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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洛阳伽蓝记》是一本关于洛阳一地的人文地理著作，也是一本关于佛教寺庙的专著。首都在洛阳时期的北魏王朝，是佛教最盛的时段，其间到宣武帝元恪和皇后胡氏掌权的时代更达到了顶峰，有大小伽蓝即庙宇一千多座。 该书的作者杨衒之是北平（今河北遵化）人，活动于北魏后期至东魏间，当过秘书监、期城郡守等官。他在北魏末年看到皇室和王公大臣们为兴建寺庙大笔花钱，侵渔百姓，很不以为然。后来因为战乱，首都由洛阳迁至邺城，武定五年（547）杨衒之因公务重到洛阳，只见一片残破，“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不禁回忆起这里先前的繁华和佛教的畸形繁荣，于是撰写了《洛阳伽蓝记》一书。 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的序言中介绍此书的体例说：“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祥异，世谛俗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记远近。凡为五篇。”五篇各为一卷，分别是：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附京师建制及郭外诸寺）。每卷之内，又以若干庙宇为单元，纲举目张，头绪非常清楚。根据本书的叙述，可以画出一张当时洛阳的重点寺庙分布图来。在周祖谟先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一书中就有这样一张图，最宜同正文对照起来读。 二 《洛阳伽蓝记》书中不仅介绍了若干重要的和有特色的寺庙，而且讲了许多有关的故事，例如当时弘扬佛教大建寺庙最有力度的宣武帝皇后胡氏即后称灵太后其人者，在书中就曾反复出现，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此外如陈留侯李崇，也有好几则故事： （卷二城东正始寺）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已下。 （卷三城南高阳王寺）（李）崇为尚书令仪同三司，亦富倾天下，僮仆千人。而性多俭吝，恶衣粗食，常无肉味，只有韭、菹。崇客李元佑语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元佑曰：“二九（韭）一十八。”闻者大笑，世人即以为讥骂。 （卷四城西开善寺）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恬，蹶倒伤踝。 其人贪财吝啬，而又确为出手极阔的大施主，李崇给人印象甚深，而《洛阳伽蓝记》的叙事之妙亦由此可见一斑。 《洛阳伽蓝记》在艺术形式上开创了一种正文加子注（正文为母，自注为子），互相映照的叙事新模式。一般来说，凡直接记叙寺庙的文字为正文，而顺便涉及其附近的城坊故迹、里巷旧闻、人物事略、文章辞采者则写入子注。正文与子注视角不同，取材各异，互为补充，相映成趣，读起来更有兴味。试举一例来看。卷一城内永宁寺，是本书的最长一则，子注也最多，这座庙来头极大，建筑最为富丽堂皇，乃是洛阳的一大地标，而发生在这里故事也最多，其正文开头的一段略云： 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临御史台。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十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征，是以营建过度也。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诏中书舍人常景为寺碑文。装饰毕功，明帝与太后共登之，视宫内如掌中，临京师者若家庭。以其目见宫中，禁人不听登。 下文还有很长，而至此已出三注，一在介绍永宁寺地理位置的那几句之下，更详细地说明这一带的重要建筑物；二在“常景为寺碑文”句下，详细介绍常景其人；三在“禁人不听登”下，添一短注说：“衒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 用亲身经历来印证前文的叙述。这样空前壮伟豪华的庙宇和宝塔，表现了当时高超的建筑技术，也洋溢着当时皇室狂热的宗教情绪。可是就在这庄严神圣的庙里，却多有不幸的事件，正文继续写道：“至孝昌二年（526）中，大风发屋拔树，刹上宝瓶随风而落，入地丈余。复命工匠更铸新瓶。建义元年（528），太原王尔朱荣总士马于此；永安二年（529）五月，北海王元颢复入洛，在此寺聚兵；永安三年（530）逆贼尔朱兆囚庄帝于寺；永熙三年（534）二月，浮图为火所烧……” 不过十多年时间，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北魏王朝由此走向了衰败和分裂。作者于此段正文几乎一句一注，介绍了大量的有关史实，特别是关于尔朱荣入洛，诛杀王公卿士及诸朝臣二千余人，以及由尔朱荣扶上台的魏庄帝元子攸用非常手段诛杀尔朱荣的经过，叙述非常清晰，中间又夹了一段元子攸从兄元颢自行上台称帝的插曲，把北魏王朝变故迭起、国将不国的乱局作了很好的交代。凡此种种，皆足以与《魏书》互证，其中的许多细节且为史书所不载。如果只是就伽蓝谈伽蓝而没有子注，那么这些大有意味的宝贵内容就无从安排了。 《洛阳伽蓝记》的语言成就很高，骈散结合，行文雍容，细节生动，富于趣味。书中叙事大抵用散句，写景则用骈句，笔法灵活，行文从容不迫，于随意中见情志，毫无装腔作势之意、哗众取宠之心，读起来很舒服。试举一段为例： 景林寺，在开阳门内御道东。讲殿迭起，房庑连属，丹槛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祇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寺，想同岩谷。