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视域下的国家：作为仪式与表演的公共权力

作者简介

钱维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政治学的通常意义上来理解，国家彰显了鲜明的“韦伯”特色。韦伯主义的国家观在本质上突出了国家所具有的统治、支配与治理职能，体现了权力的强制性与指向性。然而对权力的垄断、对暴力的行使在本质上不能脱离特定事件的符号化、集体表象系统的生成与文化的传递和弥散性来理解。本文在明确仪式与表演的基础上阐明了表演主义的视角对于理解国家合法性与国家观念塑造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表演型国家观。同时，本文呈现了社会表演与国家基础性权力及其结构、专断性权力与国家自主性之间的关系。

一、 国家理论的文化转向

韦伯基于对地域、人口、暴力与合法性等多层维度的分析，形成了广为后世学者引用的“国家”概念：一种政治性“经营机构”，如果而且唯有当此机构的管理干部成功地宣称，其对于为了施行秩序而使用暴力的“正当性”有独占的权利，则称之为“国家”。当国家拥有了一个维持行政管理和法律秩序的官僚机构时，现代国家便出现了。欣茨、蒂利、唐宁、斯考切波和埃特曼等学者都循着这一进路对国家官僚体制的构建与特征有所研究。他们大都强调战争的压力导致对财政的大规模需求，由此需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官僚机构对所控制地域内的领土和人口进行资源汲取，而官僚机构也正是一支专业化的、能够执行特定政策命令的职业团体。这一逻辑本质上依循着权力的强制性与指向性，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是指国家赋予国民的义务不可违背，而国家权力的指向性则是指国家政策的实施有特定的施予对象。如国家需要征集商业税，首先，需要缴税的对象不能逃避这一义务；其次，需要缴税的对象是以经营商业为生的群体。这一研究路径更强调国家的物质属性。但是，这一逻辑却相对忽视了韦伯对于国家的另一重要洞见，即由国家合法性所代表的国家文化性问题。

事实上，国家的构建以及对主权的想象并非都是来源于权力链条的传递，即并非国家的每一个团体、每一个个体都是在权力的直接强制下而被裹挟纳入这一共同体的，甚至在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密集战争的地方也能建立起国家的基本秩序。对于诸多非西方国家的国家建构而言，韦伯主义的国家观遭遇着严重的挑战。首先，正如里德所言，“韦伯将权力置于暴力的命令中予以看待，因此很难将国家之外的同盟与旁观者视为'政治’，以暴力和战争来理解国家建构并不能充分解释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也不能将战争之外的旁观者的行为纳入考量。国家如果不能充分实现公民的义务性服从，那么基于暴力而统治的国家在现实的政治世界中始终成本高昂。“现代国家区别于其它大型政治组织的地方在于国家暗含国民的身份认同” ，换言之，国家能够使其公民形成政治身份认同，且国家的显著性恰恰表现在此处。然而，这种政治认同的来源并不能以简单的战争逻辑来解释，战争与国家公民身份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进一步明晰其中介机制。其次，在某些国家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密集的战争，这导致这些国家没有去构建一套强有力的官僚体制的需求。此外，对于有些国家即使有需求建构一套官僚制度，也并不一定是以战争作为前提的。如在美国建立初期，国家官僚机构及军队的数量都十分有限，而官僚机构大规模扩展则是在19世纪20年代之后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实现的。由此，美国国家秩序的确立以及官僚机构的成长的确切原因需要另寻出路。最后，很多学者开始逐渐怀疑韦伯意义的国家相对于其它社会组织所具有的优先性，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与跨地区联盟的成立，主权意义上的国家所发挥的作用也逐渐弱化。

自20世纪末期，有学者便开始从文化视角透视国家形成的有关过程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尽管文化路径仍然不如结构主义与制度主义的方法那样得到学者的广泛重视。与将文化视为国家形成的产物的视角不同，这种文化国家视角直接强调文化对国家形成的决定或主导作用。虽然有学者由语言文化、结构文化、意义文化等视角分别研究，但他们都无不将文化视为国家的重要构成。相比于韦伯对国家垄断暴力的强调，文化转向的国家观则更倾向于强调国家相对于其它政治实体所具有的调动文化治理技术的优先性。戈尔斯基认为加尔文教在早期欧洲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为民众灌输了基本的纪律意识，成为基础性权力巩固的重要因素，由此构成了“宗教民族主义”，这是早期西欧国家民族意识形成的基础。而平卡斯则将民族主义视为17世纪晚期英国国家理性化的核心因素。这些研究在理论上呈现出对先前的战争—官僚体制的国家建构这一逻辑的突破，是重新认识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视角。国家理论也面临着一种文化视域的转向。

