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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从来不是悬浮于世的，而是与社会紧密相关。今天的我们常常对一些传统的流逝深感惋惜，可与此同时又快速地适应了新的文化形态。这不是文化变革的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纵览历史便知其为何而变。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著作《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以下简称《断裂的年代》)中，帮我们理清了那些对文化碎片式的观感，告诉我们这100年的文化为何与以往不同。 “机械复制”的20世纪文化 “霍布斯鲍姆研究的历史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至拉丁美洲。他一生著作颇丰，在劳工运动、农民叛乱、民族主义和世界史范畴中硕果累累，堪称此领域的集大成者。”《断裂的年代》封面上，作者简介中如是写道。 遗憾的是，霍布斯鲍姆已于2012年逝世，其生前被誉为“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断裂的年代》是霍布斯鲍姆离世前的最后力作，在书中，他考察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包括它们的冲突和对抗。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鲜少对一个时代赋以赞美，相反他会提出问题的所在，戳破文化的泡沫，直指文化的“窘境”。 “我们这个世纪各种艺术的特点是，它们依赖于史无前例的技术革命，尤其是通信技术和复制技术，并且被这种革命所改变。如果没有技术革命，比如没有电影，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衬衣口袋里的随身听，就无法想象大众消费社会造成文化巨变的另一支力量。”霍布斯鲍姆在《断裂的年代》中写道。 在这段话中，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我们这个世纪”是指20世纪，可事实上，文化对技术的依赖性延续到了当下，互联网催生了各种新的文化形态，比如新的视频平台。在今天的一些综艺节目中，我们也频繁看到人们对网络文化消费的嘲讽，比如它以经济收益为主而设置的各种“会员”门槛和“特权”。 “机械复制”大概是20世纪文化的特征之一。“文学在半个千年前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机的时候，就调整自己适应了机械复制。诗歌既不是公共表演的节目(史诗原来是公开表演的，所以印刷机发明后即销声匿迹)，也不是中国古典艺术那样的书法作品，它只是把字母符号机械地组合而成的单位。……与此同时，音乐在20世纪有史以来第一次冲出了乐器和耳朵之间纯物理传递的限制。今天，我们拥有的文化体验，即所听到的绝大多数声响和噪声都是间接而来的——是机械复制或远距离传播的。” 庆幸的是，在今天，技术并没有一味地加速传统的流逝，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挽留传统，促进了过去的一种再现。电影修复技术便使得那些过去的老电影陆续再与观众见面，比如中国观众熟悉的经典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以及新近上映的《天书奇谭》等。印刷书籍在未来屹立不倒 回到《断裂的年代》，霍布斯鲍姆在其中细述了各种文化形态在20世纪的新变化，甚至谈到了它们在21世纪的演进，而作为21世纪的读者，我们则可以通过自身的观察印证霍布斯鲍姆的“预测”。 其中，对文学和书籍，霍布斯鲍姆持有一种乐观态度。他认为，尽管文字难与屏幕上的口语竞争，但是在未来，“印刷的书籍作为文学传统的主要载体将不太费力地屹立不倒”。印刷的纸张清晰易读，而且保存更加持久，“《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第一版今天仍然清晰可读，但电脑里储存了30年的材料却未必如此，或是因为它们像复印件和胶片一样，寿命有限，或是因为技术迅速更新换代，最新的电脑无法读出过去的电脑存储程式。电脑的胜利大军消灭不了书籍，正如电影、收音机、电视，以及其他的技术革新也没能做到一样。” 对于建筑，霍布斯鲍姆认为它将延续20世纪的新风潮，“必须要大”“摩天大楼”依然是建筑在21世纪的趋势。他在《断裂的年代》中写道，有3类建筑或建筑群有可能成为公共领域的新象征：“第一是室内和室外的大型体育和表演场所;第二是国际酒店;第三是最近出现的巨大无比的封闭式购物和娱乐中心。……但如果问我，自从悉尼歌剧院建成以来风行一时的那种把建筑物外形设计得出乎意料、匪夷所思的时尚能维持多久，我可就答不出来了。” 而音乐在经历了20世纪的变化后，在21世纪或有新的不同。“20世纪末的世界处于音乐的饱和状态。声响与我们如影随形，特别是在封闭的空间里，无论是在电话上、在飞机上，还是在理发厅。消费社会似乎认为静默等于犯罪，所以，音乐在21世纪对自己的命运大可放心。当然，它会和20世纪时很不一样。它已经经过了电子化的根本性革命，这意味着音乐基本上已经独立于音乐家的创造性和技巧。在21世纪音乐的生产和传播中，人的作用将是微乎其微的。” 事实证明，21世纪的音乐依然生机勃勃，但是其中也不乏疲态。比如流行音乐，我们已经不能再像20世纪那样去定义这个概念，比如流行的广度和人群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多所谓的流行音乐只是在偶像和粉丝之间闭环传播。同样，今天的音乐平台层出不穷，但是音乐生产力远不如从前，渠道的多元化某种意义上并未让流行音乐本身变得更加丰富。 思想生产的“工业革命” 在《断裂的年代》中，霍布斯鲍姆还谈及了知识分子，这显然是他所熟悉的一个群体。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不仅仅只是思想的创造者，他们与社会的关系远比普通人想象得更加深入。比如在教育资源极其有限的古代，掌握知识实际上也就是掌握了某种政治上的话语权，即便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知识和教育依然与社会权力息息相关。 在时代的发展中，总有“破圈者”出现，让知识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而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也在发生变化，起码，他们不再是“一小群人”，散布于新生的科技产业、科学和文化机构、大学、新闻业、广告业、娱乐业等。“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创造了'信息社会’，生产和经济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知识性活动，也就是说，依靠有大学学位的男男女女和教育他们的中心——大学。”可是，霍布斯鲍姆早就注意到，知识分子有力量改变世界，却不是唯一，“但是，只靠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是无法改变世界的，尽管若没有他们的贡献，任何改变都不可能实现。改变世界需要普通人和知识分子建立起统一战线。” 研究历史，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工作，正如霍布斯鲍姆本身所做的那样，还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以其他方式参与着历史进程。在他看来，其实思想生产也跟物质生产一样经历了工业革命，而这其中不乏知识分子自身的推动。 近几年来，“人工智能”几乎是最热的流行概念，甚至“智能化写作”也让一部分从业者产生职业危机。采用具体的机械装置并不是“工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而是要看它是否把个人创造的过程切分成专门的部分，像亚当·斯密著名的别针工厂一样。它意味着个人生产者融入了一个由主任或经理协调的集体。”这种现象已经深入到文化的各个领域，但却通常在“合作”的名义下被我们所忽视。比如3位导演联合执导的电影《长津湖》，导演分别进行自己所擅长的部分，共同完成一个故事的叙述。 “当今社会的技术型工业化经济源源不断地生产信息及声像、文字、记忆和象征这类文化产品，数量巨大，无处不在，人的生活为之饱和，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我们已不再能理解，更不知如何应对目前各种声像文字的创作，这股创作洪流席卷全球，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都大有失去控制之势。”霍布斯鲍姆写道。 值班主任：田艳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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