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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神奇的一年，这一年的春节，为了响应党中央抓生产的号召，国务院下达了一个奇葩的通知：今年过年不放假。于是，全国人民即使在春节期间，也不忘“抓革命，促生产”，当然，那一年还没有春节晚会，至于彩色电视机嘛，那都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对了，如你所知，这一年是文革刚刚兴起的时候，那是一场燃遍文艺界与政治界的熊熊烈火，然而有一个人却跟这场大火并没有半毛钱关系，因为那一年她才刚刚出生，这个人便是我的母亲。不得不说，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在我的有生之年，她的地位应该无人能及，就连得过两次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也不能例外。 我的母亲常常跟我说，她只上过四年小学，几乎不认识什么字，但在她那平凡而蹉跎的一生中，她总能凭借自己过人的人生智慧与坚忍不拔的耐性战胜一切，这多少令我望而生畏，我想我再怎么样也是不能望其项背了，即便我正经读过大学，也确实读过不少书，但跟她相比，我跟个白痴没什么两样，这多少令我感到羞赧，但谁让她是我母亲呢？就凭这一点，她永远有资格嘲笑我，也永远可以说我没什么文化。 对于“文化”这个词，我的母亲是这样界定的，她觉得能认很多字的人便是有文化的，像她的姐姐，我的大姨便属其列。长姐如母，我的大姨年轻时读过高中，所以便理所当然在村里的小学支教，而我的母亲正是她的学生之一。另外，不得不说，我的大姨也是一位非常传奇的女性，我一度想把她的事迹写成一部荡气回肠的小说，只可惜，当我刚刚萌发这个念头的时候，她便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而我的母亲，大概也继承了这种优秀的基因，所以她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这种伟大似乎是家族性的，而我身为这个大家族里的一员，似乎在成长过程中产生了某种怪异的突变，总之，历经千辛万苦，我终于成长为我母亲眼中没什么文化的白痴。这种白痴的突出表现之一便是——新华字典一打开，我仍然有很多字不认识，这又一次令我感到羞赧。 前面说到了，我母亲的一生是异常蹉跎而坎坷的。在她20岁的少女时代，她便早早地失去了双亲，而那时她才刚刚生下我哥不久。当年结婚时，她唯一的嫁妆是一个红色的漆皮木箱，虽然是嫂子给的，但嫂子事后却诬陷是她自己偷来的，还想要回去。她的二哥，也就是我的二叔当时挺身而出，连夜托人又去集市上买回来一个。就这样，她拖着简单到几乎简陋的嫁妆来到了我们张家，并从此开始了受苦受难的一生。 至今，我都不明白，像我母亲这样既有头脑又聪明肯干的人为什么会嫁给我父亲这样好吃懒做的闲人。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我父亲家里兄弟众多，她其实只是想寻求一个保护伞。她的个子实在是太矮了，才一米五过一点点，至今，她穿得鞋都是最小码，就是那种几乎不用试铁定买不着那种，在给她买鞋这件事情上，我吃过很多苦头，因为那双脚实在是太小了，一般新颖的款式绝对没有她那一码。 可是她却特别爱碎碎念，大概天底下所有的母亲都患有这种通病，而这时候，我往往是不能作任何反驳的，我怀疑正是在她成年累月的熏陶之下，我的性格逐渐变得温顺而麻木起来。那一年，我刚刚大学毕业，思来想去不知道给她买什么，便想起那句俗语——“包治百病”，于是我用我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给她买了个并不贵的包，可是很遗憾的，她一次都没有背过，她觉得那个包太小巧，好看是好看，但一点都不中用，她的女儿真没眼光。 我虚心地接受了这些建议，并自此视“实用性”为购物的第一准则，也逐渐相信了那句真理：好看的东西，其实往往并不中用。我想，正是在我母亲一点点的熏陶之下我才逐渐变得务实了起来，要不，我那彩色而浪漫的文艺细胞肯定会让我情不自禁地飞起来。 庆幸的是，我一直没有飞起来，即便我小时候确实做过飞翔的梦。那是十几年前的一个春节，我跟几个小伙伴用我们压箱底的压岁钱买了许多氢气球，并妄想这样便能够飞起来，我们把几十个乃至上百个氢气球一股脑儿堆在我的房间里，兴奋得简直要爆炸了，可是，事后那些气球却真的爆炸了，不过不是因为飞太高，而是被我的母亲一脚又一脚踹得。 自此，我的母亲当之无愧成了扼杀我做梦权利的刽子手，更成了我的眼中钉。那时，我跟我的父亲走得更近一些，我把母亲视作一个未开化的野蛮人。我的母亲的确很野蛮，她跟人争斗的方式不外乎把人打倒在地，抓人头发挠人脸。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隔壁家的桃花和梨花都开了，粉嘟嘟的，煞是可爱。可是，隔壁的桃子却不长眼睛地长到我家这边来了，那时两家之间还没有围墙，分界线并不很明显，我的母亲看到桃子掉落在地上觉得怪可惜的，便顺势捡了几个回家。可是，隔壁家的妈妈不干了，硬说我的母亲是偷桃的贼。 于是，属于两个女人之间的战斗便正式宣告开始了，那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我的母亲虽然身材比别人矮一个头，却一点都没有胆怯。她们面目狰狞地扭倒在地，两家的男人却在一旁隔岸观火袖手旁观。为此，我一直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个胆小鬼，而我的母亲却是不畏强权的战士，虽然后来她输了，但自此谁也不敢再欺负她了，毕竟她打起架来真的可以不要命。 见识到我母亲胆大的一面还是在那年夏天。一天傍晚，我家里莫名其妙闯进了一条蛇，据老人们说那是家养的蛇，多半是家里过世的老人变的，根本不用害怕。