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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春天，我和王红川（我前面中间斜靠在我怀里的戴眼镜者）等学生在野外。 一 王红川，是我参加工作所教第一个班的学生。 1982年过了春节，大学毕业的我走进了乐山一中，走进了初一（1）班的教室。 一走进教室，就看到坐在第一排靠门的那个小男孩，矮矮的，弱弱的，文静而秀气。他就是王红川。 直到38年后的此刻，我写到这里，眼前仍浮现出他当年的形象——一笑起来，眼睛便眯成一条缝，特别可爱；天真机灵，学习刻苦，成绩拔尖。到了初二就戴上了黑边眼镜，更显得“有学问”了。 我当年就毫不掩饰，现在更不否认我对王红川的“偏爱”，准确地说，是疼爱。其他学生都说“王红川是李老师的儿子”，大概是说我特别宠爱他。直到三十多年后，他们这个班聚会，张海波同学还在说：“那时候我们都在说，王红川就像是李老师的儿！”但这决不是因为王红川成绩好，是优生——当时班上成绩好的学生多呢，而是因为他体质弱，性格柔，我总担心他受欺负，所以我对他自然特别关照。 其实，论年龄，我比红川就大十来岁，只能算是大哥，单论辈分显然比他高一辈。我现在也不认为当时我对王红川有什么偏心而违背了“教育平等”，相反我觉得他的特点需要得到特别的关照。真正的“教育平等”恰恰意味着“差别化对待”。 那时候，我上班要经过他家附近，于是，经常骑车上班的我，就顺便把他也带上——早晨七点过，我骑车路过他家附近，路边的他见我骑车来了，便一下跳到我自行车后面，反正他体重也比较轻，对我来说，无非就是后面驮了一袋大米。常常在周末或假期，我会约上许多学生出去玩， 十有八九都会约上王红川。记得1983年 大年初一，我和王红川等学生在郊外山坡上玩，我还和他“扭打”成一团，后来又搂着他照相——这些都有照片为证（见下面两张老照片）。 甚至我第一次出手打学生，就是为王红川撑腰。怎么回事呢？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王红川哭着走了进来，说他和同学们在打篮球，结果高年级的学生欺负他们，要撵他们走，霸占球场。我马上来到操场，批评那几个高三男生。结果其中一个男生不但不听批评，还和我顶撞，竟然对我伸出中指！我一怒之下给了他一拳。当然，后来我因此挨了学校的处分。 王红川性格温和，特别善良。当时，班上的伍建因家庭困难想辍学时，大家都愿意帮助他，希望伍建能留下来。伍建的成绩不算好，王红川主动提出帮伍建补习英语。同学们还纷纷捐款捐物帮助伍建战胜困难。那一年寒假里，我带着一群学生骑着自行车，去乡下伍建家去看他，鼓励他一定要坚持学习。当时一起去的就是王红川。后来王红川写文章回忆道：“还记得当时李老师带着我们去伍健家，那么远，那么累，我们骑车都骑了好久，可心里想，伍建每周上学放学要步行，走好远哦，太可怕了。到了伍建家，看到他家里太穷，虽然那时我家也不富裕，但和他家比起来算很好了，因为他家里空荡荡的，好像没什么东西。当时我心里就想，伍健，你千万要回来上学啊！” 二 初中毕业后的王红川，毫无悬念地考上本校高中。我没教他了，但校园相逢，彼此依然很亲切很亲密，他依然很信任我。 当时有一部表现中学校园生活的电影叫《红衣少女》，影片批评个别虚荣而势利的老师，结果引起了争议。王红川的语文老师布置学生写作文评论该片。王红川旗帜鲜明地表示，这是一部好影片，影片中那个老师应该受到谴责。但语文老师却在作文评语中批评了王红川的观点。王红川很苦恼，把作文给我看，问我该怎么办。我看了看他的作文，有理有据，观点完全没有问题。我对他说：“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老师，你是对的，就是要有勇于质疑的批判精神。但不要和你的语文老师公开顶撞，心里坚持你的观点就是了。”其实，这不用我教。我知道他对老师一向是很尊敬的。这篇作文，我至今还保存着。 同样至今保存的，还有他大学写给我的每一封信，和他新年给我的贺卡。大学里，他经常一有了苦闷，就向我写信求助。比如，刚考上大学参加军训时，他看到教官抓住一个小偷，就狠狠地打，“五六个班长一拥而上，扇耳光踢屁股，蹬肚子，一下子打得躺在地上，又哭又叫，排长、指导员在一旁也不制止。”善良的王红川写道：“看到这场面，我心里很难过，也想了许多。现在，还想得到你的帮助，到底该怎么看待此事？”还有一次，学校一个男生因失恋而跳楼，他给我来信，问我的看法。有时候，他和同学在一些观念上产生争论，他也会给我写信，问：“李老师，您怎么看？” 