然而对于“文化”的理解，却又非常广泛，不仅包含意识形态、话语、霸权，还包括意义、阐释、主体性、认同与无意识等等，“文化”的这种模糊性与多义性使得基于文化转向的国家研究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理论领域。但是无可否认，这些对文化的理解都强调文化的特定性，即随时空和地点的变化所被赋予的那种特殊性，而这种理解即有赖于特殊的符号互动与象征体系的构建。而本文则从社会表演理论入手，关注文化所具有的符号与象征意义，试图从公开的仪式运用与政治表演这一视角讨论其对国家合法性构建、国家机构完备及国家权力成长的重要意义，并从中建构出一种表演型国家观。这种国家观在本质上体现了国家权力的自愿性与弥散性，它是指由国家主导的社会表演通过象征符号或话语体系扩散的方式来对民众的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影响民众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

二、仪式、表演与国家观念的塑造 

仪式与表演在政治生活领域承担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功能。然而，对于仪式与表演的理解的现状却又极端复杂。本节基于亚历山大的社会表演理论来使用这一术语，明确仪式与表演的实践意涵，并指出社会表演成功的社会因素，及其在政治领域对国家观念塑造的重要影响。

（一）仪式与表演

社会表演理论区分了仪式和表演。而在亚历山大看来，仪式和表演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彰显了人员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塑造与演绎符号的差别。首先，“仪式是被不断重复和简化的文化沟通的诸插曲”，是一种更经常反复发生在早期社会中的一种表演，对仪式行动者而言，“某些无形的和不现实的东西获得了美丽、真实和神圣的形式”，并由此实现了吞没一切的自发特性。换言之，仪式是指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其依循高度结构化或标准化的程序，有其特定的展演场所和时间，这些程序和时空都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在早期社会中这些反复发生的仪式行动经由符号化而成为后来更复杂社会进行表演的剧本，先前的仪式过程中的诸要素随着社会的逐渐复杂而趋向“分解”。当演员根据剧本进行演绎，并对这些社会表演的诸要素，如剧本、舞台布景和观众等要素进行再融合时，就生成新的表演。时间是一个绵延的过程，过去限定着现在，并限定着现在向未来过渡的方式，那么表演便是当几个演员走到一起共同完成的当下任务，此刻正在做的事情通过调节和控制与过去和未来联系到一起，由此这种流动的时间性不仅将观众置于过去之中，还使其将过去存留下的各种元素与符号模式投入时下的表演中。因而，表演将先前所存在的各种符号图示通过事件重新在观众的脑海之中生成重组，进而使其与演员成为情感共振的客体。

然而，虽然做出了“仪式”与“表演”的类型区分，指出了仪式与表演在不同社会阶段下发生的状态，但这两种文化表现形式又紧密相连，因为“仪式”的组成元素会随时间流逝趋于分裂，而随着表演的进行又被重新组合在一起。因此，亚历山大又强调“所有的仪式在其内核中都有一个表演行动”，即仪式和表演存在于同一连续谱上，二者之间的区别只是变化程度的问题。因而，社会表演是一个关于时间的系谱，它发生在一个连续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过去的记忆与文化传统会被投射到现在与未来的事件之中，这也是仪式的因素在被分解之后能再重新融合的原因所在。

此外，在亚历山大的理论中，仪式与表演的区分也暗示了观众在其中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在仪式中，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在共享基本信念的基础上也共享共同的情感、认同共同的符号意象，并由此强化了自身与符号对象以及更广泛的“社群”之间的联系。而在表演中，更大范围的参与群体则成为了观众，他们需要对舞台上的剧本、演员的演出与编码进行译码并做出主观的评价，并随着演员的活动而自觉融入或排斥演员的表演，他们对于此的投入成了衡量表演是否成功的基本标准，因而评价表演的标准并非“真实”或“精确”，而是是否“逼真”。成功的表演面临着一系列外在的时间条件和空间布景的限制：表演所发生的氛围是否能够极大地调动群众的情绪？外在环境的结构条件是否达到？观众对于剧本的理解是否有足够的文化程度？换言之，成功的表演需要有适应事件发生的情绪背景，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获得具有代表意义的脚本，而且还需要对演员表演的场景有一系列的技术限制等等，以便能够极大程度调动观众的感官和情感刺激。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对文本的理解有赖于经过特定的社会舆论与国家机构的阐释。这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政治仪式与政治表演的本质区别。对于我们理解发生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两种实践文化有着重要的助益作用。由此，从符号生产到观众共振这一过程，实际上被区分为符号生产、传播诠释和符号再融合这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对表演的成功至关重要。

