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丽莎·卢卡申科： 写作时我是一个战士 采访、撰文：柏琳 1967 年为原住民争取权益的全民公投获得“一边倒”的支持，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里程碑事件。从那以后，“白澳政策”被扔进历史垃圾堆，澳洲原住民的声音逐渐在当代历史文化舞台上变得清晰，大批原住民作家带着自身与众不同的光环，进入澳洲主流文学的世界。 在新涌现的澳洲原住民作家中，1967 年出生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远郊的梅丽莎·卢卡申科（Melissa Lucashenko），是一个挺拔的存在。这位头发灰白、站得笔直的女作家，是个有个性的人。她以散文和小说著称，作品屡次获奖，新作《多嘴多舌》（Too Much Lip）获得了 2019 年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第三位获得此殊誉的原住民作家。 虽然卢卡申科此前已有不少作品问世，我们从《多嘴多舌》进入这位作家的世界，依然是极佳选择。在这部黑色幽默与犀利并存的小说中，一幅澳洲原住民在当代社会生活的画卷以鲜活跳动的方式，展现在所有好奇的读者眼前。澳洲原住民，并非成日躺在大树下睡大觉的“原始人”，面对传统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他们同样面临艰难的挑战。《多嘴多舌》的故事，描述的是澳洲新南威尔士州郊外的下层阶级原住民的生活。这些因为同时背负着沉重的家族记忆和刺痛的当代经验的原住民，每一个人都如舔舐伤口的野兽一般，默默承受着伤痛，并且和当下的澳洲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他们彼此攻击，互相伤害，各自承担自己的伤心往事，却都有共同的使命要去面对：如何重新追回原住民祖先的古老土地？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 从外表看，卢卡申科和普通澳洲白人并无二致，但其白人皮肤之下，跳动的是一颗强力的“原住民之心”——虽然她的血统复杂，父亲是俄国难民的儿子，母亲是混血的澳洲原住民后代，属于邦家仑（Bundjalung）民族，但她的身份认同来自母亲家族。  做出这样的选择，对于她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她从未生活在俄罗斯，桀骜不驯的性格又让她对澳洲主流白人文化兴趣寥寥，可是澳洲原住民文化那古老而梦幻的魅力，却像巨大的磁场一样吸引她，归化她，最终把她打造成一个强韧的女作家。 这是小说《多嘴多舌》中的一段摘录，也是贯穿整部作品、乃至卢卡申科的原住民题材写作的点睛之言。这段摘录是诗性的，也是神性的，是作家向世人透露的原住民的秘密，是千百年来他们始终未曾向殖民者屈服的力量之源，也是梅丽莎·卢卡申科的力量之源。 于是我们的访谈，就是以这位女作家强烈的个性为话题开始的。她似乎敢于挑战一切陈词滥调，当其他的当代原住民文学作品去写来自外部的白人伤害时，她把笔端瞄准自己，写原住民社会内部的反冲击力；当大家都在为澳洲非原住民作家的原住民题材作品击节赞叹时，她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不以为然；当许多作家都在言说一种“写作的冒险”，即应该去尝试每一个新题材时，她直言不讳地表示，非原住民作家无法写出深刻的原住民题材；她甚至还要挑战尼采。 这些“刺头”放在卢卡申科身上，居然十分协调。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上头有六个哥哥。在这样的原住民家庭环境中，且不说成为作家，就是顺利成长都不太容易。卢卡申科曾是个叛逆的酷女孩，也是问题儿童。因为担心青春期的愤怒会让她惹出事端，母亲带她去学习了空手道。最终，她成了一个拥有空手道黑带的女作家。对抗性运动的经历，潜意识中形塑了她：数不清的踢打和碰撞，巨大的疼痛感，无数的汗水，与邪恶斗争的信念，这些过往经历的感知在她的经验中沉淀，让她在写作时，成为一个战士。 你从土地上出生， 土地教育你如何生活 柏琳：你的写作聚焦澳洲原住民的生活，然而我们生活的环境从来就不是纯净的，你也承认你所成长的社区并不是一个原住民社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白人，甚至还有亚洲移民，所以，在这种多样性的环境中，你如何维持（作为原住民）的特性呢？