再后来，读了六年华西医科大学的他，毕业后成了乐山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如今，他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西医骨科专家了。 三 未来班毕业三十年聚会时，王红川写了一篇题为《那种植入心中的精神》的文章，其中有这么几段—— …… 那时的老师们对我们都很好，李老师也是如此。同学们都能感觉到李老师对大家的爱护，所以我们对李老师的尊敬是出自内心的，不仅仅是对老师的礼貌。我的记性确实不太好，具体的事记不得太多，但李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包括给我们读的那些小说，我都还记得；想着他当初帮我们复习政治的事情，现在心里都是阵阵感动。李老师对我们的爱心，都是自然而然表现出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李老师多次说他当年刚大学毕业，没教学经验，但我认为，只要老师都像当年的李老师那样爱学生并对学生负责，不可能教不好。就像当医生一样，水平再高，职业素养差了，在我眼里就是不合格。 那天，同学们说李老师最疼我，那是因为我先天不足，常受人欺负，没办法，父母总是疼爱弱气的孩子，谁叫我学习又努力呢。所以啊，从初中到现在，心里总是把李老师放在了父母或者大哥的位置，就像上次我在李老师的博客上对李老师说的一样：“您对学生们的爱是父母之爱，只有父母之爱才能让学生们感受到温暖，心里的温暖！” 正是在李老师的影响下，我喜欢助人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我这个人记性不好，很多以前的事件都忘得差不多了，虽然记得《青春万岁》《红岩》《爱的教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李老师给我们读过的小说，但具体情节一点都记不得了，但是——但是！那种精神已植入了我们心中，真的，是“植入”了，生根发芽了！从我们的同学们身上，我看到了，经过了三十年，我们都有了很多世俗之气，但我们的本质没有变——虽然没有李老师为我们读过的小说中的人物那般纯净，但是在我们每个同学身上，我照样能感觉到那种真、那种善，很好！
职业素养是很难用尺子来测量的。医生往往会有很多熟人、朋友，但评判一名医生的职业素养，关键的是看他对待陌生患者特别是急危重症病人的态度——我们是否愿意付出时间、体力、精神、甚至健康来为一个陌生患者的生命负责？在这点上，自认为做到了身体力行，只要病人、病情需要，我可以不休息；为了缩短手术时间、减少创伤，可以承受大量的射线；只要科室人手不够，也可以随时加班；面对复合伤病人、重症患者，我不劳累谁劳累？ 多年前我就对年轻医生讲过：一名医生，无论他有多高的水平，医德差了、职业素养差了，就不合格、就不会被同行认可！所幸，我自认为达到了自己的标准。 而当我回顾我的人生经历时，我总会想到未来班，想到可爱的同学们，想到可敬的老师，想到那些充满爱和善良的往事。
四 王红川很谦虚，很低调，他现在已经是医院的一名管理者，也取得过不少成果和荣誉，但他一直不愿意给我说这些，他说他就是一名医生。 前不久，我们又一次相聚，聊到教育时，他再次提到初中时代所受的教育对他后来职业人生的影响。 我说：“我教你们时，刚当老师，一点经验都没有，谈不上有多么成功的教育。” 他说：“不，李老师，有的教育你可能不觉得，但确实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当时，你要我们关心帮助伍建，但又对我们说，这种关心和帮助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现在，我是医生，举手之劳去帮助别人的习惯，就是成为一名合格医生的基础。当一名医生时时想着去关心别人的时候，关心每一位患者也就成为了习惯。从年轻的时候起，病人表扬我最多的一句就是'王医生很耐烦’，我认为这是一种最高的表扬，当病人觉得医生很有耐心的时候，就说明你会不厌其烦地回答病人的问题，休息时间也会耐心地接病人的电话，尽量满足病人的需求，也说明了你会经常性地去安慰病人。偶尔做到还不能算合格，要随时做到，这需要的是足够的耐心和耐力。李老师做到了这样对学生，我做到了这样对待病人。” 他和我聊起了当年“未来班”对他的影响。他说：“'未来班’的同学，跟其他班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有学习好的，有成绩差的，有听话的乖学生，也有调皮捣蛋的'差生’。我的印象中，李老师没有对好学生有什么特别的照顾，反而对'差生’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批评，偶尔有嘲讽，但更多的，是关心、谈心和家访，在我眼中看见的，是从不放弃。回想起来，李老师不轻易放弃一个人，从没有舍弃对任何一位'差生’的教育。李老师安排成绩好的帮助成绩差的同学，这种行为，肯定对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养成了帮助成绩不好的同学的习惯，并持续到了高中。”
