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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锺氏《宗谱》与姓源辨析
江西会昌 锺刚浩寻根溯源，认祖归宗，是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年的优良传统，是海内外炎黄子孙血脉相连、共谋振兴的情感纽带，是各姓氏编修族谱的首要目标。祖宗是谁，从那里来，理所当然成为立姓之本。 自从启动编修《中华锺氏宗谱》（俗称“通天谱”，以下简称《宗谱》）以来，谱办已征集大量世系和人物资料，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实现覆盖范围的最大化。随着姓源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引发了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在核心问题上难于取得共识，使编修工作一再受阻，族人翘首以待的“通天谱”遥不可及。如果僵局不能打破，过去的一切努力都可能付之东流。 编修《宗谱》的初衷，应当是研究传承锺氏历史，促进锺氏族群团结。中华锺氏是百家大姓之一，有二千多年的受姓历史，谱牒史料浩如烟海。不同时期的姓史记述，不同版本的谱牒资料，存在多种说法。久远的历史，繁杂的资料，客观上给编修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要在不长的若干年内统一共识，做到百分之百的满意，根本难于办到。面对难题和困境，我们应当站在全局高度上，从维护族群团结和根本利益出发，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寻求解决之道，全力推进《宗谱》编修工作。 一、用什么原则编谱 凝聚共识要有共同的原则基础，“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当前之所以出现意见的尖锐对立，根源在于用什么原则去编修《宗谱》，大家尚未达成共识。在一次又一次举办的编谱工作会议或研讨会上，对编谱原则基本上没有进行过深入研讨，而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引经据典上，从故纸堆里找论据,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只有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条理化，在编谱原则上达成共识，才有可能化解矛盾，同心协力去实现预定目标。 经过深入思考，我们认为编修《宗谱》，必须坚持三大原则： 一是按照多数族谱和姓史研究成果认可的原则编谱。没有多数或大多数宗亲认可，编印出来的族谱可能变成废纸一堆。 二是按照同姓一家亲、天下锺姓一家人的原则编谱。凡是锺氏，只要有意愿参加，我们均持开放、包容、欢迎的立场。作为泱泱大姓，应有这种宽广胸怀。 三是按照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的原则编谱。求大同、存小异，尊重各自族谱和研究成果，客观记录不同世系和观点，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留给后人继续探讨。 上述三大原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 二、关于单源和多源 单源论者的论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引述中科院遗传所袁义达创建的“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认定“一个姓只有一个Y染色体，只有一个姓源，不可能有多个姓源”。二是引述唐末五代时期先祖锺全慕遗训“吾家锺氏亘古无二宗也，春秋时仪公世典楚，乐居锺离至汉，有接迁卜长社居住”。“凭这'遗训’，足以证明接公是锺仪的后裔，不是楚将锺离昧的儿子，所有族谱关于接公是楚将锺离昧次子锺离接的记载都不真实”。