你会尝试和其他类型的居民交流吗？ 卢卡申科：你所讲述的，正是澳洲经历了被殖民化后所呈现的生活图景。在欧洲白人来这里之前，澳洲的土地百分百住的都是原住民，当时的我们拥有 500 多种语言和文化。自从白人来了以后，侵占土地，驱赶、奴役和同化原住民，我们渐渐地只剩下 20 多种还算有强势特征的语言了，不过，现在有些原住民语言正在经历缓慢的复苏。如今，许多原住民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澳洲主流社会的城镇，只剩下大约 30% 的原住民生活在原住民社区，有大约 70% 的原住民已经和各种类型的族群混居了，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欧洲移民，还有不少的亚洲移民。 这就意味着，在被严重殖民化的澳洲土地上，原住民的生存样态就像是一张蜘蛛网。比如说，我现在生活的复合社区中，我是唯一的原住民住户，但是我知道，离我不远的另一个（复合型）社区中，住着另一户原住民，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部落。在我现在所在的郊区，1000 户居民中大约有 20 户是原住民。我们这些人，就分散在不同的欧亚移民和澳洲白人之间，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但都“秘密”地生活着，彼此之间就像拥有一条“隐秘的通道”，可以取得联系。当原住民想去一个“更纯粹”的社区时，我们就会离开城市。在澳洲，许多中心城市的郊外分布着若干超过一半人口都是原住民的社区，我们在那里可以找到更多归属感。 柏琳：看来你对自己的原住民身份非常自觉。《多嘴多舌》这部小说里女主角凯瑞最后得知原来自己有一部分白人血统，整个索尔特家族并不是纯粹的“黑人”原住民家族，这个情节耐人寻味。事实上，结合你自己的经历，你的父亲是来自俄国难民的后代，母亲则是混血的澳洲原住民，所以你本来也不是“纯粹”的原住民。那么你选择认同母亲这边家族的身份，而非父亲那边的，是为什么？ 卢卡申科：父亲在我的生命中是在场的，这一点，在大多数拥有“混合祖先”的原住民家庭中并不常见。多数混血的原住民都拥有一定程度的白人血统，因为我们和白人共存了二百多年，有时候白人会强暴原住民女性，更多时候澳洲政府会强迫我们和白人结婚，他们的同化政策就是为了在繁衍中“漂白”原住民的“颜色”，去“漂白”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忘却自己的文化传统。对于大多数混血的原住民来说，他们的父亲是缺席的，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提供一个精子，然后就消失无踪了。 而我呢，我的父亲确实是和母亲结婚生子的，并且他陪伴了我的成长，所以他的确对我有影响。但与此同时，原住民特性，意味着一种更强烈的双向影响：你从土地上出生，土地教育你如何生活。我们相信，土地，河流，树木等自然万物从你出生起，就给予你启迪和教育，并且把你和历史上的祖先紧密相连。并且，老一辈人总是会带领年轻一代人成长，正如在许多古老文化中那样。 电影《小姐弟荒原历险》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为何没有办法对父亲家族的身份有认同感？因为我不住在俄罗斯，如果非要有什么文化传统的归属选项留给我，那就是——要么是澳洲的白人文化，但这个选项对我缺乏吸引力。要么就是隐藏在澳洲白人皮肤下的原住民文化。我自己从肤色上看，像是属于澳洲的主流白人文化圈，我完全可以佯装成白人，不必经历那些因为是原住民才有的折磨，但这么做是不诚实的。 我的大哥，他的肤色是黑色的，所以他无法掩盖自己的原住民身份。我把我们这样的混血原住民家庭叫做“彩虹家庭”：当你把白色和黑色混合时，有时候会生出白宝宝，有时候是棕色宝宝，但也有黑色宝宝会出生。这是非常寻常的事。一个人可以有白色的皮肤，但又有“土著”的心，这关乎于你是否和你的家族土地有联系，是否对老一辈人教授你的原住民文化产生认同。 柏琳：那么请和我们谈谈你所感知到的原住民文化是怎样的，它的价值观和澳洲主流社会文化有什么不同？ 卢卡申科：我先说一个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故事：就在新冠疫情爆发大概三年之前，我有一次在布里斯班的机场候机，那时候我的头发是灰白色的，这让我看起来像个老太太。当时，在登机通知广播之后，登机口排起了长队。我背着一个沉重的大包，非常疲惫。