（右起第三人是王红川） 其实我很清醒，王红川乐于助人的善良品质并不是我教给他的，而是他父母教育的结果。我只是在班上倡导善良，并为包括王红川在内的学生提供施展这种善良的机会。 王红川还说：“2016年，46岁的我，成为了科室副主任并全面负责科室管理后，我对自己对表现不好的员工所表现出来的耐心，都感到惊讶：我是什么时候养成了这个习惯呢？跟他们谈话，需要纠正他们的不足和错误，我一般是采取以下几个步骤：那天发生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您对这件事是如何看待的？您有什么建议？如何改进？我相信您能做到，我们一起加油！……每年我会与科室医护人员有超过30次以上的单独谈话和沟通。这份耐心，可能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学到的吧！所以，不轻易放弃队友、不轻易放弃朋友、不轻易放弃家人，我做到了。但是，李老师，您不是'不轻易放弃’而是从未放弃学生。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你现在非常优秀，倒是值得我学习呢！”我说。 王红川说：“还有信任，也是李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之一。” 这个我倒没想到。 五 他继续说：“回想起李老师的言行，深有感触。从'未来班’的三年，到后来师生聚会，李老师您一直对同学们非常信任，您相信我们都是善良的，相信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做好了自己的工作。我读过您的书，从书中我感到满满的是您对学生们的爱。试想，一位没有爱心的班主任，如何会有那么多深入人心的故事？我想，信任他人的习惯，也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我现在在工作中，会去反对一个人的观点，甚至不惜争吵，但不会失去对他的信任。在一个团队中，一旦失去了对一个队友的信任，是很难高效地开展工作的。” 我说：“信任，是教育的前提啊！当然，也是工作中与人合作的条件。” 王红川还说：“还有一点对我的影响，李老师您可能没有想到，那就是质疑精神。您知道，我的作文水平不算好，但我喜欢发表与众不同的观点，后来读高中还曾被批评，可是李老师您一直都对我这种质疑精神表示支持和鼓励。当然，有时候您也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您会同样坦诚地说您的观点，和我沟通讨论，并引导我，而从不把自己观点强加给学生，这一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这一点我真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穿黑衣跃跃欲试向我冲来者，即王红川。） 王红川依然滔滔不绝地说：“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会学着李老师您当年的模样，公开鼓励下属提出反对意见。其实我很不喜欢用'下属’这个词，在我心中，只有'同事’，我们是一起共事的同事，职位只是一个岗位，在工作上，永远是平等的，这也是李老师当年提倡的理念。有的管理者会通过树立'权威’来取得管理上的效果，但是我保持着非常坚定的自己的观点：管理者需要的是'威信’，而'威’源于'信’，首先是要有'信”’，才会有'威’，'信’就是信誉、信任、言而有信……只有同事信服您，才会有管理之'威’，'威’是制度之'威’，绝不是'威风’'威武’甚至'淫威’之'威’。当年李老师做得到，现在我也做到了。” 王红川还举了一个例子：“我到新的管理岗位不久，还不熟悉业务，一位下属对我安排的工作有不同看法，专门来找我表达他强烈的意见，语气非常硬。我真诚地微笑着说：'来来来，请坐，您慢慢讲！’经过一番沟通，彼此愉快地达成共识。后来，我给部门科长们讲，一定要指出我的问题。