静行之僧绳坐其内，餐风服道，结跏数息。有石铭一所，博士卢白头为其文。（卷一城内） 像这样谢绝拘束、闲散自如的文字，非常能够适应长篇系列散文。短篇文章稍有做作还能接受，一长就不行了；唯闲谈式的文字于长短皆宜。 书中又多引民间传说、故事和谚语，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学元素。无论是正文还是注文，在合适的地方杨衒之很喜欢引进民间文学的元素，让自己的文章充满了生气和活力。如卷二城东崇真寺，一上来就说“比丘慧嶷，死一七日复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召放免”。以下就大段记录慧嶷对那些日子的回忆，归结为比丘应当禅诵，不必以讲经为意。这样的民间传说大约反映了其时佛教界风习的转化。崇真寺本身大约没有多少内容可记，便大谈这里的一桩奇事。卷三城南大统寺附双女寺文后有一较长的子注曰： 虎贲骆子渊者，自云洛阳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子渊附书一封，令达其家，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河，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了无人家可问，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来，问：“从何而来，彷徨于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阁崇宽，屋宇佳丽，坐命婢取酒，须臾见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馐，海陆具备。饮迄辞还，老翁送元宝出，云“后会难期，以为凄恨！”别甚殷勤。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岸对水，渌波东倾，唯见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饮是其血也。及还彭城，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这个故事很有些怪异，洛水之神也须服役，而其家族竟然以溺死者之血为酒。莫非所有的神灵都是如此？ 《洛阳伽蓝记》又颇引谣谚，如卷一瑶光寺中美女尼姑甚多，遂引京师语“洛阳男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作婿”来介绍此寺的特色。卷四白马寺说寺中盛产高级水果，引京师谚云“白马甜榴，一实值牛”。卷三说起伊洛之鱼甚美，引京师语曰“洛鲤伊魴，贵于牛羊”。凡此种种，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三 《洛阳伽蓝记》一书中又包含了不少文学史料，例如其一，介绍有关作家的事迹。 《洛阳伽蓝记》固然以记述故都洛阳的佛教庙宇为中心，但也往往涉及周边的地理人文景观，由于洛阳是不久之前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在这些记述中总是会提到其时的文人、作品以及其他文学方面的信息，其中知名作家尤为杨衒之所关注。有时虽仅只言片语，而亦足资多闻，例如卷二写到城东“出建春门一里余至东石桥，南北而行，晋太康元年造”。接着又道：“桥南有魏朝时马市，刑嵇康之所也。”关于嵇康的常见史料每谓嵇康被刑于东市，这里的记载更其详细具体。古代往往在人多热闹的地方执行死刑，以扩大影响，震慑社会。 北朝的文学作品保留至今的不很多，《洛阳伽蓝记》引用过若干，成为辑佚的重要来源。如卷三“出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句下子注云： 神龟中，常景为《洛汭颂》，其辞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导源熊耳，控流巨壑。纳谷吐伊，贯周淹亳。近达河宗，远朝海若。兆唯洛食，实曰土中。上应张柳，下据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载融。帝世光宇，函夏同风。前临少室，却负太行。制岩东邑，崤亙西疆。四险之地，六达之庄。恃德则固，失道则亡。详观古昔，考见丘坟。乃禅乃革，或质或文。周余九列，汉季三分。魏风衰晚，晋景凋曛。天地发辉，图书受命。皇建有极，神功无竞。魏箓仰天，玄符握镜。壐运会昌，龙图受命。乃睠书轨，永怀宝定。敷兹景迹，流美洪谟。袭我冠冕，正我神枢。水陆兼会，周郑交衢。爰勒洛汭，敢告中区。 这里引用的很可能就是《洛汭颂》的全文，这里提到山河之险不可依恃，历史上充满了“禅”和“革”，也就是政权的和平移交和暴力革命。 《洛阳伽蓝记》所录作品最有趣的也许要算是元子攸（507～530）的《临终诗》。其人乃是魏孝文帝弟彭城王元勰之子，曾封长乐王，后来被控制中枢的军阀权臣尔朱荣立为帝（后称孝庄帝），而实为傀儡。子攸设计杀掉尔朱荣，尔朱氏家族起兵造反，尔朱兆攻入首都，活捉庄帝，把他囚禁在永宁寺，后更杀之于晋阳三级寺。“帝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又作五言诗一首道： 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 后来叛乱平定，迎庄帝梓宫回洛阳，就拿这首《临终诗》作为挽歌。元子攸这诗很难说有多高明，但被杀的国王临终作诗颇不多见，所以很值得玩味，只有等到死到临头，他们才“愿不为国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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