我走到一个看起来大概 30 来岁的白人男性面前，问他我是否可以排在他的前面（背包已经让我不堪重负），结果这个男人眼皮都不抬一下就说：“你就去队列末尾排着吧！”我大吃一惊，但也没有和他争辩，径自走了。 我想说，这件小事对我是很大的冲击。在我们的原住民文化里，也许在中国文化中也是这样——当一个老人请你帮一个小忙时，你是绝对不能拒绝的。在我们的文化中，老人有许多“特权”，包括最大程度的尊重，最多程度的照顾，而且和老人争论是非是非常不礼貌的。这是我们的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另一个基本价值观是：绝对不能自私。如果你有了很多资产，你必须和社群的其他人分享。当然，你也不必独自承受苦难，所有人都和你共同分担。但你不能单枪匹马去做个人主义的事。在我的原住民社群中，如果一个人有了一座豪宅或一辆豪车（当然这种情况少之又少），他如果不和族群的人共同分享，那么他就会被鄙视，会被说成“变得像个白人”。 与此同时，保护我们居住的土地和水源，保卫家园，传授族群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土地永远是第一位的，土地，老人，小孩，都是我们要守护的元素。 我们并不是白人所认为的无知原始人 柏琳：你所提及的原住民价值观，让我联想到你在 2020 年末对新冠疫情进行反思而写的随笔《疫情·思考·创作》，文中鲜明的一个论点，是谈到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说的“璀璨星辰始于混沌”这样的观点，即“混乱对于成功至关重要”，你认为这个观点在当代世界需要重新被审视，并且，呼吁把尼采这种“陈旧、具有破坏力的思想留在他们本该属于的历史中”，为什么你觉得尼采的这种观念如今需要被抛弃呢？ 卢卡申科：澳洲大陆拥有 10 万年以上的历史，而原住民很早很早就在这里，远早于后来入侵的白人，我们早就弄明白了该如何生活、如何创造理想的生活环境。只是因为后来的种族主义者对原住民进行了各方面的“净化”，原住民的生活理念被最大程度的忽略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尼采的这种“璀璨星辰始于混沌”的西方观念。 但是描述原住民的生活，尼采是失灵的，而有一个原住民的词语最适合来描述：“chukapa”，来自澳洲中部，表示一种“梦幻时代”，一种传统民俗，它对于原住民的意义，就像《圣经》对基督徒一样重要。chukapa，用来显示人和人的联系。有一本书非常有趣，叫做《鳄鱼之歌》（Song of the Crocodile），是原住民作家 Nardi Simpson 的作品。令人惊喜的是，我的女儿就是这本书的编辑。在这本书里，Nardi Simpson 向所有“外来者”描述了 chukapa 在今天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的。它包罗万象，囊括了物理学、数学、地理学、宗教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所有这些知识共同构成了关于世间万物的哲学，而且它不仅是一部“圣典”，还是一项“调查报告”，一部“人类百科全书”。 我们原住民的生活，还和一种“歌之径”（Songline）息息相关。歌之径，也叫“做梦轨迹”（dreaming track），这是穿越大地的路径，是原住民在梦中也会遵循的行走路线。原住民可以通过歌词的线索在陆地上旅行，这些线索分布在土地上的标记或岩画中。澳洲大陆的歌之径有广泛的歌曲类型，有些甚至跨越数百公里，包含不同的原住民部落。这些人说着迥异的语言，语言不是障碍，歌曲的节奏描述了歌曲所经之地的土地风貌。 看一下澳洲地图，你会发现原住民部落之间以歌之径为纽带，彼此远距离地联结，这和“丝绸之路”（Silk Road）有点像。这条“丝绸之路”不仅有旅行的意味，还有政治和宗教信仰的意思。沿着澳洲的海岸线，从东部往下，绕行半个澳洲，有一条清晰的“路线”，这条线上居住着许多原住民族群。每一个原住民族群都拥有一首歌，人们唱着这首歌，行走在这条路上，直至边界处，然后对边界那端的另一个原住民部落的人说，“我们唱完了我们的部分，接下去的责任传到你们手里了，请你们继续歌唱，继续行走”。所以你看，我们是拥有十万年历史的族群，我们有大量的时间用来思考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我们不是就成天躺在大树下懒洋洋睡大觉的人（就如白人以为的那样）。  电影《小姐弟荒原历险》 对于这条歌之径，每个原住民族群都有各自的责任，我们必须通过行走（有时候通过婚姻）来传递这种文化。