真的，在我的脑海里，初中的一幕一幕经常出现，一位谦虚的老师、经常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的老师，他真的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六 我们聊起了家庭教育。 他说：“做家长的要承认自己也和孩子一样，都在不断地学习中，也会犯错误。家长犯了错误，要勇于给孩子认错。我记得，李老师经常在我们面前认错……” “是的是的。”我说，“那是我刚参加工作，没有经验。” “但您经常给我们认错道歉，这本身对我们就是种教育。三年的时间，班上同学也非常勇于认错。承认自己的不足，这就是进步的开始。在'未来班’，同学们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后来的高中、大学、工作、生活，这个习惯从未改变。后来我有了家庭，夫妻之间，父女之间，都学会反省和认错，大家都获得成长和进步，也形成了和睦的家庭关系，我们感到非常欣慰，也非常骄傲。” 我说：“你做得真不错！但不少家长是不愿对子女认错的。” “是的，我仔细思考过，为什么不少人，尤其是成年人、父母不愿意或者说没有勇气反省自己和面对自己的不足？”他分析说，“原因有很多，比如，年幼或青少年时期，没有受到过榜样的引导，在家里，认错后可能会被打得更凶，成年后，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不学习、不思考，不知道'打死不认错’对配偶、对子女有多深的负面影响！” “是呀！其实，孩子好多问题，根源都在父母身上。”我说。 他说：“对头。经常看见新闻，关于子女自杀的、跳楼的，我难受啊！表面上看，是子女心理脆弱，但我个人认为，父母是最大的责任人。这类事件第一眼看上去好像跟反省和认错无关，但仔细想想，父母如果固守'大人说的就是对的！’小孩子懂什么？’的想法，这种对孩子说话的语气中，就存在着潜在的语言暴力，有一个道理很少有成年人认识到：语言也可能成为杀人的武器。难道作为父母，没有责任去学习、去思考吗？教育子女，是需要用心的。不反省、不认错，是父母的错。” “同样的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的错，有时候也可以从教师的身上寻找根源。因为言传身教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说。 “是的。对孩子，我觉得还是应该以信任和鼓励为主。当年您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而我也这样教育我的女儿，效果非常明显。”他得意说，“我现在最骄傲的，不是工作，而是家庭。许多家庭因为子女教育而常常闹矛盾，而我们经过20年的努力，我对自己的家庭氛围感到非常欣慰！” 我说：“现在家庭教育是很多家长头疼的问题啊！你有什么诀窍吗？” 他说：“其实，对子女的教育，很多习惯也是受您的影响。有爱，就会有耐心，目标对了，就能找到方法。” 七 他给我讲了他和妻子教育女儿的两件小事—— 2000年，我女儿一出生，我就和她妈妈达成共识，女儿一天天在成长，我们也在一天天学做父母，教育孩子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一门新的学问，我们需要不断学习。 女儿刚读小学，第一次有了家庭作业。 很快我们就发现，一遇到不会做的题，女儿就会哭，她妈妈在一旁辅导、帮助，女儿不听，还是哭。一旦哭起来，家庭作业如何完成？怎么办呢？我们夫妻两人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商量了好多次，想出了种种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威胁。我们对女儿说：“如果你做作业要哭，我们就把你的玩具送人！”结果她哭得更凶。我们也变本加厉，我亲自把玩具从五楼扔下去，结果，闹得家里鸡飞狗跳。这种方式持续了三天，女儿照样哭，我们败下阵来。 于是我和她妈妈开始动脑筋，认真学习。我们了解到一种理论，鼓励比斥责有效，奖励比批评管用，而且有一本书上说，行为坚持三个月就会成为习惯。 于是，我和她妈妈想了一个办法，女儿不是一直想拥有一条小狗吗？我们给她提要求，如果能够坚持三个月做作业不哭，我们就给她买。 我去跟女儿谈判，本来还担心她会拒绝我的方案，哪想她爽快地答应了。 坚持了几天，女儿果真没哭，但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爸爸，我今天哭了，求求你了，我们重新开始计算三个月可以吗？” 