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作家劳伦斯·凡·德·普司特曾描绘过，在非洲的卡拉哈里沙漠生活的原始族群相信人有两种饥饿，一种是“小饥饿”，一种是“大饥饿”，前者是渴求食物，后者则是渴求生命的意义。所有作家和诗人都讨论意义，但很少有人像美国诗人乔丽·格雷厄姆那样持续地表达着“大饥饿”，并为“大饥饿”而写作。 在很长时间里，这位在英语诗坛早已备受瞩目的诗人迟迟没有在中文世界得到系统的翻译和出版，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的诗在体型上就十分庞大、野心勃勃，而句法也格外多变和富有挑战性，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因为我们汉语读者和诗人并不非常熟悉这种赤裸裸地直面“大饥饿”的诗歌写作。 现代诗艺发展到今天，早已不乏抒情的甚至滥情的作品，不乏以“自我”为中心的低吟浅唱，也不乏强硬的控诉或空灵的冥想。然而，格雷厄姆的声音是独特的，她综合了诸多前辈大诗人的诗艺，并发展出吻合于当代日益复杂和碎片化生活的形式。她对“个人性”的摒弃比艾略特更为彻底，那些纯粹由私人情感材料构成的生活片段不是她的主题。在她笔下，个人生活都是观测人类情感、思想、意识、历史和自然等等这些外在于个体的重要概念的途径。 从人的头脑、心脏，到星辰、鸟群、暴雨后落在地面的枯枝，再到监狱、墓园、医院，她开垦过众多斑驳广袤的土地，不仅局限于日常人类视角能够发掘的诗意，反而往往像是一个外在于人类的摄影者，将潜藏在对象物中的细微之处展示出来。 有些东西离爱远去，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疏离，从对我们如生命般漫长而有序的句子这边远离，干枯的 树叶 在原野上 萌动的新芽在闪耀 原野也在闪耀，湿润而卷曲的嫩芽尖四处 倾倒—— …… 比仇恨、原谅、记忆、健忘、历史、沉默 精确、奇迹都更为宽大——需要 更多犁沟 （《接近黎明》） 纸页上的诗行也仿佛她留下的犁沟，诗句的犁在平静尘土中留下痕迹，掀起波澜。一个个犁沟将那些重大的主题包含在精确微小的种子里。她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早期诗作句子短而急促，但不久后她就转向了呼吸更为深沉的长句，它们劈开页面，携带旋转、涌动的水流而来，时而纤细敏锐，时而喷薄暴烈。阅读《众多未来》这部汇集诗人四十年诗作精髓的选集，也仿佛见证这样一条河流从幽深湍急到华美丰沛的发育过程。这条河流，我们最初是在她那首虽然短小但分量厚重、光彩夺目的《鲑鱼》中看见的。在这首诗中，诗人描绘了鲑鱼艰难地服从本能逆流而上的旅程，继而将这种本能运动和“我”幼年偶然窥见的一次男女欢爱的画面类比起来。鲑鱼努力超越河流的方向，跨越生死的界限，回到出生地产卵后死去，当“我”目睹这一幕，便回忆起那对情人努力抹除二人身体界线的画面，那条线就是“世间仅有的阴影”——这唯一的阴影，是自我无法超越的局限，是我们不能和他人完全感同身受、融为一体的原因。诗人正是这样去理解“爱”的，爱是去跨越难以跨越的藩篱。 格雷厄姆为我们展示的日常平凡的事物无疑重新披上了神秘的光泽，而更重要的是，她的一切写作都隐含着一个主题，即大胆地越界，比如发现遥远之物的关联，发现被我们的理智所遗漏的微妙信息，发现我们这些隔绝孤立、寓居都市一隅的当代人仍然隶属于自然和宇宙的本质。 或许受益于视觉艺术特别是电影专业的知识与训练，格雷厄姆格外善于观察和切分外物的运动过程。纯粹静止之物无法引起她的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济慈的“希腊古瓮”所传递出来的柏拉图式的宁静、恒定在格雷厄姆的诗歌世界中已不再存在。