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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鲁迅与内山完造 文/墨吟
鲁迅与内山完造之间的深厚友谊，是人所共知的。 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岗山人，1916年携夫人美喜子来上海，1917年在虹口魏盛里（今四川北路1881弄）开设内山书店，销售基督教福音书和一般日文书籍。1927年10月，鲁迅入住虹口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与内山相识。1929年内山书店亦搬迁至施高塔路11号，从此他们两人交往日甚，相互推心置腹，过从甚密。书店也开始销售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1932年起成为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书店还是鲁迅避难和秘密接待客人的地方，后来甚至成了地下党联络站，例如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和地下党转给鲁迅的信，都是通过内山书店转交的。从1927年至1936年，鲁迅共去书店500次以上，购书逾千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以“敌国侨民”为由，强令内山完造回国，并将内山书店作为敌产没收。内山回国后，一直从事中日友好活动。1959年他以日中友协副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不幸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按其遗愿，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这样一位日本友人，竟也连同鲁迅一起，遭到某些人的恶意诽谤和诬陷。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香港冒出一个叫“胡菊人”的文痞，连续在《明报》发表了23篇专论，恶毒攻击鲁迅和内山完造。其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就是上海“一二八”战争期间，鲁迅曾到内山书店避难一星期，说什么鲁迅“躲进日人的安全庇护之下”，“六日行踪不明”的日子，在鲁迅日记中“完全没有记录”，后来补记的日记只有“失记”两个字，而内山完造的身份则很可能是“日本间谍”。于是这个“胡菊人”得出结论说：“这恐怕是鲁迅整个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令他心里最难过的，最恐惧的，到死也不能释然于怀的极端隐蔽的事。”言下之意就是：鲁迅不但托庇于日本人，而且付出了人格、国格的代价，是个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 当时内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绝大多人看不到《明报》，也就无从评论。然而就在同一时间，香港著名学者张向天先生以“黄钺”笔名在香港《文汇报》连续发表72篇专论，全面反击“胡菊人”，起而捍卫鲁迅和内山。 张向天批驳的要点是： 一、鲁迅的住所当时处在火线中，从窗外射入的子弹打穿了鲁迅的座椅。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才接受内山的建议，到书店避难。从1932年1月30日下午到2月5日，鲁迅一家三口，周建人一家及女佣，还有山本初枝母子，共十余人挤在书店楼上一间房里，用厚棉被遮住窗户，晚上也不能开灯，度过了一星期黑暗沉闷的日子。鲁迅自己说，因仓促走避，“仅携衣被数事”，连日记本也没有带出来。没有笔墨纸砚，又拥挤在黑暗中，是根本无法记日记的。 二、鲁迅的日记完全是写给自己看的，并不像胡适那样写了日记给人传看，还要发表。鲁迅有什么需要隐蔽而恐惧得不敢写呢？至于后来补记“失记”二字，就是“没有做记日记这件事”的意思，岂能曲解成什么“想抹而抹不掉的记忆”？ 鲁迅一生的日记，只写日期和天气，或者只写“无事”的有很多，如果“想抹掉记忆”，何不也只写日期和天气呢？何不也只写“无事”呢？ 三、1936年6月5日到30日，鲁迅因病无力握笔，日记停记，以后也没有补记。对此“胡菊人”们是不是也要妄加猜测和怀疑呢？ 四、孙中山先生当年致力革命时，经常在香港、澳门等地往来，“二次革命”失败后又避居日本，“护法战争”后又避居上海法租界，难道这也是“托庇”于敌国、托庇于“洋人”的卖国行为吗？谁又能损害得了孙先生革命先行者的光辉呢？ 五、毫无疑问，鲁迅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只要看看鲁迅一系列爱国抗日的言论，看看他签署的抗议日军侵略和屠杀中国民众的宣言，看看他如何痛斥日本学者野口米次郎关于把中国交给日本托管的狂妄叫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的态度。 六、内山完造为人崇高，待人友善，对当时日本侵略邻国持反对态度，他与鲁迅的友谊是建立在反战基础之上的。他请鲁迅到书店避难，以及后来周建人被日军逮捕，又设法营救脱险，都是一个具有良知的日本朋友对于中国人民的帮助，表现了他的真诚和正直。内山完造在中国住了三十五年，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想用一顶子虚乌有的“日本间谍”帽子来诋毁他，岂不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胡菊人”所掀起的一股浊流，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这正应了一句话：向太阳吐唾沫的人，结果总是把自己弄脏。 （参考资料：王锡荣《鲁迅生平疑案》） （王锡荣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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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鲁迅和内山完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