我心里一阵狂喜：这个办法果真对了！ 我说：“没问题，女儿，相信你！” 结果没过几天，她又给我说：“爸爸，我今天又哭了，我们从今天重新开始哈！” 我开始心疼女儿了。 又一天，她给我说：“爸爸，我今天哭了，但是不是因为做不起题，是另外的事妈妈批评了我，可不可以不算？” “当然不算！”我很爽快地说。 也不知过了多久，女儿说：“爸爸，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要小狗了，我们换一样东西可以不？” “当然可以！小狗也要买！”当时，我真为女儿的进步和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我在心里说，好可爱的女儿啊！其实不是我们培养了你，是你在帮助爸爸妈妈成长！谢谢你！
小学第一学期半期考试结束后，女儿放学回家，进门一脸的难色，手里拿着数学试卷。表情很沮丧，说话都带着哭腔：“爸爸，这次没考好……” 我接过试卷一看，心里一紧：59分！ 几秒钟的时间里，我大脑快速运转，迅速思考着自己用什么样的反应来对待这件事。瞬间我拿定了主意：我看了看眼泪汪汪的女儿，把卷子递给了身后的妈妈，然后，我做了一件至今都自认为很伟大的事—— 我把卷子递给她妈妈后，伸出双手，拥抱了女儿5秒钟，同时说：“没关系，我们继续努力，加油哈！”女儿也非常响亮地答应了一声：“好！”我听出了她的自信。 妈妈看见了我俩的拥抱，也顺着我的话说：“没关系，下次继续加油！” 第二天晚上，我回家很晚，爱人满脸喜色来迎接我：“我们幺儿今天一回来就抱着我说，妈妈，我好幸福啊！我问她啥意思，她说她们有个同学数学得了90分，回家后挨了一顿暴打。我趁机问她，你现在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爱你了吧？她说，知道了。” 我和爱人相视而笑：我们做对了。 八 我被红川的讲述感动了：“你不但是一位好医生，而且还是一位好父亲！你女儿现在读大学了吧？” 他说：“嗯，在一所知名大学读大二。” 我说：“挺优秀啊！” 他点点头，依然自豪地说：“是的，我现在最骄傲的是女儿的成长！但不是因为她就读的是知名大学，学业优秀。” “那是因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女儿是一个善良的、有独立思考能力、懂得感恩的人！她经常跟我讨论人生、讨论各种社会现象。” 我不禁感慨：“现在许多家长都为自己的孩子成绩优秀而骄傲，而你首先看重的是女儿做人的品质。”
“是的。”他说，“但其实女儿从小学到高中的成绩一直都只是中等，'上游’都算不上，我和她妈妈心里哪会不着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逼过她，重心仍然放在做人上。即使我们抓学习，也不是靠打靠骂，因为我认为，没有一个孩子的好成绩是打出来、骂出来、逼出来的。” 我说：“但很多打骂孩子的父母，都觉得恰恰是因为爱孩子。” 他说：“确实，没有哪个父亲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但不少父母的爱走偏了，因为他们对子女的目标定错了。他们或许认为，只要成绩好、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就是好孩子，而忽视了培养孩子首先做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 “你说的太正确了！我一直主张做人第一。”我说。 王红川说：“这也是李老师您，当年作为未来班班主任时带给我最重要的思想。您给我们读书，组织我们讨论，在满含时代特色的小说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善良，学会了善良、勇敢和坚毅。到现在，我还经常回忆起您当年给我们读的小说中主人公积极向上的故事。所以，我们当父母的，应该把培养孩子做一个善良的人作为重要目标之一。” 他一再说他“很幸运地遇到了李老师”，我说：“你是我教的第一批学生，当时我真的谈不上是好老师。” “但你真正很爱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学生都能感受得到的。”他说。 这点我承认。“但是，”我说，“绝大多数老师都是爱学生的好老师！” 他却说：“不对，学生遇到一个好老师是偶然，当然，遇到一位差老师也是偶然。但遇到一位平庸的老师则是必然。遇到好老师的偶然是幸运，遇到差老师的偶然是不幸，而遇到平庸老师的必然，这是我们的教育让大多数家长不满意的原因。”