原住民文化中，土地是神圣的，需要不断地吟唱歌曲来保持土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用来守卫和平的方式。因为如果有战争，你就没有办法和邻居一起传递歌谣。歌之径就是原住民守护家园和平的最好方式，从原住民的角度看，这和尼采所谓的“混乱观”是完全不同的，混乱只会导致更多的混乱，但我认为今天的世界尤其需要人们重新在彼此之间建立和平的观念。 柏琳：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作家，想想看，你居然是个空手道高手！我特别想知道，空手道运动经历是否影响了你作为一个作家的特质？ 卢卡申科：谢谢你的夸奖，我原来不知道自己这么“独特”！是的，我有空手道黑带，为此我努力了十年，此外我还认真练习过中国功夫，咏春拳也会一点。这些年我变懒了，把精力都用在了写作上，电脑现在就是我的武器。 坦白说，很多年来我都没有意识到空手道会对我的个性和写作造成什么影响，对我来说，习武没什么大不了的，它只是我已经完成的事，做完之后我就把它放在一边，干别的去了（写作）。但是近五年来，我开始意识到它的影响了。我的确在写作中经常逆流而上，会经常处理困难的主题，而这需要写作者很多的勇气。十多年的空手道经历，那些数不清的对抗、踢打、碰撞，无数需要克服的巨大疼痛，流过的汗水，不曾止息的战斗，和邪恶斗争的内心的目标，所有这些都在我的写作中留下了痕迹，我在写作中是一个战士。另外，我五十多岁了还可以站得笔笔直，不驼背也不弓腰，我比普通人都要更大胆无畏，我想这都是空手道带给我的东西。 我要感谢我的母亲，是她在我 13 岁的时候带我去了空手道的课堂，从此戏剧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当年，青春期的我躁动不安，冲动激进，成日在街上游荡，是家里的“大问题”。有人建议我母亲让我学习空手道，认为这样可以让我的愤怒有一个合适的出口。我母亲就真的这么做了。当然，我也很幸运，大部分原住民家庭都付不起学习空手道的费用。 柏琳：可你是一个拥有空手道黑带的女性，同时还是一个作家，这是很吸引我的特点。我还想知道，女性身份在多大程度上对你的写作有影响。 卢卡申科：至于女性身份……老天爷，我有六个哥哥，我是家里的老幺妹妹，你可知在我这样的家庭里，作为一名女性，且不说从事写作工作，就说想要健康长大，需要经历什么（大笑）！言归正传，我想我生活在一个女性正在改变世界的时代，与其谈女性作家的意义，不如和你说说我所理解的原住民文化中的女性是怎样的，这其实就回答了你这个问题。 举一个例子，受惠于避孕和堕胎技术的医学进步，如今的女性可以决定自己生养孩子的数量，这被认为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成果。然而早在白人到达澳洲大陆之前，原住民女性早就解决了此类的生育问题。我们有 bush medicine（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使用的传统药物），如果一个孩子来得不合时宜，或者有缺陷而不能出生，原住民女性就会服用 bush medicine，让这个生命回归到精神世界中去。我们并不是他们（白人）所认为的无知原始人。 在我们的原住民文化中，女性力量是守护土地的重要部分，因为女性是神圣的。有一个威尔士南部的原住民作家曾说过，当男人在公共场合要发表言论之前，他首先会介绍一下自己是谁——“我来自我母亲的心跳”（the heart beat of my mother)。因为在原住民看来，母亲是给予者，女性是馈赠者，而男性只是这种馈赠的表现形式。在我们的文化中，太阳代表女性，月亮代表男性，这一点和大部分主流文化都不同。当然，女性有月经，这让女性和月亮的意象更接近。但我们认为，即便如此，女性也是太阳。没有太阳，就没有万物生长，没有女性，就没有生命。 写出原住民内部的暴力 需要更大的勇气 柏琳：世间万物对原住民来说看来都有特殊的意义，在《多嘴多舌》里，河流是非常显眼的一种景象，河流的弯道处是索尔特家族的圣地。书里不止一次地描写主人公一家在这条河里游泳，描写河里鲨鱼的梦幻般的出没场景，还有河边的各类树木。河流好似给这个故事增添了一种神圣的光环，你可以谈谈河流这个意象的意义吗？ 卢卡申科：这个问题真好玩，就好像我要问你：请谈谈你的皮肤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河流对我来说就是天然的存在。澳洲是一片干燥的大陆，许多内陆河流在夏季都会枯竭。