还绘声绘色但很可能以讹传讹地说许先生多次自称“曾参加过对中共代表团成员的秘密监控”），少年笔者还真的不知道这种部门估计应该属于旧时代的反动党派中央执委会调查统计局。上山下乡运动之后，笔者与许先生的插队知青长子成了终日无所事事、不农不工不学的“狐朋狗友”，于是对其父亲及其家庭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那戴着如同玻璃茶杯底的高度近视眼镜、虽长期身处极端逆境但却始终保持着儒雅言谈举止的父亲，让人很难将他想象成红色文艺故事中那种心狠手辣的“特务”；曾经参与过小街“闲侃沙龙”的一些街坊还反映他在聊天中流露出的知识面还相当丰富。 许先生在1951年的“镇反”中因“国民党特务罪”被捕，后来被判了有期刑，刑满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交地方基层组织监督改造，从此就扛起了大扫帚，走入了他的凄凉后半生。妻子与其离婚划清界限后携长女迁去了其他城市；“上山下乡”后前妻又将她已插队农村的小儿子许某（笔者小学时期品学兼优的同年级校友）的户籍转去其长女所在的城市，许先生则带着大儿子一直居住在笔者家附近一大杂院后院中的一幢破败不堪的青砖青瓦旧储藏室里。 轰轰烈烈开始后，“特务”许先生的处境变得更为恶劣，附近中学的红卫兵小将屡屡冲入他的陋室对其进行无情的揪斗批判。某次一伙红卫兵小将还逼他靠墙站立，用发射纸折弹头的自制手枪式皮弹弓近距离向他射击，被几十枚纸弹头击中的身体上立即出现红肿甚至溢血，最后再难继续支撑的他终于轰然倒地不省人事了。到1975年左右，许先生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急剧下降，不能再披星戴月地挥大扫帚做苦力改造了。插队知青大儿子突患急性肾炎再转尿毒症后，贫困、孤独且无任何医疗保障的许先生就只能终日卧床苟延残喘了。 某日笔者与朋友给许先生送去一些食物，眼前的凄凉情景真的让自己悲从中来。三间破旧房屋早已无门无窗，只用旧塑料薄膜简单遮挡着，西侧房间的屋顶已基本毁损殆尽，仅留下被烟熏黑的木梁木檩条及少量垂下的芦席，地上长满了野草。“中统特务”许先生躺在东侧空空如也且垃圾成堆房间中的一张用红砖垫起的旧木板上，身上盖着家中的全部被褥及衣服，床前的地上放着一只破旧的煤油炉、一只旧铁锅和几只旧碗。估计刚过六十的老人此时已不能言语了，只能对我们频频微笑点头，明显在对这种难得一见的关怀表示诚恳的谢意。 后来，听他家大杂院里的同学介绍，许先生因病饿在破败至极的家中死去多日后，才有邻居发现了异常的腐臭气味并反映到了居民连队，最后由政府出面做出了最简单的处理。十多年前，笔者才获悉多年全无收入、连每月7元五保户补助福利也不能享受的“特务”许先生，多年来就只能靠远在异乡的前妻及长女提供的少量零星补贴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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