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在西安的陕历博《大唐遗宝》、《陕西古代文明》、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2018年《大唐风华》特展、2019年清华大学艺术馆《与天长久》特展这五个展览中看到何家村文物。 
特展很重要，因为可以看到一些在陕历博不展出的文物，还能拍下在陕历博因为光线太暗拍不清的文物。特别是这件难得一见的“大粒光明砂”银盒，不但看到了，还用水果机拍下来了，虽然色彩一贯地失真，但字拍的很清楚。 
这个以墨书“大粒光明砂”命名的银盒很重要，因为里面存放了30枚以前只在文献中记载过的开元金币，就是墨书中的“真黄钱”，真正的金钱。在另一个素面提梁银罐中，还存放了大量从春秋到唐代天宝年间的历代钱币，还有波斯、东罗马和日本的古代钱币，仅这些古币就堪称中国古代钱币史和中外交流史的一次重大发现。
但很可惜，何家村遗宝是一次文物大发现，却是考古学的糊涂账。因为出土年代特殊，只有一份简报，被业内人士评价为“研究价值微乎其微”，另外就是当年参与者含含糊糊的个人回忆。由于一直没有完整的考古报告，学者们只能八仙过海式的从各个途径找到何家村文物的资料，再从自己的本领域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还是缺少原始信息，很多情况恐怕永远不知道了。 不过有的能清楚的，似乎也不清楚，比如对于出土钱币的数量就说法各异。
在2003年第一次详细介绍何家村文物的图书中，说出土钱币共39类466枚，此后这个数据一直被多方引用。但在这本书里，还说有金开元通宝30枚和银开元通宝421枚，这就已经451枚了，再加上其他37类钱币，远超过466这个数了。 根据从多方找到的资料，本来想自己数一数有多少枚，但可能找的资料也不全，另外有资料表示在银罐内有一些金属残余物，可能在出土时已经有的铜质钱币锈毁了，所以也无法有明确数字了，就还是用500余枚这种最保险的说法吧。
我在大学时代的好朋友工藤新一同学说过，“真相永远只有一个”，但历史真的很难说清，所以还是看这些在唐代就珍藏起来的珍泉吧。除开元金银币外，何家村窖藏了31种36枚中国历代钱币，自春秋至唐代序列完整，只缺少隋代，而且每个时期收藏一或二枚，显示出这是有意的收藏。 按照年代排列，最早的的是秦秋时期齐国的“节墨之法化”铜刀币。“节墨”是春秋时期齐国都邑，与临淄并列五都。“法化”意为标准铸币、法定货币。目前全国共出土200多枚“节墨之法化”刀币。战国“安阳”铜平首布，推定为秦攻占魏国领地后所铸，因锈毁严重未展出。 然后是战国时期的“京一釿”铜平首布，京为地名，釿为重量单位。陕历博认为是战国时韩国铸币，一釿等于12至15克。也有学者认为是战国时魏国货币，一釿等于31.25克。战国时期秦国“半两”铜钱，字体为大篆。战国之前，各国使用刀币、布币、贝币等货币，战国中期魏国出现便于携带的圆形圆孔铜钱，促使各国货币纷纷圆形化，秦国进而出现方孔圆钱，并因统一天下而成为后世两千年的孔方兄。 秦统一天下后的“半两”铜钱，字体为小篆，也有学者认为应为西汉吕后时的八铢半两钱。
西汉榆荚半两铜钱，残为四块未展出。西汉初年经济困难，所铸钱不足半两，也称为四铢半两钱。
新莽“大泉五十”铜钱，王莽第一次货币变小改制铸造，引发经济混乱，民间就私制更轻薄的，这枚“大泉五十”可能就是私铸钱。新莽“小泉直一”铜钱，重1克而值1铢，大泉重2克值50铢。新莽“大布黄干”铜币，第三次货币改制所铸，只比“小泉直一”重24倍，却当1000枚“小泉直一”使用，所以天下人没理由不造反啊。新莽“货布”铜币，第四次货币改制所铸。 新莽“货泉”铜钱，分为无字货泉、饼形货泉、小货泉、剪边双廓货泉。货泉是存世最多的新莽钱，其中无字和剪边是比较特殊的品种。东汉五铢铜钱，轮廓较浅，铜色黄而发白，应属东汉中期铸造，可惜照虚了。 五铢钱首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圆形方孔，铸有“五铢”二字，因为轻重适宜，一直沿用至隋末，约流通700年之久，是我国历史上流通时间较长的货币之一。东汉四出五铢，与太货五铢锈蚀粘联在一起，无法单独展出。东汉剪边五铢，出土2枚，边缘或被剪去或是减料铸造，应为私铸。三国蜀汉“直百”铜钱，刘备入蜀后铸造，出土2枚，一为0.6克，一为1.1克，却全要抵值100五铢。三国演义宣传仁君得民心而得天下，但研究秦制的学者认为，三国时期谁最能压榨民力谁才能胜出，因此以屯田将民众变为农奴的曹操一直处于优势，以小钱当大钱来掠夺蜀中财富的刘备则后来居上。 既然曹操和刘备都已经不讲情面，孙权也不能再拘着了。三国孙吴“大泉当千”铜钱，孙权赤乌元年至九年所铸，相当于1000个五铢钱，这是继王莽之后最大的虚值钱，遭到社会的抵制后被迫收回。孙权没能实现财富集中，于是后半生一直在收拾对着干的江东大族。不过“大泉当千”却因此而非常珍责了。前凉“凉造新泉”铜钱，是以国号为名的第一例方孔圆钱，存世量极为稀少，成为古代货币中最为珍稀的币种之一。一般认为是前凉国张氏王朝所铸，也有认为是北凉沮渠蒙逊所铸。 北魏“永安五铢”铜钱，为永安二年孝庄帝铸行的光背钱，制作较为工整，存世量很少。此时北魏已近末年，统一了较长时间的北方面临着新的分裂和战乱，因此“永安五铢”具有一定的历史节点意义。北周“五行大布”铜钱，北周建德三年铸造，因钱文及制作精美，被誉为三大美泉之一。南朝陈“太货六铢”，出土时与“四出五铢”钱粘结在一起。此钱因作价过高遭到抵触，仅使用了三年，但铜质优良，钱文瑰丽匀称，居南朝钱币之冠。 何家村窖藏中，缺少隋代钱币。隋代经济发达，又与唐相接，应有大量钱币流传至唐，大概唐代收藏家对前朝比较忌讳，因此不予收藏。