不过我所在的原住民社群环境仍然拥有丰富的河道资源，夏季时非但不会河水断流，还会有凶猛的洪水。 在原住民文化传统中，人们在河流边饮水、钓鱼、洗漱，孩子出生时在河流里接受洗礼，没有河流，就没有生命。河流是流动的，象征着一种旅程，这就和我之前提到的“歌之径”类似，每一段河道都有自己的个性生物群，与此同时，河道连着河道，在旅程中形成生命的循环，不断地回到生命的源头。 此外，我想自己之所以如此执迷于河流的意象，也和我童年的一段经历有关。《多嘴多舌》的扉页上写，这本书是献给我大哥戴维的，因为他从河里挽救了我的生命。那是在 1974 年，澳洲南部爆发了一场大洪水，当时我们全家人正站在河岸上观看，结果洪水突然就朝我们冲过来。水势太大，完全超过了我妈妈的判断，结果我被洪水卷走了。这时候大哥戴维果断跳进河里，把我捞了上来。如果没有大哥，难以想象会有今天的我。我想说，从此河流对我来说有了一种亦正亦邪的魅力。它美丽，强大，却也危险，随时会要了你的命。它是令人敬畏的。 柏琳：《多嘴多舌》的魅力恐怕不只是河流，对我来说，这部小说拥有一种反省的爆发力。和描写澳洲白人对原住民的伤害这种常规的写法不同，你把笔触对准原住民社群内部的互相伤害和丑陋的一面。这种从描写“外部伤害内部”转变成“内部互相伤害”的写法，很有震撼力。我尤其喜欢“黑超人”和理查德大舅两个小说人物，相比于其他成员单纯的受害者心态，这两个人从始至终都是敢于直面“自我之恶”的勇敢的人。我想问，为什么你会做出这种视角的转换？它会带来怎样的新的思考维度？ 卢卡申科：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你说这是一种“视角转换”的写法，对我来说其实是“增添视角”。我必须非常小心地写《多嘴多舌》，因为现实情况是，来自外部的暴力——警察的暴力、当局的暴力、腐败、对原住民文化的蔑视等等，这是无处不在的，原住民生存环境的恶化肯定不是全部由内部的斗争导致的。但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被遮蔽的真相需要被揭露，但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其实写这部小说时，我一直都有恐惧感，害怕原住民社群讨厌我，因为我写了内部人群互相之间的伤害和邪恶，我怕他们会抵制我。 柏琳：那么他们真的抵制你了吗？你现在还在害怕吗？ 卢卡申科：事实上一点也没有，这让我很欣慰。如今我已经不再害怕。《多嘴多舌》写了两年多，在正式出版前的两三个月，一家著名的澳洲原住民媒体在一档系列节目里发布了新书讯息，这个节目的策划者是原住民导演瑞秋·博格斯，也就是已经去世的原住民著名领袖人物查尔斯·博格斯的女儿。她对我说，她正在做的这档记录澳洲原住民生活的节目，关注点也在内部的嫌隙。我听后松了一口气，感谢上帝，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写作的两年多里我确实担惊受怕。因为，你知道，有些话说出来总是很容易——警察在屠杀我们，教师是种族主义者，政府觊觎我们的土地，但是抛弃了我们。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但是更艰难的真相是——你的叔叔猥亵了你的某个家庭成员，你的父亲长期对母亲实施家暴，这些真相让人更难受。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更多地关注到族群里的女人和孩子长期遭受的来自内部的暴力。我认为我有责任把这些写出来，并且随着内部真相逐渐公之于众，那些族群内部的窃窃私语就会销声匿迹，更多黑暗的秘密会重见天日，迫使所有人诚实地讨论，勇敢地面对。 电影《漫漫回家路》 柏琳：有一个有趣的事儿，你之前谈到《多嘴多舌》得奖前有评论家说感觉你不会获奖，“因为你的小说没有遵循传统的欧洲小说的风格”，结果《多嘴多舌》得奖了！于是我就好奇，你如何理解“传统的欧洲小说风格”？你认为自己是在遵循某种写作传统吗？ 卢卡申科：这么说吧，我相信世界上所有地方的人，都在冥冥之中遵循着某种未曾意识到的历史传统在生活。我们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前人留下的脚印，却不自知。对我来说，的确存在某种欧式写作影响，但原住民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深。我通过耳濡目染感受到的原住民文化，比我后天特意去学习的部分要多得多。