我们以亚历山大对犹太“大屠杀”的分析为例来详细呈现这一过程。1945年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美军取得节节胜利，发现了一个又一个集中营。1945年4月3日，纳粹集中营的“新闻”首次向美国观众公开，随后《纽约时报》对这一过程事件分别以《博耐尔谴责德国暴行》（1945年4月23日）、《战争集中营恐怖》（1945年4月26日）、《暴行报告》（1945年4月29日）为标题进行多次详细报道，因此有关这一集体事件的符码一次次得以建构（符号生产过程）。在法西斯政权下，这一事件绝对不会如此发生，反而很可能会建构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符号体系。事件被报道、符号被生产完毕之后，随之而来的重要问题则是如何（将其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之下）评价这一事件。很显然，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中，纳粹主义被视为“一种绝对的、不可调和的恶，并威胁到人类文明的未来”；在这一叙事之下，集中营事件更被刻画为对人类文明的威胁，最终被放置于同盟国与协约国、民主与独裁、善与恶这一宏观冲突的政治事件中被理解并得以强化（传播诠释过程I）。如果事情按此发展，阅读相关事件的美国民众会形成自己对于大屠杀事件的理解与叙事，并由此在美国社会形成广泛的对于“精神创伤受害者”的认同（符号再融合过程I）。但是，在美国社会并没有形成这样一种“认同”，反而更加剧了大屠杀新闻的民主派观众与精神创伤受害者的疏离，这是表演失败了吗？亚历山大认为，在“传播诠释过程I”发生完成后，美国社会采用了一种“进步的叙事”，即宣称由社会的恶带来的精神创伤将被克服，纳粹主义终将从世界上消失，精神创伤将最终被限定在一个创伤性的过去（传播诠释过程II），因此最终美国观众接受的是一个不再被继续扩大的符号编码与社会过程。最终“为什么犹太人的命运没有构成大众媒体观众的创伤性经历”这一问题得到解释。从此事件中，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三个阶段”并没有完整呈现的表演过程。

一个完整的过程可以从另一个事件中看到，2020年5月因“弗洛伊德事件”所引发的美国社会持续性抗议活动是这一剧目的生动呈现。明尼苏达州警察以一种“锁喉”的方式将弗洛伊德跪杀，尽管弗洛伊德反复呼喊“I can’tbreathe”（符号生产过程）。这一事件被反复宣传，被描述为白人至上主义的一个例证，并被放置到种族冲突的宏观结构背景之下进行诠释（传播诠释过程）。作为观众的广大美国社会民众将这一事件中所生产的符号如种族、警察和“I can’tbreathe”与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历史相互符应，激起了社会的广泛抗议，由此形成了这一声势浩大的集体事件（符号再融合过程）。

通过对这两个事件的解释，我们详细地了解了从符号生产到观众情感共振这一系统过程，然而，上述过程的发生是偶然抑或必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一过程的生产需要借助何种要素来实现？我们又当如何理解这一要素在仪式与表演生成中的具体作用？

（二）社会权力与仪式、表演的生成

仪式与表演的成功需要借助社会权力才能得以实现，实际上社会权力规定了表演达成的方式及边界。亚历山大将发生在表演过程中的社会权力分为生产权力、传播权力和阐释权力，这分别代表了表演从演员演绎到观众批判之过程的三个阶段。 

首先，在生产阶段，社会权力对符号生产的重要性体现在事件在发生之后是否能被解读、如何被解读。亚历山大在对犹太“大屠杀”事件的叙事中提到，是美国媒体报道了大屠杀并将其与纳粹之恶联系起来，而如果集中营仍被控制在纳粹德国手中，事情显然不能被如此报道。

