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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替罪羊” 替罪羊这个词来源于犹太人在赎罪节上用来祭祀神明的羊羔，他们宰杀作为罪恶载体的羊来赎罪。 所以在西方文化当中，人们把承担罪责的无辜者统称为替罪羊，也就有了我们今天要谈的替罪羊效应。 （赎罪节上的犹太人，图片来源于网络） 替罪羊效应的定义是“当人们遇到难以解决的难题或难以接受的情况，但造成这一问题或情况的原因过于复杂或模糊到难以总结时，人们便会通过将原因归咎到不相干的事情上，以达成逃避的结果。”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通过转移情绪焦点，从而缓解压力的有效办法。 从古到今，替罪羊效应从未断绝，频繁出现在各类记载当中。 在中世纪的欧洲，有900万名女性被扣上了女巫的帽子。 （女人的衣服被剥掉，来检查她有无“魔鬼的印记”。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旦镇子上出现任何流行疾病或者异常现象，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一探究竟，而是开始寻找造成这些问题的“女巫”。 黑死病蔓延期间，宗教审判局甚至鼓励民众之间相互举报，找出传播邪恶的女巫，并宣称只有将女巫处死，上帝才会收回灾难。 他们将“疾病”带来的恐惧转移到了一群无辜的女人身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屠杀。 纳粹的研究人员甚至为更好更快地完成毒杀任务而研制出了效果更好的毒药，集中营里的新型焚尸炉每日超负荷运转，飘入天空的人体灰烬让奥斯维辛的雪都变成了黑色。 而这一切的源头，是历史上最恶毒的替罪羊效应。当时，希特勒带领的政府急切地需要转嫁国内矛盾，让一战战败之后经济低迷的德国上下再度团结起来。而要达成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便是营造一个共同的敌人。 （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犹太人从《出埃及记》开始，便自称为“上帝的选民”，声称神为犹太人在埃及降下“十灾”，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模式让全世界的犹太人自傲且团结，且轻易无法被所在地的文化所同化，这就导致他们永远与德国的其他民族格格不入。 一战后德国大部分经济命脉又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他们作为典型的资本家，卖不出去的牛奶倾入河中也不愿降价卖给穷人…… 如此种种，他们便成了最合适的 “替罪羊”，人们在希特勒的鼓动下坚信消灭犹太人，德国就会重新站起来，而当时的德国政府便借这一波侵吞了犹太人的巨额财富，暂时稳住了局面。 他们将“战争与贫困”带来的困扰转移到了600万无辜的犹太人身上。 每个时代都需要“替罪羊” 时间的车轮从未停止，“替罪羊效应”也从未消失于世。 一百年前，希特勒利用替罪羊效应向犹太人发动屠杀；一百年后，美国总统们也善于将各种国内矛盾转移到中国和华人身上。 当新冠疫情于中国武汉爆发时，美国国内的疫情发展情况也已经很难控制。 但当时美国向民众宣传新冠病毒是从中国武汉发源并传染全世界的，妖魔化新冠病毒，称其为他国有意研制的“生化武器”，以此来煽动美国民众对中国和在美华人的敌对情绪。 这样一来，美国就弱化了民众对美国政府防控疫情无能的愤怒，来维持国内环境的稳定和政府支持率。 （特朗普提及中国病毒的那次讲话。图片来源于网络） 除了美国，当时的欧洲国家政府和民众也在迫切寻找一个“新冠疫情责任主体”。无论是新闻中报道的“中国病毒”，还是从两名德国女性殴打独自一人的中国女生，都能看出弥漫在这些地区浓厚的“寻找替罪羊氛围”。 退一万步讲，即使当时祖国已经在最快时间内，集结全国之力前往武汉进行疫情防控工作，但在新冠疫情逐渐稳定之前，我们每个人也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恐慌，急切地想了解有关新冠疫情的各种信息。 （中国专家后来还去国际上援助其他国家。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们急需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去相信这场疫情不是没有来由的无妄之灾；也急需一个安抚内心的工具，去坚信这场疫情终将被战胜。 寻找“替罪羊”，是潜藏在每个人心底的本能，越逃避，越“安全”。 替罪羊效应的心理机制 替罪羊效应出现的过程基本可以被划分以下三个： 该群体遭遇集体负面事件。 例如上面提到的落后医疗条件下黑死病爆发的中世纪群众，战后经济低迷、国民生活困顿的德国上下和新冠疫情肆虐下全世界的人们。 当个体长时间处在集体负面事件当中时，将会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倘若负面事件只发生在小范围内，个体尚有可能借助稳定的外部环境来平复心情、疏解压力。 一旦负面事件的范围过大，该群体中的人的安全感、价值感、归属感等等就会受到明显打击，从而危害到个体的身体及心理健康，常出现的症状有容易激动、情感淡漠和心理创伤。 （疫情大爆发时的美国医护人员。图片来源于网络） 该群体中个体的心理失调状态。 在集体负面事件发生后，个体很容易陷入心理失调，他们失去了对环境的信任和掌控，安全感也被打破了，情绪变得不稳定。由于失去了掌控感，个体感到焦虑和挫败感，需要一个宣泄情绪的口子，替罪羊行为是极其容易出现的一种宣泄方式。 当替罪羊行为从个体蔓延到群体，就产生了替罪羊效应。 替罪羊行为蔓延的原因可能是网络造成的信息传播，也有可能是因为个体在负面事件打击下被暂时损伤了大局思维和判断能力，他们希望能够快速解除压力状态，也就无所谓有没有严谨的思考和推理过程。 （美国的反居家隔离游行。图片来源于网络） “替罪羊”的出现 “替罪羊”的选择与偏见和刻板印象都有关系。 一只合适的“替罪羊”要么有能力造就负面事件，但是遥远到能够将恶意全部投射上去并且自己不受影响，比如新冠疫情爆发时的中国，我们的疫苗研发速度之快甚至引发了“病毒是中国制造的，所以他们才能这么快研制出疫苗来”之类的谣言。 要么就在自己周围但弱势到无法造成威胁，例如美国的有色人种群体，一不小心就会被警察“无法呼吸”警告，或者干脆“打空一整个弹夹”。 一旦一个群体确认了作为“替罪羊”的对象，他们会立刻爆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对着已经被妖魔化的“替罪羊群体”毫不犹豫地展开攻击。 在这个过程里，他们会失去一部分人性，将自己的任何举动合理化，暴力、侵犯、屠杀带来的冲击都不足以动摇他们的决心。
（美国的一次种族主义暴乱。图片来源于网络） 替罪羊效应虽然能够暂时疏解压力，但并不会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并不是一个缓解情绪的好办法。 想要从根本上摆脱焦虑，在集体负面事件的影响下恢复对生活的掌控感，还是要通过正确的方式来宣泄情绪，认真辨别真假信息，做到不被群体思维牵着鼻子走。 我们不做“替罪羊”，我们也不寻找“替罪羊”。 参考文献： [1]徐诗雨.美国各界反对“新冠种族歧视”：要防病毒，而非中国人〔EB/OL〕.参考消息网，2020-2. [2] 吕凡.疫情发生源自实验室病毒泄漏这类阴谋论令人羞耻〔EB/OL〕.凤凰网，2020. [3]侯玉波.社会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陆启宏.16-17世纪西欧社会的“猎巫”. 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历史学〔J〕.2008. [5]王昌沛，希特勒疯狂屠杀犹太人原因透析.山东高等教育，2004，（01）：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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