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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雅明·布拉顿 《真实的复仇》 译｜蓝江 第十一章 隔离化城市 社会的筛选和分类也发生在城市的层面上。许多城市的某些特征已经是它们如何处理过去的疫情的历史结果，而且很可能城市将被新冠疫情进一步改变。怎么说呢？ 封锁、检疫和隔离都是空间技术，将我们彼此过滤，因为任何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构成的实际风险，以及反之亦然，都是未知的。隔离是一种边缘状态。你既没有生病，也没有健康；相反，它是正式的无法确定的。与过去的许多检疫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人口被隔离在自己之外，没有明确的内部或外部。在开启“例外状态”时，标准的生命政治批判认为“集中营”无处不在。然而，对于这种疫情来说，集中营更像是堡垒，每一个堡垒的任务恰恰相反，让世界“进来”和让它“出去”，两者不断摇摆。你是被锁在里面还是被锁在外面，被锁住还是被锁住？ “隔离”意味着一种悬浮的不确定性：几天滑落到几周。官方怀疑任何一个人可能会对其他的人造成危险，即使在封锁规则放宽后，这种怀疑也会继续下去。同时，我们眼前的栖息地是由内部和外部之间可疑的新关系所界定的。如果全面隔离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其中一些关系将成为永久性的。随着城市中曾经被称为“场所”的设施现在被转化为家庭中的应用程序和设备，公共空间被疏散，家庭领域成为它自己的地平线。哪里是办公室？什么是学校？ 我们如何相互联系是我们如何与城市联系的一部分，我们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层层的人造皮肤和假体（又称衣服和电话）来实现。生物识别接触点，如扫描温度计和QR密码，是城市决定谁去哪里的另一种方式，今天，一些正在扩大，而另一些正在关闭。我们正在不自觉地适应孤立的心理地理学。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解释“符合社会距离感的建筑设计”。在生物识别技术中，那些热温度计的地位正在上升，但指纹扫描器已经被关闭。电话是一条生命线，但面部识别暂时中断了，因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在一夜之间从一种违抗行为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预防措施。 对于更多的特权阶级来说，这种情况可能感觉不像是软禁，而更像是全自动豪华资本主义的试运行，尽管它是非常不灵活的。人们生活在一种家庭茧中，外部世界的必要方面通过网络和管道被带到这里，从管道系统到送货供应链，以及不稳定的劳动力。只要按一下按钮，世界就会被折叠成出现在门口的奇思妙想。对其他人来说，情况要更残酷，这种经历更接近于单独监禁，或者更糟糕的是，与你可能害怕的人同住一个牢房。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动态也可以从构成基础工人的“基础性”中看到。那些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维持生计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很适合在屏幕上操作有价值的符号，如金融或教育，代表了一种本质性，而对于其他人，仓库工人或一线医务人员，他们的本质性远非自愿。即使他们可能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房子的空间封闭之外，他们的工作困境的社会封闭和经济封闭可能更像是一种强迫，而不是一种津贴。 在我们周围，我们看到“内部”和“外部”的交换位置。将感知到的危险控制住的屏障（阿甘本强迫性地确定为“集中营”）和将它挡在外面和被保护的身体内部的屏障（“地堡”）可能看起来是相同的建筑形式。就病毒而言，它们就是。在封锁开始时，我们看到抵达芝加哥奥黑尔机场的旅客挤在一条走廊上，等待接受检查以重新进入美国，很可能互相感染。在同一天，我们还看到伦敦的音乐俱乐部挤满了成群的狂欢者的画面，最肯定的是相互感染。排队和音乐会都有一个身体数量。前者是一个基础设施的瓶颈，而后者是一个昂贵的文化体验，但病毒并不在乎。它在一个和另一个中复制得同样好。 再说一遍，病毒对我们对它的积极或消极的“道德”意图漠不关心，不管是恶意的还是公共的，如果不是一致的，那就没有什么。俱乐部里的人不仅是故意去的，而且还支付了高额的入场费，以便挤进这堆堆积如山的人群中，而那些在移民局排队的人则非常愿意去别的地方，而不是和那些陌生人站在一起，等待通过一个设计不良的机场建筑。前者的人想象自己在里面，从外面被包围；后者的人想象自己在外面等待进入。一个空间是“文化”，另一个空间是“政策”。就病毒而言，这都不重要。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政治学？隔离是我们所说的“可行的”生命政治学的意思，还是不同的东西的典范，实际上是相反的？封锁虽然现在是必要的，但也同时代表了多种政策的失败。它们是一种持久但不必要的不确定性的条件。由于感应层不充分，不可能精确地隔离那些最有可能被传染或有风险的人。 因此，全面封锁被调用，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为了保护一个群体不受另一个群体的影响，而是为了保护整个群体不受自己的影响，因为它无法感知、模拟和充分了解自己，无法做任何更精确的事情。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我们只是不愿意做。它们锁定了一个短期目标，即共同免疫功能，因为它分离了身体，还有一个更长期的目标，为治理争取时间，以赶上现实，以便它可以开发更高的分辨率的反应。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忍受着非常不平衡的结果。很明显，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努力，宁愿躲起来，头埋在沙子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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