其次，在传播阶段，社会权力实际上决定了被生产的符号通过何种途径被传播给观众，是通过电视、报纸或是互联网等；选择的标准可能是最大限度确保权力体系运行，亦可能是使观众的情感调动符合权力持有者的预期等等，由此在这一阶段亦可见社会权力的重要性。在马斯特看来，正是多样化的传播渠道以及对总统职位的解读使得美国出现了两个“克林顿”，一个热情、包容、优秀，另一个则逃避、好色、狡诈，可见传播权力对特定政治事件和人物塑造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这也使得人们将总统职位与其职位占有者区分开来，对于国家机构和职位占有者阐释的区分也是现代政治理性化的昭示，是“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现代表达。

最后，在阐释阶段，观众原本生活在特定的话语结构中，阐释则意味着阐释者需要通过特定的方式来调动观众以往形成的话语结构，这在根本上决定了观众最终如何理解这个表演以及从表演中能够获取何种情感，这是观众与演员建立情感联系的关键阶段。例如，在“威斯康星起义”和“伐木之战“中，这些成功的表演被阐释成美国国家权力的彰显，而亚当斯政府对于“弗里斯起义”的镇压失败被解释为职位占有者的失败，而非国家权力的无能，这种将危机失败分别归于国家机构和职位占有者之间的灵活阐释恰恰揭示了社会权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拥有社会权力的人能够逐一控制这三个阶段，这一控制则需要借助相应的技术手段才能实现。如引入灯光使昏暗的观众席成为一种惯例，由此使演员成为这一区域内唯一的表演者，并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于此。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复杂，技术被掌握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如分散的报道权威、电视运动的兴起、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不同的报道者对同一事件做出不同解读，进而影响观众对表演的评价标准，决定表演能否取得成功。由此，从表演中将各表演元素进行分解、扩散和评判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传播影响下的社会过程，还是一个社会权力决定下的政治过程。

（三）表演的阐释与表演型国家观

复杂社会中的表演寻求通过创造涌流和创造真实性来克服碎片化，它们试图恢复仪式的短暂体验来消除或否认社会和文化分离的影响。这种涌流和真实性的创造不仅有赖于演员声情并茂的表演以及对角色和剧本的准确把握，还有赖于对剧本的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观众的情感投入。在国家形成或运作过程中，在特定的危机事件中对暴力、强制、救济等手段使用以及对与国家相关的事物所进行的公共阐释是国家建构中表演维度的重要构成，它意味着国家所代表的公共权力将真实的现实情况转化为具有典型特征与意义指代的编码符号。与国家有关的行为和事物面临着潜在的多种解释，而公共阐释则意味着通过国家媒体、国家机构与其他途径将国家意欲的解释呈现在公众面前，进而达到国家的某种目的。正是通过这些阐释，国民对于“国家”的某种想象被调动出来并被投射到当前的政治活动中，也即通过这种阐释国民将具有特定意涵的编码进行解译进而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由此建构起对“国家”的认知与认同。这是合法性的一种重要来源。

马克斯·韦伯将合法性分为传统权威、法理权威和卡里斯玛权威三种类型，卡里斯玛权威意指被支配者对日常性事物的归依和对卡里斯玛的信仰，奠基于对启示和英雄的信仰，对一种宣示之意义与价值的情绪性确信。这种纯粹的卡里斯玛权威由于政治结构的取代与信仰价值的更新，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但这并不是说，卡里斯玛权威在现代社会的缺位：一方面是由于卡里斯玛权威有了现代社会的变体，如在民主制的选举制度下，被支配者的欢呼赞同发展成一种正规的“选举程序”，代议制度下的群众诉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卡里斯玛”的特色，甚至官僚体制的机构也被动员服务于这一“卡里斯玛”事务；另一方面，卡里斯玛权威在现代社会的形式是通过塑造共同体的信仰价值或意识形态来对共同体进行统治，进而确立了现代国家的价值偏好与文化秩序，在此意义上，国家便是“由社会集体在长时间内酝酿产生并在每个社会成员之中散播的情感、理想和信念” 。在政治生活中，政治仪式与政治表演的施行将每一个人裹挟到这场权力典范的圣典中，赋予“国家”必要的卡里斯玛特质，使其对所处社群形成认同，这由此成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与支撑。因而，社会表演理论构成了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这两个内在关联过程的中介理论。

由此，表演型政治的视角提供了另一种与韦伯主义国家观不同的表演型国家观，这两种国家观的差异体现在其权力特征与权力生成机制的不同理解上。在韦伯主义的视角下，权力双方通过暴力建立起相对牢固的关系；而在表演的视角下，则更强调通过表演者给予观众本身的情感投射程度来理解权力。权力双方即表演者所建立的关系可以通过挥发影响观众。基于此，韦伯主义国家观认为权力具有鲜明的强制性和指向性，而表演型国家观则更关注从权力的“挥发”所造成的弥散性以及公民接受权力的“自愿性”角度来理解国家及其权力现象，这一视角与韦伯主义国家观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本文认为其具体的区别如下表所示：

