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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全方位改革，这场改革来的时候，暴风骤雨，雄心万丈，但落幕时凄风苦雨，英雄泪目。 新旧党争 变法唯艰 熙宁二年，王安石拜相，变法正式开始。大宋的政治精英们迅速分化成两派，赞成变法的称为新党，反对变法的称为旧党。神宗时期，新党得势，旧党被打压；神宗之后，旧党新党轮番上阵，两派官吏互相攻击，争斗不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旧党争导致朝局不稳、社会动荡，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熙宁元年，王安石奉诏进京，筹划变法。天下风俗法度尽皆败坏，变法的环境实在太差，人们蹈常习故，极力反对变法，“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王安石虽然做好了“殉道”的准备，但为了让年轻的皇帝能经受住铺天盖地的巨大压力，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通过讲学不断坚定神宗的变法决心，多次借《易传》《泰》《否》二卦的卦义讽喻皇帝要“近君子，远小人”，此时的神宗对他是言听计从。 变法伊始，参知政事唐介害怕王安石变法，竭力反对皇帝使用王安石主政，他对神宗说:“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神宗没有听取唐介意见，最终还是重用了王安石来推动变法。王安石举荐吕惠卿为“副手”，协助自己变法，吕惠卿先任“检详文字”，负责“制置三司条例司”事务，后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集贤校理，又判司农寺，使旧党大为不满，司马光又是上书又是写信，既反对王安石变法，也反对皇帝重用吕惠卿。翰林学士范镇附和司马光，连上五道奏疏反对变法，被勒令退休。司马光见变法势不可挡，请求退居洛阳，专心著书。  党争因变法而起，斗争的性质随变法发展不断变化。变法之初多有争论，因为无论新党旧党都向皇帝上过治理“三冗”、富国强兵的“万言书”。新党主张通过“革命”方式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革实现富国强兵，旧党则希望通过“修修补补”的“改良”来谋求“国运永祚”。但旧党僵化、落后，早已被时代抛弃，反对王安石变法完全是因噎废食的意气之争，比如新法尚未推行，御史中丞吕诲就气急败坏地控诉变法的十大罪状，令人哭笑不得；司马光攻击新党多闽楚人，只能用赤裸裸的地域歧视来作为反对变法的理由。 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旧党和新党之间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这时斗争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不着边际的意气之争了，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之争。为了实行变法，大批旧党官员被逐出朝廷，失去了政治权力，比如富弼、欧阳修、吕惠、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苏轼、苏辙、范纯仁等；而新法推行又必然损害大贵族、大地主、大商人、大官僚的既得利益。于是，旧党把目标对准王安石，发起了四次进攻，前两次失败了，后两次成功了，使王安石两次罢相。  1085年神宗因病去逝，宋哲宗继位，旧党代表人物司马光重新执政，将推行的新法大部废除，新党也几乎全部被贬职。1086年，王安石与司马光在这一年都因病而亡，但是新旧党争却没有停止，守旧派成为了朝堂上的主力军，接着发生了蜀洛党争。1094年，太后因病去逝，哲宗可以亲自主持朝政，他起用了章惇，又将宋神宗时期的新法恢复起用。 东京梦华，只换得千年一叹。史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盛极一时的赵宋王朝，王安石变法举步维艰，没有成功实现社会转型发展，反而让北宋王朝发生激烈复杂的党争而削弱社会治理能力。 两次辞相 退隐江宁 王安石是一个改革家，由于变法仓促和旧党的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新主张被推翻，在这期间两次辞相两次再任，最后退居江宁钟山。 熙宁六年末至七年初，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神宗满面愁容，忧虑旱灾，担心变乱，对新法态度有所动摇。神宗与王安石商量罢除部分新法，王安石坚决反对，他言辞激烈地说:“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但当神宗皇帝接到郑侠因反对变法绘制的流民图时，展开反复观看凄惨图画：土地皲裂，树木干枯，骨瘦如柴的流民扶老携幼，挑担推车络绎道途，路有倒毙招引鹰鸦盘旋，一派萧杀景象。神宗将这一原因归之于变法，进一步动摇了变法意志，使王安石经受了严峻考验。  熙宁七年四月，旧党鼓动两宫太后向皇帝施压。神宗的祖母曹太皇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一向反对变法，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二人跑到神宗宫中“哭谏”：“王安石乱天下”，要求罢免王安石。王安石见状，便主动辞去宰相职务。为使变法持续推进，王安石建议神宗召回韩绛顶替自己为相，提拔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从旁协助。