可是，当时的我根本顾不着这些，我吓得哇哇大哭起来，并从此不敢在夏天的夜晚跑出去玩。 我的父亲见此无动于衷，我猜他打从心眼里肯定也是害怕的，尽管他不说，但他的无为而治说明了一切。而我的母亲就不一样了，她径直跑去厨房拿了一根火钳就冲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她夹住了那条蛇的头部，并把它活生生分成了两半。事后，每每想起这件事时，我的内心里总是颤抖不已，我一方面害怕那条蛇将来会报应，一方面又觉得我的母亲真TM的残忍。 但是，凭良心说，这件事总体而言还是好处大于坏处的，因为从此以后，我便能高枕无忧地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了，并觉得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人，跟她在一块，我觉得安全感爆棚。从此以后，在父亲不在家的那些晚上，有了母亲的守护，我们一家仍然安如磐石牢固无比。 除了勇敢之外，我的母亲还特别的勤快，她是干家务的一把好手。从小到大，在我的同龄人还在为家务事烦忧的时候，我基本上被她养成了公主：一方面因为她简直太勤快了，根本找不到需要我干的家务活儿；一方面还因为她太瞧不起我了，凡我所做的任何事情，不出意外的话，她一般都会坚持不懈地推倒重来一遍。为此，我的自尊心极度受挫，也由此，我再也不想体恤她，久之，便跟家务活儿彻底绝缘了。 所以直到高中第一次住集体宿舍时，我才第一次洗了自己的臭袜子，还是在室友的指点之下，那一刻，在室友眼中，十五岁的我宛如智障。 那一刻，我心里是有埋怨的，我埋怨她什么都不让我干，也在无形中把我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虽然说这话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倾向，但我不得不向大家澄清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向我母亲抱怨她什么都没有教会我的时候，她不由分说地给了我当头一棒，她说这些根本就不用人教，早在她的童年时代她就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这些。好吧，她又一次让我开始怀疑我的智商，对此，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我的母亲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不止在于她跟了我父亲这样没有种的男人，还因为他们家从一开始便多灾多难。还是从那个漆皮木箱说起，从那以后，她便跟她的嫂子、也就是我大舅一家便形同陌路了。每年过年的时候，她也固执地跟他们家不相往来，从我有记忆开始，除了他们家向我们家主动登门借钱以外，我便再也没有去过他们家，跟表哥他们更是生疏的就像陌生人。 自她嫁到我们家以后，她的母亲便改嫁了，还带着她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小舅远赴他乡。那是一个异常偏远落后的小山村，在我幼年的时候，曾经非常不堪忍受去往那里的舟车劳顿，去那儿一趟，我总会如愿吐上一次，然后再花上好几天才能恢复正常，而她时常会回到那里，并把那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我母亲鲜少流露出温情的时刻。 但是除此以外，我母亲给人的印象永远是果决而勇敢的，她就像一个男人一样固执地守护着这个本已残破不堪的家庭。她常常令我想起《百年孤独》里的乌苏拉，正是这个坚忍不拔的女性撑起了马孔多小镇一百多年来的文明。 四年前，我的小舅病危。他就像一个破烂一样被我的大舅一家子嫌弃，在他们榨干了他最后一点剩余价值以后，还把他无情地扫地出门，而那时他已是癌症晚期。彼时，我大姨身体也不怎么好，正是我母亲，一个人跑到武汉去不眠不休地照顾了他弟弟整整一个月，虽然在今天看来那几乎是徒劳的。办后事的时候，我母亲也一个人顽强地撑了下来，她平静而淡然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那看似不动声色的神态中有某种令人惊心动魄的东西。 不到两年，我的大姨也病危了，我的母亲一下子衰老了十岁。两年前的那个春节，我的母亲冷不丁跟我说：记住，你以后没有亲戚可走了。那一天，我整个人都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凉情绪中，久久不能自已。 我看着我母亲瘦小的身板，不无动容地流下了眼泪，可是我不能哭，因为我的母亲从小就教导我没什么事是过不去的，人生从来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直到现在，我母亲仍然时常在外人面前嘲笑我，在她心中一直有个未解的迷，那就是她的女儿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出人头地。我笑着跟她说，你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你的女儿从小就是个大傻逼。回去以后，我看到了她挂在墙上的照片，那是我从小学直到大学的所有照片，虽然并没有多少，但我知道她一直都记得，是的，她一直记得。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亲，一位伟大而传奇的女性，她生于1967年。 ps：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我父亲的《生于1965年》，感兴趣的请戳标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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