在现实的政治社会中，两种对于权力生成机制的理解与国家权力来源的理解虽有不同，但这并非是说这两种国家观截然对立、水火不容。表演型国家观的出现恰恰是要通过一种对于新的权力生成机制的理解来补充解释韦伯主义国家观。正如米歇尔所说，“国家是一种同时展现了物质暴力和意识建构的分析对象，它兼具真实和虚幻的特性”。实际上，表演型国家观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对于国家理论的理解，即通过一种不同的视角来分析国家观念的塑造，国家权力的消长以及国家自主性。

（四）社会表演与国家观念的塑造

有关学者的研究恰恰证实了这种表演型国家观对于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意义。古德曼通过对南非从种族隔离到民主政治转变的研究指出，正是在真相与调解委员会面前作恶者的自白与受害人为逝去亲人的控诉激发了当地与全球观众的兴趣与认同，进而引发了民族情绪的蔓延。里德曾揭示在美国立宪会议之后，正是由于“威斯康星起义”和“伐木之战“中美国国家权力的表演使得普通民众对国家权力的形象有了初步的感知，进而形成了对国家的认同，在此之后国家在大规模征兵以及财政来源方面的处境大为改善。巴尔巴赫认为朝鲜正通过对核武器的研究以及外国对朝鲜研究核武器的抵制来树立朝鲜的民族国家认同。众所周知，朝鲜对于核武器的研究是事关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国际事件，外国尤其是美国、韩国等国家对朝鲜研究核武器的强烈反对以及通过各种政策对朝鲜进行封锁与制裁，使得核武器研究对于朝鲜不仅仅是外交事件、经济事件，更是军事事件。外国的抵制与制裁以及朝鲜当局反复进行的核试验更像是出现在朝鲜国民日常生活中的表演，使得他们意识到来自国家外部的威胁，进而激发了朝鲜国民强烈的爱国之情，为“核国家认同”提供了空间。文勒和埃文斯认为，普京在俄罗斯的个人统治正在通过象征型国家建构的方式加强俄罗斯国家的制度权力，重塑俄罗斯的国家认同。马丁内兹和恩通过对叙利亚的研究发现政府在战争期间的种种“表演”，包括福利计划与竞争团体对国家和政治秩序的维护，有效地展演了叙利亚的国家形象，这对战争期间叙利亚的认同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国际关系的博弈，还是个人统治的展演抑或是福利计划的实施，以国家的名义发起的这些表演都能在相当程度上宣示国家的存在，进而对国民的政治认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角色和事件本身也代表了一系列能够被国民分享的符号和叙事，可以在其生活世界中被讨论传播，国民能够将对这些角色和事件的认知放到日常的生活实践中，并由此或多或少的对国家表现出认同或团结之感，这并非需要国民对政治事件有非常之深的见解或经常跟踪政治新闻的变化，仅仅使其沉浸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就能达到如此效果。沉浸在政治新闻、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之中，国民的情绪随之被调动起来并由此形成对国家的感情，这也正是政治认同与国家观念的来源。

三、政治仪式、社会表演与基础性权力 

迈克尔·曼将国家权力分为两种类型，分别为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其中专断性权力是指国家不需要市民社会妥协折中而形成政策的能力，基础性权力是指一个中央化国家——无论是专制的还是非专制的——的制度能力，这种制度能力能够渗透其所辖的疆域，并在后勤保障上贯彻其决定。基础性权力是一种集体性权力，权力基于国家的基础结构，并通过社会来协调社会生活。这意味着基础性权力是国家以制度化方式向社会渗透，与社会互动而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基础性权力依赖于稳定的制度化路径。上文提到，社会表演需要社会权力的参与，国家主导的社会表演与国家的基础性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国家的社会表演需要以权力作为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也通过社会表演展示了自己的形象，向国民投射了有关的国家印记，因而对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延展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一）成功的社会表演需要基础性权力