唐代双面“开元通宝”，又称“合背开元”，流行于天宝四年以后。其钱面与钱背都铸有"开元通宝”四字，看起来就仿佛是两枚开元通宝钱的钱背粘合在一起似的，有的是工匠在铸钱误将两块面文范合在了一起，也有的是为了某种需要而特铸。 
唐代“开元通宝”铜钱，共出土6枚，“开元通宝”四字出自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手笔。这里的开元并不是唐玄宗的年号，而是开国奠基之意，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开铸，流通于整个唐代，这在货币史上也是罕见的。从唐朝起，中国铢两货币终结，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而改称宝。十枚通宝为一两，即十钱为一两，并成为了以后1300年的铸币标准。 唐代“高昌吉利”铜钱，也是货泉界的稀世珍品，可惜光线不好没拍下来。唐代鎏金“永安五男”铜钱，通体鎏金，正面“永安五男”被视为吉样语，背面施有祥瑞的四神图案，因此该币应为唐代所铸的厌胜钱。唐代鎏金铜“货布”，共出土6枚，比真“货布”钱体要小，经过测量研究，认为应是唐代的仿制品。 文献记载，唐玄宗常在承天门楼上设宴娱乐，兴致高昂时，便向楼下抛撒金钱以作赏赐，百官和家属们纷纷踊跃捡钱。皇帝在门楼上看着这些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如市井平民们一样抢钱，内心肯定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就是史书上有名的金钱会，几十年后还有人用诗来回忆这段大唐的光辉岁月：“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 史书中的金钱是不流通的，仅供赏玩，因此后世没有见过实物，历史学家们对这段记载半信半疑，而钱币收藏家们做梦都想有一枚，哪怕是见一下也好。
直到1970年，从何家村的银盒中发现了金开元通宝，而且一共出了30枚，这是金开元通宝迄今惟一的一次发现，解开了又一个历史悬案。 金开元通宝，仿照铜质的开元通宝铸造，正面楷书“开元通宝”四字，钱文间架端庄，疏密均匀，字迹清晰，制作规整，背面不素无纹，也没有文字。30枚金开元通宝出土时存放在“大粒光明砂”银盒之中，墨书称为“真黄钱”，可见其珍贵程度，而且制作规整精致，字迹清晰，应是根据铜开元通宝的优质版式制作。 研究人员对5枚金开元通宝进行了检测，发现其金含量不一，最高的达到94.36%，最低的只有81.6%，因此这些金钱应该是用同一模范，用不同配比的原料在不同时间铸造的。何家村遗宝中还出土了421枚银开元通宝，与金通宝只出于何家村不同，这些银通宝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根据记载，金银开元通宝都不流通，只用于宫廷娱乐和赏赐。不过这些银开元通宝表面上没有人工使用痕迹，似乎制作好后一直存于库中。出土时，这几百枚银钱用钱绳系成长串，保持着入藏时的样子，只是经过千年银钱氧化而发乌了。从文献记载看，唐朝宫廷中与金银钱有关的占卜、游戏等活动多流行于唐玄宗时期。何家村窖藏文物属宫廷用物，因此这批金、银开元通宝很有可能是玄宗时期的遗物。
除了这些中国在历代钱币外，何家村窖藏还出土了3种8枚外国古钱币，而且是来自中国东西方两边的。
日本“和同开珎”银币，共出土5枚，是日本奈良王朝在公元708年，仿效中国唐代“开元通宝”钱铸造。钱文采用中文隶书，同为铜字，珎是宝字的简写，原意应为“和铜元宝”。“和同开珎”是日本最早的法定货币，使用时间也只有一年多，铸造量很少，在日本本土也很难见到。这些银钱可能是唐开元四年，日本第七次遣唐使带入中国的。 东罗马帝国金币，就是充满西方风情的拜占庭，中国古书中的拂菻，于东罗马希拉克略王朝铸造，正面为头戴王冠,身披甲袍的国王半身像，背面有十字架图案，但非常可惜拍虚了，真心遗憾。波斯萨珊王朝银币，正面有波斯国王库思老二世的右侧半身像，在《隋书》中称其为波斯王库萨和。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商品贸易络绎不绝，东罗马、波斯等外国金银币流通于新疆和中亚地区，最后传入长安，成为丝绸之路往来的历史见证。目前在中国境内已发现萨珊银币2000多枚，库思老二世银币出土数量最多，有近600枚。 通过这些钱币，会发现当繁荣稳定时，货币都很漂亮，但国运动荡时，货币首先就垮掉。想来何家村遗宝的主人应该是个钱币爱好者，他把一部中国钱币发展史装进了银罐，也把一部王朝兴衰史装入了罐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