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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后，一个名叫莫理循的澳大利亚人，于1910年1月15日，从北京乘火车前往河南，在那里带着仆人和两辆骡车，开始骑马西行，踏上了丝绸古道。他先后途经西安、兰州、河西走廊，进入新疆乌鲁木齐，然后继续西行到达伊犁，再向南进入南疆，最后到达喀什。 莫理循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96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1887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1894年，莫理循由上海动身循陆路徒步旅行到达缅甸仰光。1896年从泰国曼谷到昆明，次年又作横穿东三省的旅行。1897年，莫理循成为《泰晤士报》驻华特派记者（1897年-1912年）。在1912至1920年间，莫理循还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在中国生活了20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也是一位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旅行家。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曾有一度被命名为“莫理循大街”；而莫氏本人，则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 中国西北：荒凉与希望并存 莫理循在中国的职业记者生涯始于1897年，至1910年西北行之际已经13年。他曾亲历了中国变化最急剧的年代：他见证了六君子的头颅和热血；亲身介入了对张荫桓的救援；他曾在东交民巷与的交火中受伤。在1905年之前，莫理循就结识了很多中国官员，比如李鸿章、、曾广铨、唐绍仪、梁诚、蔡廷干等人。莫理循所目睹与见证的是一方面动荡不安，一方面又在腐朽没落的夹缝中露出了希望的中国。 他曾近距离观察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中国的18个省他曾去过17个，北京、天津、武汉是他常停留之地，他还曾从上海出发，向西南走到缅甸仰光，又曾从日本东京经中国诸省到湖北的汉口。 而在1910年这个寒冷的冬天，他准备去一些更加寒冷的地方。他从陕西咸阳出发，途经甘肃平凉、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出嘉峪关进入新疆，经哈密、乌鲁木齐、石河子，一路西行到达伊犁，而后向南翻越木扎尔特冰川，经阿克苏到达喀什葛尔，后向西过乌恰，最后到达俄国的奥什（今属吉尔吉斯斯坦）。 这一年的1月15日，农历新年还没过，莫理循就带着大臣端方替他写给陕西巡抚、陕甘总督和新疆巡抚的手札，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达河南，然后乘坐马车或骑马，一路西行，从西安到甘肃，进入新疆。在写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自称是“穿越中华帝国，从北京到达伊宁，并从那里穿越天山山脉的木扎提隘口到达喀什和俄国铁路线上的安集延的第一名记者”。 这是一片他未曾仔细踏访的土地，他希望察看西部的商路和学校，寻找新政改革的痕迹，试图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说明“新政改革”带给旧中国的新内容。要了解新政，他为什么不去沿海城市、湖北或直隶，反而要去偏远落后的西北呢？莫理循这样解释：“这些地方，更能看出事件的端倪”。他以《穿越中国和中亚》为题给《泰晤士报》发回一系列报道，沿途还拍下了上千幅照片，逐日详尽地记录了从陕西华州至新疆喀什沿途所见北疆的山野、客栈、当地居民、差人、废墟、城垣。 莫理循并不是最先到达这一区域的外国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和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莫理循之前早已多次往返于这条道上。拍下这里的照片的，莫理循也不算是第一个。最足以与他相提并论的是马达汉。马达汉作为俄军上校由俄国总参谋部派遣来华时，从1906年走到1908年，走与莫理循相反的路线，拍下了1370幅硝酸银照相底片。而在他之前，1875年由索斯诺夫斯基上尉率领的俄国科考经贸远征队中的摄影师波雅尔斯基，也留下了200张照片，只是他们的行程先是从蒙古进入北京，辗转经上海、汉口抵达汉中府，再从那儿踏上丝绸之路，接着便与莫理循在35年后的行程重合。 莫理循的照片中展现了废弃的烽火台、残缺的城墙、城门，荒芜的河谷、没有叶子的树木。