正如上述，成功的表演是极难达成的，因为面临着很多技术、时间、空间及社会限制。由此，成功的表演还需要依赖外在的技术手段。里德所言的“说服”“影响”与涂尔干所言的“强化”都需要依赖于国家权力的建设，如果演员的表演是特定的，那么拥有更强制度建设和技术手段的剧场能够更易使得观众认同演员的表演。上述章节中所阐述的生产权力、传播权力和阐释权力正是这种基础性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成功的社会表演有赖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运行。诺顿在分析18世纪20年代英国在争夺海洋霸权时期对大西洋上海盗的打击时指出国家文化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早在17世纪，英国便有消灭海盗的举动，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一方面是由于对海盗本身的界定并不清晰，海盗既可以影响英国的军事行动与海洋安全，也可以用来对付敌对的霸权竞争者以此来减少英国国防支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过长的海上距离导致信息的传递效率低下，以致不能及时协调对海盗的打击行动。但是经过18世纪10年代和18世纪20年代，英国清晰界定与阐释海盗行为并号召国家来全面打击海盗之后，国家与民众心中有关“海盗”的社会认知被激活，从而一场全民范围的打击海盗的行为被激发出来，英国的的军事强制力量被极大调动起来，这促成了最终的军事胜利。由此，英国对于海洋霸权的垄断有赖于国家对于“海盗”作为一个需要暴力镇压的社会客体的表演性界定。

在诺顿的解释中，文化基础设施的调动主要意指国家激活公民群体意识所依赖的话语结构、想象符号与象征系统，但是国家所赖以调动这些文化基础设施的权力制度结构则属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性权力的作用实施，决定公民价值观念与群体意识的话语结构、想象符号与象征系统便无法被调动，由国家主导的社会表演便无法实现。由此说明，成功的社会表演需要基础性权力的实施。

（二）成功的社会表演能够加强基础性权力

在亚历山大看来，成功的表演依赖于说服他人相信表演真实性的能力，这也构成了里德所言的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相信表演的权力，成功的表演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它能够战胜时间和空间距离、冲突的媒体信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观众的认知并使得观众能够根据演员的需要来做出相应的动作，这便是涂尔干所言的“使仪式强化成信仰”的权力。如果表演成功，演员便能够对观众施加权力，观众被卷入演员所制造的盛典之中并深深为其感染。由此，一种新的权力代表关系得以形成，观众作为行动者将权力赋予作为施动者的演员，并因此加强或创造了其权力地位。在这种过程中，表演能够创造社会权力而非仅仅表达已经存在的权力关系，尽管社会表演能够创造多大的权力有赖于表演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控表演的时间氛围、观众的情感调动以及行动的表演有效性，甚至把握观众情感世界的变动。这也恰好能够说明，国家所主导的成功表演能反过来加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实际上，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作为表演者的统治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强化国家基础性权力。

例如，国家能够通过既定的组织结构将特定的社会事件进行阐释，并通过特定的话语结构对国民施加影响，由此加强国家权力。里德指出，1784年—1801年，就火药和财政而言，美国联邦军队的能力是相当小的，而到了1812年，无论是军队数量还是预算支出，都得到了很大增长。以预算支出而言，1801年美国军队需要花费1673000美元，占联邦债务的2.0%；而到了1812年，美国军队需要花费11818000美元，占联邦债务的26.1%，与此同时军队人数也得到了大致相同的增长。造成这一巨变的因素便在于美国国家观念的塑造，这种塑造得益于对“威斯康星起义“和“伐木之战“等战役的阐释使得美国正式的国家机构能够在国民心中得到初步的体验。正是在这一时期，与美国国家有关的一系列象征符号通过数次战役成为美国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观念得以生成。这反过来为美国国家机构汲取财政资源及招募士兵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客观上使得美国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得以迅速成长。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对特定事件的公共阐释来实现基础性权力的强化，还可以通过个人统治的政治表演、集体意识的共鸣升腾和民间仪式的操纵借用实现这一目标。政治仪式展演之地，便是国家权力所及之处，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便可以从中伺机增强。