我从来没有学习过专业写作，我的专业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写作则是后天自学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有关于“欧式写作”的学院派训练，我只是读了很多西方文学经典而已。 我倾向于认为，自己受到的文学影响是在潜意识层面上的。在澳洲原住民文化中，歌之径就是我们的文学传统，也许别人不认为这种“边走边唱”的古老形式和文学经典有什么关系，但对我们来说它就是文学。歌之径，有点像许多古老文化中的传说，或者英雄事迹之类的，歌之径记录了祖先的痕迹，族群的精魂。沿着这条路径旅行的原住民，会自动地将这些灵性的东西转换成当下的感受，祖先的故事和今天的世界没有了界限，人就在当下感知过去和未来。所以，歌之径是超越时空的，虽然它的形式是口语，且没有文字记录，但它是原住民文学的主体，这对我来说是最强大的传统。 至于我的写作，在文本的结构上，我并没有进行某种“突破”——我遵循的还是“欧式写作”的叙事结构的常规路子。如果你想看那些在结构上打破欧式写作的作品，我推荐你看另一个澳洲原住民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去读她的代表作《《卡彭塔里亚湾》》（Carpentaria）。Alexis 的写作无论是在结构还是语言风格上，都更深邃地反映了歌之径的影响。和她相比，我其实没有（和那个传统）有那么深的联系。我虽然不是城市女孩，但我还是生长在相对城市化的地方，并且在最初被掐断了和原住民文化的联系，这很不幸。 你没有看到， 并不代表这种文明不存在 柏琳：在过去 20 多年的澳洲文学中，一些非原住民的澳大利亚作家也在作品中开始剖析“贯穿人类历史的暴力”，即贯穿澳洲历史的白人与原住民的关系。比如亚历克斯·米勒（Alex Miller）和他的《石乡行》（Journey to the Stone Country），彼得·凯里（Peter Carey）和他的《远离家乡》（A Long Way From Home），你都知道这些作品吗？对它们有什么评价？还是说，你依然认为，由于非原住民身份的限制，这些作品描述的原住民生活总是不够深刻？ 卢卡申科：简单来说，答案是肯定的（笑），他们的作品视野有很大的局限性。具体分析看，亚历克斯·米勒很不同，他和澳洲原住民联系紧密，长期和他们一同工作，这一点让他的观察更为深入，但这并没有改变他那双西方白人男性的眼睛。 彼得·凯里呢，我很欣赏他的写作，但《远离家乡》我觉得不太行。我记得，2000 年时我在伦敦遇见彼得·凯里，当时他正在对英国听众做一个主题演讲，其中一部分谈到“澳洲原住民文化作为一种文明怎样怎样”，我就混在听众之中，听到凯里这么说，我又惊又喜，这可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说澳洲原住民文化是一种“文明”！ 可是听接下去他说的话，我就不乐意了，他说“可惜这种文明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有没有搞错啊？我，作为一个邦家仑族（Bundjalung）的后代，一个澳洲原住民女人，就活生生地站在他的面前！你没有看到，并不代表这种文明不存在。后来我和凯里在澳洲时也因为这个观点激烈辩论过——是的，澳洲原住民文化正在发生改变，但依然存在。我会坚持我的看法！ 柏琳：那么请你来推荐一个你觉得还不错的澳洲非原住民作家吧！ 卢卡申科：如果要我推荐一个写澳洲原住民生活题材写得还不太差的非原住民作家，我会推荐戴维·马洛夫（David Malouf）。他是一个拥有黎巴嫩血统的澳洲作家，这让他的外貌看上去不太像白人。他的思想深不见底，作品让我想起了古巴比伦的故事。在其中一本书中，他讲述了殖民时代的一个白人跑去和原住民一起生活，然后重返白人世界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真实事件，但他把它写成了小说，而我认为他的叙述最大程度地接近了原住民生活的中心，他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感受。  但是大多数澳洲白人作家做得很糟糕，他们认为原住民的生活不值得特别关注，甚至是边缘性的故事罢了。然而如今澳洲原住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澳洲的原罪——被殖民者掠夺的土地和原住民，这个主题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会议题，所以白人作家也试图闯入这个话题领域。