他看到左宗棠西征时修筑的大道，宽可数丈，而道路长年失修，车辙深达半尺。他发现中国西部边境贸易路途中重要的木扎提山口道路的状况很差，虽然当地官员告诉他“每年都修路，现在运行状况良好”，但事实则是“现在的路况并不比7世纪好多少”。 这里，无论是城垣、村庄、农田、甚至人们脸上的表情，和35年前1875年俄国经贸远征队摄影师波雅尔斯基所记录的都没有什么大不同。如果希望在这些地方，能够看到万象更新的景象，莫理循似乎来错了地方。 不仅是莫理循，同一时期，路得・那爱德在四川，施塔福在上海，埃德温・约翰・丁格尔在中国西南，他们看到的都是1910年时的底层中国，在中国传统农村，不管有无变革，一切一如往昔，人们照常劳作，生活仍在继续，平静而迟缓，日出日落，耕作休息。无论上层的思想如何激变，在乡村、在离政治中心很远的地方，人们的生活变化很小：他们仍然牵着牛，犁着地，在镜头前留下了仿佛深思又仿佛茫然的神情。外面一波一波的革命、新政，与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无涉。 而就在这似乎千年不变的土地上，莫理循以记者的敏锐，注意到的确有新的事物在悄悄成长：在西安，他参观了新式学校后写道：“古老的中国在苏醒。尚武精神和西式教育在广泛传播。……城内（西安）学校很多，高等学堂和一般学堂都出奇的好。学校是近代式样，校舍漂亮，教室整洁，但缺乏师资，亟需更多的教师，尤其是高等学堂的教师。”而在兰州，他看到了各种崭新的、传授西方现代科技的课本：“兰州进步很快，7年前，这座城市里还没有学校，说没有是指除了教授古文经典的旧式学堂而言。现在有一所省立学堂或叫高等学堂、一所有300名学生的武备学堂、一所标准学堂，还有中等学堂和几所小学。所有的教学方式都是西式的，使用的是伯里兹体系。有漂亮的教科书、教具、地图和图表。每所学校都有。彩图很吸引人，是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但人们常常提到的是缺乏师资。” 莫理循在2月14日左右到达兰州，在兰州，他还考察了新型工厂，比如大型民用企业兰州织呢厂，他写道：“左宗棠在（19世纪）80年代建立了织呢局，当时雇佣了8个德国人在厂内工作。工厂遵循德国体制，有30名中国的代表，他们贪婪地侵吞了所有的利润，所以工厂很快就倒闭了。有一段时间，这里被用作军械库。现在景况好起来，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官员的介入，工人不熟练，羊毛质地较次，织出的毛织品质量不佳，不能和澳大利亚的产品媲美，缺水……”尽管如此，新型工厂的诞生总是进步的路径。他还看到了邮政系统、咨议局、乌鲁木齐的四川会馆、教堂、军容整齐的新军――中国最边远地区的新式陆军……这一切是洋务运动对西北地区的影响，莫理循觉得这“代表着新的文明正在这片荒凉大地生长”。 在乌鲁木齐，莫理循会见了主张“新政”改革的巡抚王树根等官员，遇到了曾创办《京话日报》的主编彭翼仲，彭正在此地为一位地方官员担任家庭教师，而庚子事变后被流放至此的载澜则在此迷上了摄影，并且送给莫理循不少他本人拍摄的照片。新的人、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即使在这片荒远的大地，也在成长和出现着。 同时，莫理循也看到旧习俗的束缚：“我遇到的妇女，无论老幼，都是缠足的。皇上已发出上谕，劝诫人们停止缠足的习惯，一些开明人士的确开始做了。但在华北几省，习俗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中国妇女天足会，一直致力于祛除这一陋习，成就是显著的。一些高官公开谴责这一习俗，这是满族统治者以前从未做过的事。”莫理循对此的观点是：“中国要在文明国家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停止缠足的陋习。” 西北城镇与边防隐患 他也看到了这片土地的荒凉、贫瘠：“甘肃在中国各省中最贫穷，由于交通不便，也是最不容易去的地方。许多地方没有树，森林毁坏严重。采伐林地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气候。雨下起来往往来势凶猛，没有植被以稳固土壤，结果暴雨把土壤都冲走了。”在甘肃“由于歉收，贫苦普遍存在。粮食缺乏是由于大面积种植罂粟而非谷物。已经有三年颗粒无收了。” 莫理循的马车队于1910年3月21日左右到达嘉峪关，从东门往东，一片积雪的平原，偶尔露出黑色的土地，近近远远的树木枝桠都光秃秃的，一幅冬天的萧瑟。他记述道：距离肃州仅一天路程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关口嘉峪关，“这是用夯土筑成的要塞”，但已经损坏，其靠近北京的起始地段被称为长城。 同年4月24日到25日，他到达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的南关财神庙，拜访了几位友人。离开乌鲁木齐，莫理循继续向西进发，第一站目的地是伊犁，他写道：“伊犁是紧靠伊犁河的一个镇子的名字，过去有个同样名字的镇子，1865年在动乱中被毁了，现在已埋在伊犁河下。