（三）社会表演与权力结构

需要表演、仪式来维持的统治在另一个侧面上则反映了国家结构的离心力和典范国家仪式的向心力之间的张力。单靠政治仪式来维系的统治恰恰是脆弱的。在格尔茨对巴厘剧场国家的描述中，国家的仪式性与基层的实践性构成了国家两个截然不同的侧面：一方面，由各个王公领导的公众庆典确实可以拉拢人心维持稳固；而另一方面，政权又具有内在的分散性和分化性特征，因为这个政权可看作一种由数十个独立、半独立和准独立的统治者组成的分立性社会制度或权力体系。由此，这种分散的政治联盟正表明了这种仪式性国家的脆弱性。不仅如此，由政治仪式或社会表演充斥的政治世界往往也较易出现在原有的政治体系崩溃或新的政治体系初创或社会遭遇重大事件需要重构之时，即居无定型的社会中。无论是里德对于培根起义的分析，还是美国早期国家建构的描述，抑或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卡里斯玛型政治的兴起，抑或是瓦格纳-帕奇菲奇对美国“9·11”事件的事件性分析，无一不暗示了这样的情况。实际上，这说明了政治仪式与社会表演的进行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塑造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理解这种截然相反的趋向，充分认识仪式与表演的双层侧面是正确理解表演型国家权力伸延力度的基础。

四、社会表演与国家自主性

国家自主性是国家理论中一个始终绕不过去的话题。从最通俗的意义来看，国家自主性意味着国家或政府可以不受社会力量、阶级力量、甚至是官僚集团力量的左右，它有自己的特定意愿和诉求。所以，国家自主性也是指国家独立于社会进行自我决策的程度。但亚当·普沃斯基认为，“只有当国家统治者在面临与社会偏好的冲突时具有相应的制度能力选择并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才具有自主性”，这一概念也被其他学者广泛认同。由此国家自主性不仅仅是指国家能够超越社会力量集团的左右独立做出决策，而且还意味着国家需要有能力来贯彻自己的政策意志，换言之，国家自主性要以国家能力为基础。有学者认为，强调国家的文化属性意味着不再将国家视为一个具有自主性行为能力的行动者或组织。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忽略了文化因素所具有的结构特质，割裂了由表演或仪式所呈现的权力关系与国家结构之间的关联，因为在政治仪式与社会表演中，国家能够超越社会力量与联盟的限制进行表演，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国家意识形态能够对社会各阶层群体的独立与渗透，体现了国家自主性。

诺顿对于英国消灭海盗的军事行动的研究就能够说明国家在调动相应的文化资源时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尽管这种对于文化基础权力自主性的分析在其他案例中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验问题，是“有”和“无”的问题。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其正是透视一个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视角，说明国家有相应的文化资源而且能够用来影响和塑造国民的社会角色认知。更为鲜明的是格尔茨对于巴厘剧场国家的描述，巴厘剧场国家能够通过仪式将国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国家结构松散凌乱，但是依然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来调动社会各界举行相应的政治仪式。这种内嵌于国家的符号代表了国家政治与伦理的基本诉求，并深深烙刻在这一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体的身上，并对其形成一种基本的制度与价值约束。这有赖于在既定结构下占有资源的一方能够通过仪式与表演去强化这种约束，以巩固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有利地位。在克拉斯纳看来，这是国家自主性的一种表现。但是，这种自主性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被表现出来，它有可能是潜在的，即国家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来灵活的使用调动。

但是，身处在仪式之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君主又是极其迫不得已的，他如同被供奉起来的圣物一样被高高捧起却又身不由己、倍受禁锢，“他的个人身份看起来已被完全抛弃，似乎只是作为一种人类符号存在” 。在这种意义上，仪式一旦被创立就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超越于世事变迁、时光流转而独立存在，并不完全接受想从它们身上获益的当权者的控制。仪式合法化并制度化权力，但同时当权者自身的角色也变成可以转让的，不再是属于任何特殊个体的私产，反过来任何个体都需要受到这套仪式的束缚。黄仁宇对于万历皇帝的描述恰恰也体现了皇帝这种尴尬的处境。万历皇帝虽然即位之初励精图治，但是之后的政治生涯以及立储风波逐渐使其丧失了这种激情，其正常的个人感情与喜好都被压制。他的角色只是在重要的政治上才能得以发挥，如春耕、祈雨、祭祀等场合。而大明的政治事务都被以内阁首辅为核心的官僚群体所掌控。与其说仪式国家具有塑造臣民全体内在精神与意志的自主性，不如说高于个体的国家典范具有这种自主性，而生活在典范之下的每一个人都不具有决定权力运行与生存方式的自主性。在这种典范抑或结构的笼罩下，任何想寻求自主性的人都必将面临着自己与典范或结构之间的激烈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说明，仪式国家的自主性延展对专断性权力的限制。不仅如此，在社会表演的戏剧场所中也面临着这种窘境。马斯特也指出，在现代的美国政治中，分散化的报道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总统权力。总统个人的角色展演不再仅仅由政府控制，任何总统的私人形象、国家部门之间的博弈、社会团体对总统政策的抨击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总统的决策意志，造成了总统卡里斯玛型人格的“祛魅”，由此给总统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这同样也说明了社会表演对国家自主性所存在的负面影响。