应该承认，王红川这几句话说得很深刻，但我还是说：“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恐怕不能苛求老师，不能对老师要求太高。” “没有苛求。我期望，我们的老师，不必像李老师您一样赫赫有名，也不必像您一样著书立说，也不必向您当年那样每个周末都带我们出去玩儿，也不必像您一样像珍藏宝贝一样保留学生的来回书信、作文、甚至检查等历史资料……但是，我们的老师完全可以做到和学生一起开心、和学生一起不开心，感受他们的快乐，感受他们的烦恼，这跟学历无关，跟教学技能无关，而是跟老师的爱心和修养有关。如果一位老师根本走不进学生的心，对学生的情绪完全无感，这样的教育是一件可怕的事。” 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我不得不承认，作为医生的王红川，对教育的理解很深刻。当年的小不点儿确实已经长大了。 我知道王红川现在不仅看专家门诊，还担任了行政管理职务，同时他还有不少科研成果获奖，有一些荣誉。我再次请他给我开个清单，他却不愿意：“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我就是一个医生，这个才是重要的。” 我想到，我也不喜欢人家问我的职务和荣誉之类，我经常对别人说：“我就是一个教师。” 我说：“那我可以写你是骨科专家吗？” 他笑了：“可以，主任医师就可以说是专家了。”
九 我联系到王红川的领导，请她谈谈她对王红川的印象。她说：“从专业学术上讲，王红川个人专业技术能力非常强，临床经验丰富；从行政管理上讲，作为科室主任，科室管理规范到位；作为医务部部长，能够大胆开展工作，也能从医院层面、医疗管理层面提出意见建议供领导决策；从人品修养上讲，正直有担当，敢于讲真话做实事，对待病患非常有耐心。总之，非常不错的一个人，大家都比较认可他。” 最后，她用一句话评价王红川：“他是谦谦君子。” 我还了解到，王红川有一年在医院一次活动中发表演讲，他说：“无论如何，我都将不断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和职业素养，给自己的人生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我看来，至少迄今为止，他的答卷是令患者满意的，也令我满意。当然，王红川还在继续填写这份答卷。
2018年7月21日，应学生的请求，我在乐山一中为在乐山的历届学生上了两堂课，这是我退休前的“最后一课”。 王红川全家三口（他和他爱人以及女儿）来听我的课。
在课堂上，他一边听课一边给我拍照。
课堂上有一个细节，我展示了几十年来珍藏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1982年春天，我和王红川在郊外草地上的合影。 我指着照片上王红川稚气的模样说：“这个小不点儿今天也来了，他叫王红川，我们请他站起来给大家看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王红川腼腆地站了起来，全场四百人哄堂大笑。 确实，当年12岁的小不点儿与眼前这位年近50的中年骨科专家，反差也太大了。 我又拿出厚厚一叠我保存的学生信件和贺卡，抽出其中一封，说：“这是当年王红川写给我的贺卡，上面写的什么呢？还是请王红川上来读一读吧！” 王红川走上来，从我手中接过贺卡，朗读了起来—— 李老师： 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我的字一直写得很糟糕，从初一到现在，没有一点好转，你一定会感到失望吧？可这怎能影响灵魂的升华？你的心血决没有白费，昔日的顽童已长大了。谢谢您！ 您的学生：王红川 1990年12月24日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当王红川大声读到“可这怎能影响灵魂的升华？你的心血决没有白费，昔日的顽童已长大了”的时候，我的眼眶湿润了。 那一刻，我好像又回到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走进教室看到坐在靠门第一排稚气可爱的王红川…… 2020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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