三是以最早的姓史专著《世本·氏姓篇》关于“锺氏与赢同姓”，南宋罗泌所著《路史》关于“锺姓，赢姓，锺离之后”为据，认定锺姓为单源，源自赢姓。 关于论据一：同是这位袁先生，他的原话是“具有同一姓氏人群的Y染色体以及它携带的遗传基因很可能是一致的”，“华夏各族在长期的交往、融合、互动中，外族基因又不断流入，所以有些姓氏可能会有多源多系的情况”。话的意思很明白，同一姓氏族群Y染色体和遗传基因相同只存在可能性，而不存在唯一性。怎么在单源论者眼里变成“一个姓只有一个Y染色体，只有一个姓源，不可能有多个姓源”？且不说理论上断章取义，完全曲解了袁先生的本意，在实践上也是完全行不通的。在锺氏大家庭中，有汉族锺姓（本身也是多源多系），有畲族锺姓，还有很多其他少数民族锺姓，是否都要做Y染色体和遗传基因鉴定，方可“入籍锺氏”？岂不令人笑掉大牙！ 关于论据二：锺全慕是五代时期（公元907-960年）闽王王审之手下的大将，任节度使兼汀州刺史，他的上祖是唐朝中书令锺绍京的伯父法绚。法绚生绍景、绍高、绍齐，全慕是绍高的八世孙，生活在社会动荡时期，戎马一生，对锺氏姓源历史不一定有深入的研究。所谓“遗训”，且不论其真假，即使有，也仅为一家之言而已。全慕系下五郎的裔孙，进士官吏部文选司文俊就不相信他的“遗训”（参见本文第四部分）。在他之前和身后，姓史论著也好，族谱记载也好，比比皆是。单源论者罔顾这些事实，仅凭几句“遗训”，就断言“锺姓只有一个姓源，锺姓肇姓自锺仪起，所有锺氏都是锺仪的裔孙”，是不是太主观，太武断？这种唯心的姓史观，自然受到广大宗亲的抵制和反对。 关于论据三：《世本》虽为最早的姓史论著，但未传世，后人所引，皆为转述。且不论其真伪，有关锺氏仅有6字表述。《路史》则加了“锺离之后”4个字。由于这种表述过于抽象，又与锺氏谱传实际相佐，故唐宋以后直至当代，鲜有姓史专著采信这种说法，更难找到几部族谱是按此说法编写的（有也是仅在谱序中提及而已）。研究姓史，要有史实为依据，更要有族谱作根本。《世本》和《路史》并没有出示任何证据，就妄断锺氏为“赢姓之后”，显然不具说服力。如今的单源论者，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遍了大量典籍，引经据典洋洋数万言，查清了赢姓是如何演绎到锺仪，锺仪又如何演绎到接、烈？自己都查不清的东西还要强加于人，要全姓人跟着去颠覆立姓之本。这种做法不是“站在古人和今人的肩头上”，而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当代徐铁生编著的《中华姓氏源流大辞典》（中华书局2014年第一版），明确记载锺氏源头达26个。袁义达编著的 《中国姓氏大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明确记载锺氏姓源也有22个。锺氏多源，是铁定的事实。 三、关于锺仪 有关锺仪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左传》成公七年（-584年）和成公九年（-582年）纪事。公元前584年“秋，楚子重伐郑，师于汜（通泛）。诸侯救郑，郑共仲、候羽军楚师，囚勋公锺仪，献诸晋。晋人以锺仪归，囚诸军府”。后来晋候见锺仪，问其族，对曰“冷人也”（楚乐官），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钟仪受到晋臣范文子的很高评价，说他不背本，不忘旧，无私，尊君，诚信，建议将他送回楚国，以结晋楚之好，晋候采纳了范文子的建议，“使归求成”。 锺仪的先祖及其后裔见之于典籍的记载非常少，既不清楚他的先祖是谁，也不清楚他的后裔是如何传承的，仅有个别史料或谱序提及他的后裔有锺建、锺子期。从史料记载的时间上推算，锺仪出生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24年（假设锺仪被囚为40岁），离锺离接去离改姓锺（-201年），两者相距423年，中间至少还有十六、七代人。中间缺失的这些代数，既无史料又无族谱记载它的传承迁徙轨迹。现在有人仅凭几个孤证，硬将锺仪与接烈扯上血缘关系，把锺仪当作锺姓的总源头。请向单源论者一句：您是锺仪的第几世孙？如果说不出，岂不汗颜！ 据目前所知，在谱序中提及锺仪为源头的有赣西、赣北、湖南、湖北、安徽、山东等地方的少数族谱。但细查其世系吊线，大多为接公后裔，与绍京有关，祖籍地可追溯到赣南兴国。兴国谱历来只认接公为受姓始祖，接生晏而一脉传承，怎么外迁子孙就换了一个祖宗？