韩绛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主持者和参与者，是影响深远的“募役法”的主要创制者。在神宗支持下，韩绛和吕惠卿继续忠实地执行王安石确定的变法路线。 王安石罢相以后，新党出现分裂。五月，吕惠卿利用“提举市易司吕嘉问案”，使办理该案的三司使曾布和吕嘉问同时获罪并落职，致使“布出知饶州，嘉问出知常州”。韩绛虽然是正相，吕惠卿是副相，但吕惠卿的政治手腕非常高明，经常凌驾于韩绛之上，韩绛异常恼怒。当吕惠卿利用“郑侠案”株连王安国时，韩绛看到了他的狼子野心，吕惠卿不但想取代他，也想取代王安石成为变法真正的领袖，这也使神宗十分不满，韩绛趁机奏请皇帝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离开八个月的王安石重新回到权力中心，这使吕惠卿震惊和不安，八个月的执政经历，极大改变了吕惠卿的思想，他与王安石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也很难再与王安石合作共事了，他不再是“小弟”，不再是服从者，觉得应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价值。但王安石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势，废除了吕惠卿制定的手实法和田募差役法，使吕惠卿愤愤不平。当王安石打算实行“盐钞法”并废除交子时，吕惠卿表示反对；当王安石准备废除河北运米而行市易俵放之法时，他上奏论其不便。由于变法阵线出现裂痕，王安石变法的阻力越来越大，他身心憔悴，身体每况愈下。五月，吕惠卿弟弟吕升卿因事获罪，吕惠卿受到牵连被皇帝赶出京城。熙宁九年六月，王雱病逝，王安石极度悲伤，更觉老病无力，多次请辞。他感念神宗对他们父子的知遇之恩，希望能够帮助励精图治的年轻皇帝成就“盛德伟业”。他对神宗说:“今陛下复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辞者，诚欲粗有所效，以报陛下知遇。然投老余年，岂能久事左右？欲及时粗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神宗虽然体会到王安石的一片赤诚之心，但神宗还是顺势答应了请辞要求，从此以后王安石再也没有回到过神宗身边，在江宁忘情山水、潜心佛学，过着退隐生活。 钟山隐居 著书立说 王安石退居江宁，远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著书立说，游山玩水，会亲访友，学佛参禅，尽情享受大自然风光。 王安石生性坦荡、豁达，即便命途多舛，始终不改君子之德。宋朝坐轿是常态，王安石贵为宰相也从不坐轿。回到江宁后，他先是骑马，马是神宗所赐，马死骑驴。他喜欢出游，夫人见他又老又病，要他“觅肩舆一乘”，他便雇了一个老兵为他牵驴。每次出游，他都是兴之所至，走到哪里是哪里，不到太阳下山不回家，所以夫人为他准备了一个布袋，一边装书，一边装饼。王安石为人随和，人缘很好，人们见到他都会热情打招呼:“相公去哪里？”这时，如果老兵在前，王安石就会说你们问老兵；如果老兵在后，他就说你们问驴。走着走着，累了，就找个地方坐下看书、休息；饿了，就拿出饼来，二人一驴分而食之。有时碰到野外劳作的农民午餐，农民会真诚邀请他们一起用餐，王安石也不客气，坐下便吃，吃完后便以饼回赠农民。  王安石尽管在钟山过着退隐生活，但丝毫没有减损伟大的人格魅力，慕名而来拜访的人不少，甚至以前政见不同的人也是常客。昔日相公而今日衰翁，令人恻然，但王安石达观、从容的风姿又令人感佩不已。元丰三年，苏轼从黄州转任汝州，途经江宁，特意前来看望王安石，见面那天，细雨蒙蒙，王安石早早来到渡口迎接苏轼。苏轼看到伫立在雨中白发苍苍的王安石，想起王安石的救命之恩，感动不已。他们二人在朝堂时曾为变法观点不同而针锋相对，但苏轼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捕入狱择期问斩之时，王安石挺身而出为其辩护，写书信呈皇上，曰：“圣朝岂能杀文士”，为中华民族保留了一位天才巨匠，也表现出了王安石的高洁人品。苏轼长揖告罪说：“今日子瞻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这是一次美好的见面，两人化干戈为玉帛，心中的芥蒂早已无存，两人敞开心扉无所不谈，诗文，佛老，人事，国运……友谊在心底滋长蔓延，苏轼在《次荆公韵》诗中写下了对王安石的敬仰之情:“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苏轼在江宁逗留了一个多月，才告辞北上，王安石望着他的船逐渐隐入天际，喃喃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吕惠卿本来与王安石恩同师徒，却是把王安石伤得最重的人。但在江宁闲居的日子里，王安石对变法也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反省，许多事情都已想开看淡。当吕惠卿写信向他忏悔请求原谅时，王安石回信表示自己能够体会他这么做的缘由，并不怪他，但对于吕惠卿见面的请求，王安石婉言谢绝了。据说，吕惠卿在江宁等了五天，王安石没有见他，而且两人终身都未再见面。但王安石终究还是原谅了他，这是凡人难以做到的。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的道德修养已经达到了圆融自由的境界。 王安石从公元1076年10月主动辞去相位，到1086年4月逝世，这10年间一直退隐江宁，不问政事，专注学问，一心向佛，无欲而刚的本性又使他心无所欲，心无所挂，看破红尘，但他又未真正皈依佛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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