……沿着从首府延伸而来的道路行进，又从北部转入伊犁河谷，到达繁荣的绥定县县城，城内有热闹的集市，汉人人口增长迅速。” 在伊犁逗留数天之后，莫理循越过天山山脉进入南疆。他在报道中专门写明如何选择南下路线：从伊犁到喀什最好走的路临近俄国边界，要绕远，但是能行马车，在伊犁经维尔内到纳林一线，进入俄属突厥斯坦，再穿越吐尔尕特山口，重新进入中国，就可以到达喀什。 莫理循在喀什停留的时间很长，超过10天，拍摄了35幅照片，显示了喀什繁荣富裕的景象――树木葱茏、田野肥沃，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他写道：“喀什人口众多，且增长迅速，事实上，它是中国西部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由于气候的变化，关闭了几个世纪的商路又开通了，树木快速的增长，而且种植了越来越多的树。同时，棉花和丝织业也很有发展前景，在这个富饶的区域，有上百万的人民在他们富饶的绿洲过着宁静、太平的生活，从未被灾荒和瘟疫的破坏所阻扰。” 莫理循对中国边境的防卫情况十分关注，他考察过两个要塞：“从喀什到安集延的路上，中国最重要的要塞是乌鲁克恰提，距边境线27英里。另一个小一点的要塞叫叶金”。 在这里，他看到了中国边疆守卫的羸弱不堪，守卫士兵失训多年，国防几近于无的状态：在边境要塞乌鲁克恰提，莫理循到达后发现这个重要的要塞只有一座泥筑的城堡，堡垒内部杂乱不堪，还有一个即将要坍塌且没有马匹的马厩。当他参观时，仅有的四个看守边境堡垒的中国人，两个在农田锄草，一个在洗小葱，一个则处于似睡非睡的状态中。而在叶金，他记述道：“我发现它对所有来访者敞开，一个孤独的兵勇守卫着它，却很难把他从因吸食鸦片而昏睡的状态中唤醒。” 如此景象让他忧心忡忡地做出以下论断：“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我敢肯定这个边疆要塞会在三个拿着扫帚的老妇人勇敢的打击下陷落。没有哪儿比这里更能体现中国对边疆的忽视了。其他国家在边境上使用精明、适用的士兵。只有中国把她最不幸的、衣衫褴褛的人送到边境。每一个从这条路进入中国的外国人，通过这个边防哨所的卫戍部队产生了对中华帝国的第一印象。每一个通过边境的喀什噶尔人或安集延人必然通过这支部队了解彼此的实力对比：一边是俄国的精兵强将，另一边是中国的羸弱不堪。” 莫理循的结论与期望 在此次考察中，莫理循亲历、亲闻、亲见的可靠记录，对于外界了解清末的中国提供了非常生动、直接的材料。尽管目睹了种种颓败与进展，落后与希望并存的景象，莫理循从整体上对此次旅行还是感到满意，在旅程结束之时，他这样写道：“在中俄铁路之间3760英里、174天的整个旅程中，我所感受的除了善意，别无其他。我想不出一丁点儿不愉快的事情。我受到当地王公、总督、巡抚和提督的款待。我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从出身最微贱的马车夫到当地最有权势的清朝官员，所有的人对我都同样地以礼相待，很友善，并且很尊敬我。这种感受与我在中国其他地区旅行时是一样的。” 旅程结束后，1910年9月16日，莫理循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西部中国的发展”的社论，其中提到“西部中国在大发展，正在进行的改革清楚地说明清朝的皇帝恢复了权力，北京保守势力的影响仍然存在，成为改革的阻力，但它们无法阻止各省革新的活力。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从未被真正削弱的有力证据不在紫禁城内，而在幅员辽阔却人烟稀少的地区。”同时，随着中国局势变化，莫理循头脑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想法也在慢慢地产生变化。 同事濮兰德认为莫理循“执意用柔和的玫瑰色眼光去看这个国家”，莫理循一直认为中国是有光明前途的，一直积极报道新政，进而把这些进步以及以为代表的“温和的改革派”作为中国光明的未来加以宣传。 然而实际上，莫理循过于乐观了。1910年初这个冬天，清末新政几乎走到了终点，清廷试图自我拯救的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近代化运动失败了。此时的中国，希望与幻灭并存，出路与绝望并存。这种希望与幻灭，体现在中国西北，则是那些被朝廷轻忽的边防哨所、年久失修的公路，与新军和新政的遗产并存的景象。而此时，正在河南彰德乡下的养寿园疗养自己的“足疾”。莫理循并不知道，一年多之后，他会和他最为欣赏的中国官员一起被推上历史舞台――莫理循致力支持，希望一个新生的政府能够带中国走上他所一直期望的富强之路。 注：本文为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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