世界的稳定与均衡被打破了，我们的心智，正如她笔下的乌鸦那样焦躁不安，不断试图寻找安稳的立足点：“向四周环顾，否认万物的资格/在某个半径以内的所有一切都无法提供线索/帮助他寻到心中的目标”（《思考》）。 更多时候，我们很难把她的诗截取出一小部分来讨论，其诗中也没有传统诗歌中的那种“意义中心”可以让我们安稳栖居，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不断“趋近意义”的过程。不仅是外物，她也细细描摹了人的意识活动。跟随着格雷厄姆，我们一刻也不会停止：“你必须寻找/作为人的情感，/在你的掌心感受/天际高耸的云朵划桨给你送来的东西——那会永远替代/头脑的静止的东西。”（《未标注日期的摇篮曲》）格雷厄姆曾在访谈中表示，人的情感本身就应该不断地运动发展，固定僵化的意识则是恶的来源。 如果说伊丽莎白·毕肖普在一首诗中的构思，常常是由对自然的描摹、冥思发展到人的历史和生活，那么我们将看到，格雷厄姆那冷静的镜头，捕捉的往往是自然与人的心灵和历史交融在一起的情境。在她笔下，人并非独立于自然的一部分。人对自然或外物的主从关系已经完全消泯和颠覆了，我们只能很少地、局部地认知自然，但自然却先行认识了我们： 花圃在太阳系中旋转 聆听—— 同时聆听舒伯特与灌木 在太空某处我们 被悬空 …… 从打开的门后传来提琴声，在我们身旁 在树林边缘最后一丛灌木里—— 我们能听到它们吗 这些花苞被这个太阳系承载 萼片成为容器—— （《双螺旋结构》） 极小的“花苞”和巨大的“太阳系”平列，这种空间尺度上的巨大伸缩力构成了格雷厄姆诗歌最显著的景观之一。“聆听”不再是单向的过程，而是漫溢在宇宙之中，发生在不同生物之间的。我们不仅聆听琴声，也被自然和永恒所“听见”，但我们还有许多尚未听见的声响，譬如花萼的绽开，而要听到这些，则需要调动我们的想象力。正是人的想象力，把我们和万物连接在一起。这首诗的结尾部分写道：“现在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这就是我们微生物般的/想象力/就如同在这里/在这个页面上/这支中性笔/会书写/他完完整整的所有旨意。”作者认为，只有语言和书写才赋予我们认知和想象事物的能力，而归根结底，这也是为看似无意义的花苞、萼片、太阳系和舒伯特赋予“意义”的能力。 在美国诗歌的历史中，惠特曼和艾伦·金斯堡创造了一种诗行很长的、气势磅礴的“词语墙”，而在艾略特、玛丽安·摩尔、约翰·阿什贝利、乔丽·格雷厄姆那里，我们都多少能看到这种形式。格雷厄姆意欲利用这种形式，对抗那种对于现实过于简单化的、被动消极的认识。在她看来，我们的头脑只有很小有部分是理性化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一心多用，潜意识和意识同时活跃地处理着外部的多种信息。然而，当代愈益无孔不入的媒体信息技术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策略，它们削减信息的含量和复杂性，提炼出过于简单和夸张渲染的标题、观点，而背后的推力则是日益图穷匕见的自我鼓吹、贩卖的需求，最终旨在控制我们的消费、我们的大脑和精神。在格雷厄姆看来，诗歌所要做的，就是拒绝被简化的理解方式占领，恢复我们对现实的身体性感受——这种感受必定是复杂、含混的，包含着无数微小的张力和冲突。我们在她众多的破折号里感受的也正是这些矛盾与冲突，但它们并不是要为读者的阅读制造路障，相反，我们跟随这些破折号进入的是“世界为自己松绑”的语言流。借助自由的意识流动，那些被手机电脑屏幕所切分、虚拟化了的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将得到切实的恢复。在这个匆忙又焦虑，来不及感受也来不及动情的时代，或许这就是我们继续阅读诗歌的意义之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