五、结语

在国家理论中，新韦伯主义的国家研究往往忽视或低估了文化的重要作用。即使有些学者在其研究中提及文化因素，也通常将其置于附属地位，比如将其作为一种社会行动者头脑中的观念来理解，即作为一个因变量由国家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所决定。随着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诠释学重新被发现、人文学中的结构主义革命、人类学中的象征革命以及史学界中的文化转向，一种将文化视为自变量的研究视角得到发展。在此，文化成为透视政治社会生活的一个面向，是一条贯穿于每一可想象的社会形式的可被梳理的思绪。本文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正是基于这种将文化作为一种视角的理论关怀，虽然其中涉及仪式等被深嵌于社会结构中的集体活动，这一主题通常会被当作社会结构中的客体来研究，但本文依然倾向于将其解剖为可被编码的符号来观察和理解。这一视角的发现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国家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会带来新的启发，这一命题也正构成了本文最核心的关切。

从政治学的通常意义来看，国家理论中的主要研究作品对于“国家”的理解彰显了鲜明的“韦伯”特色，即国家是在一定疆域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之垄断权的人类团体，现代国家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官僚体制。这一特征成为“找回国家”学派研究国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并由此发展出了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专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等一系列关键概念，由此探讨战争、资源汲取与官僚体制建立之间的关系成为这一路径的主流命题，勾勒出了人们理解国家现象的基本框架。但是国家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垄断暴力而带来的权力强制过程，还是一个文化扩散与认同形成过程。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利用作为一种视角的文化理论即社会表演理论，试图重新反思国家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表演型国家观的理解视角，探究了此理论视域下政治仪式与政治表演的阐释对于国家观念形成与塑造的重要意义。同时，通过社会表演透视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实施与巩固亦是本文的一项重要任务，政治仪式与政治事件的阐释离不开国家与社会权力的操纵，但成功的仪式与表演也能通过种种方式加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最后，社会表演与国家自主性的关系同样引人关注，国家能够通过仪式、事件来将有关国家的印记和符号烙印在国民心理之上，随时可以通过借用国家的文化基础来操纵国民的群体意识，反映了表演型国家所存在的自主性；但同时，这种自主性的延展也能侵蚀国家的专断性权力，使统治者受到强烈禁锢。

实际上，正确理解与关注事件过程主导下的政治社会生活的表演特质，将极大丰富我们对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感知和认识。正如亚历山大所言，“我们的领导们经常以郑重的口气去唤醒这些修辞，而我们也因此会用最华丽的祝福辞藻尊敬那些恐怖事件中的受难者。这些修辞就是文化结构，他们在约束，也在推动着某些东西，问题是我们并不理解。这就构成了文化社会学的任务，即将一些规范社会的无意识文化结构带进思想的光芒”。正是基于将这些日常生活所熟悉事物进行陌生化，并将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置于文化结构的棱镜下重新透视，我们才能打开认识国家与权力现象的新窗口，走进日常宏观世界下那些被遮蔽的微观世界。而通过这样一种反思后的视角与意识，再重新回到我们习以为常的宏观世界中去面对我们沉浸其中的那些宏大主题，即国家、权力、民族等现象时，我们会不自觉地意识到曾经让让人窒息的世界竟是如此新奇，甚至带着些诗意的魅力。同时，对文化现象的关注或以文化视角来看待社会事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超越主权国家的泛主权主题，去理解超民族国家范畴中主权争夺与民族维护的现象。然而，就这一新奇且魔幻的征途而言，本文对于表演型国家的民族建构、国家自主性、基础性权力与专断性权力之间关系的探讨仍是初步的，对于其中复杂的机制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这仍是支持笔者与学术同仁将这一研究继续下去甚至发扬光大的学术动力。

推荐语

韦伯主义的国家观通常聚焦在权力和官僚制两个主题，着重突出国家的物质属性而忽略了国家的文化属性。本文转向文化视角理解国家，探究社会表演、文化扩散、认同形成对建构国家合法性的意义，从而提出“表演型国家观”，为理解国家理论中的基础性权力、国家自主性等重要概念带来了新的启发。（政治学人编辑部）

责任编辑：杨明  

一审：班允博  二审：王智睿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比较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