因为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一个作家需要最大程度地彰显自己的价值，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你要知道，在原住民文化中（也许在中国文化中也是），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往回退，收回我们的脚步，学会聆听。白人作家不会理解这些的，他们把了解原住民文化看做是一件“有趣的事”，一部原住民文学作品获得了成功，他们会露出惊奇的表情，但就是不会去思考——我知道什么呢？如果我也想写这些内容，是否会因为我的无知和想当然，而给原住民造成某种伤害呢？当他们意识到这些（通常不会），也已经太迟了。 柏琳：进入 20 世纪后，澳洲文学呈现多样态的发展图景——原住民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少数族裔文学势头强劲，女性作家闪亮登场，在此生态下，你是否可以谈谈，在你眼中，和澳洲以往的白人文学的主流状况相比，崛起的原住民文学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卢卡申科：不错，如今澳洲有越来越多的原住民作家得以出版他们的作品，这主要得益于国家正在发生改变，现在的澳洲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倾听原住民的故事了，原住民的政治地位在 1992 年之后也好转了很多，那一年的“马博裁决” [1] 承认了原住民是澳洲最早的居民，并且至今依然持有对澳洲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原住民开始被视为同等的公民，而不是一种对白种人生存的威胁，不再是“隐秘的罪恶”（secret guilty）。更多原住民完成了高等教育，并走向文化领域进行探索。 小说和诗歌，对于原住民依然是个人主义的东西，是个新鲜事物。对于大多数澳洲原住民来说，音乐是更主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不过小说和诗歌通过原住民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最终被证明是同样可以被原住民驾驭的领域。 我又想再一次推荐澳洲原住民女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和她的代表作《《卡彭塔里亚湾》》（Carpentaria），这是以她的家乡卡彭塔利亚为原型完成的原住民小说。一些白人批评家怀疑这本书的真实性，认为一个原住民作家不可能创作出如此了解澳洲风土的小说，一定是有人代笔的。这实在是荒唐极了，如果你见过亚历克西斯·赖特，你就会立刻了解到她是一个多么深刻有见识的作家，她对世界文学和澳洲原住民文化的了解程度，让人叹为观止。是的，亚历克西斯·赖特，还有包括我在内，我们原住民作家不会接受被种族主义者放逐的命运，我们不会妥协，也不会继续沉默了。 注： [1] 1982 年 5 月，一位名叫艾迪·马博（Eddie Mabo）的托雷斯群岛岛民带领其他几名同伴与昆士兰州对簿公堂，主张他们对托雷斯海峡群岛中的某个岛屿拥有合法所有权。为此他们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抗争。1992 年 6 月 3 日，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宣判其中一名岛民米瑞姆（Meriam）对名为 Mer 的岛屿拥有传统所有权，并裁定无主地（Terra nullius ）原则不应适用于澳大利亚。这项决定被称为“马博裁决（Mabo Decision）” ，该项裁决承认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拥有土地的权利，称这些权利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现在仍然存在。马博裁决是承认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权利的重要历史事件，该决定承认了他们与土地澳大利亚这片土地的独特联系。这项裁决还推动澳大利亚议会于 1993 年通过了《原住民土地权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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