赣北某地《锺氏宗谱》列出的远祖世系是：“御说-兹甫-王臣-御公-宗伯-州黎-仪公-【 】-建公-【数传】-昧-接-烈-复-叶……”御说在位为公元前681-651年，锺仪出生约公元前624年，相距仅三、五十年却有5代之多。御说至锺接相距四、五百年，有名字的先祖仅8位，缺位至少在10代以上。他们编谱时心态，既要和微子扯上关系，又要和仪公扯上关系，还要与接、烈扯上关系，全然不顾是否有血缘关系，传承代数是否合理。这种移花接木式的族谱，在多地族谱中看到，也能拿来作锺仪后裔的证据？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锺仪后裔存在的确凿证据。有的族谱虽然提及锺仪，自认为是锺仪的后裔，但提供不出锺仪世系传承资料。就是被单源论者认定为仪公后裔的湖北集贤村锺氏，经南雄钟子亮宗亲亲自到湖北多地考察，证实集贤村锺氏为接公后裔，其他地方“非接则烈”，开基祖来自赣、闽、粤、湘等地。换一个角度看，锺仪也是历史名人，已经姓锺，他的子孙修谱，为什么要以“食邑锺离”为氏，又要“去离姓锺”？ 综上所述，锺仪系下既无完整的传承世系，又没有发现裔孙流布，更没有找到与接、烈有血缘关系的证据，只能作已经断代处理，我们的先祖修谱也是这样处理的。有生有灭是自然规律，这里不存在“尊与不尊”的问题。所谓“极大伤害这些先祖在天之灵，使他们的英灵不能归宗，成为游魄野鬼”，只能用来吓唬不谙世事的小孩。单源论者非要抬出锺仪作始祖，恐怕真的“认错了祖宗”。 四、关于微子与烈接 姓前渊源是立姓之本，能否正确定位，关乎修谱成败，关乎族人尊祖情结，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目前所看到的绝大多数锺氏族谱和姓史专著，比较一致的看法，依然是“系传微子，源出颍川，食采锺离因氏,去离姓锺”。长江南北及西南地区，是中华锺氏的大本营，赣南又称“锺氏第二故乡”，因为贤、宠二位南迁始祖都曾立足过这片热土。粗略估算其人口占中华锺氏一半以上。而其中的贤、宠后裔又要占到80%以上。中华锺氏的基本族情可以用一副对联加以概括：微子封宋国衍传烈接茂分两枝根固果硕，贤宠迁南域繁育裔嗣流布四海丁兴族旺。 在史书《史记》中，《五帝本纪》、《三十世家·宋微子世家》对微子启（开）封宋及其传承，都有详尽的记述，确认微子启是纣王之庶兄，是开国君主，微仲衍是微子启的弟弟，宋国末代君主是偃，为辟公次子。 在史书《左传》中，有敖、伯宗、伯州犁、伯嚭的记述。在《资治通鉴·汉纪二》和《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中，有项王亡将锺离昧的详细记述。 但史书并未载明伯宗、锺离昧是微子后裔，也未载明君偃三子为烈，锺离昧次子为接，从而留下历史空白和想象空间，成为争论的焦点。 在没有史证的情况下，破解难题的唯一选择，只能从锺氏族谱和有关姓史专著中寻找答案，任何希望从史料考证中证明是与非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一）关于烈公 目前所见有文字记载的锺氏族谱，最早始于烈公的四世孙运亨、运丰的《首创宗谱》。在“首创宗谱序”中有如下文字记载，说明锺氏一族是“黄帝子孙及契之苗裔，商汤之世派，纣之庶兄也。食采于微，至周武王克商封微子于宋……至周赧王二十九年（-286年），齐湣、魏昭、楚项襄共伐宋而三分其地，偃公死之，三子烈奔豫州锺离山，为伯州黎食采故地，遂复姓锺离。烈公娶姒（音似）氏生复，复公娶姬氏生叶公。至秦寇周隐居锺离山，以颍川锺离山山清水秀，为两间淑气所聚，又为伯州黎食采之故，遂姓锺。叶公娶姜氏生气公，汉高祖入关之初，气公年方三十，知汉当兴，因世乱，严居不仕。世派托始源自气公，亦汉兴民方有谱，遂为锺氏一世大始祖。气公娶吕氏生运亨、运丰，运亨娶苏氏生文趣、文离，为中牟令；运丰娶姜氏生文义、文仪、文佳，为许州牧……”。在续修族谱中，又增加了下列记载：1、祖居地颖川宗昌县安邑乡店前里；2、锺家墓园离许州三十里东岸；3、墓园立有石象、石狮、石羊；4、墓园有碑诗“豫州胜地颍川堂，气公生发居此方，后裔接脉分县住，枝枝叶叶茂荣昌”。 根据该族谱的后续记载，气公六世孙俨公第二次修谱，气公十一世孙铣公第三次修谱。气公十三世孙立公奉汉灵帝之命，携谱任扬州都督，立公长子宏任会稽太守，次子宿袭都督位。宿公见老谱纸烂字脱，遂重抄增补，实为第四次修谱。宏公五世孙先公在东晋中期任扬州令，在叔祖宿公都督府老宅内发现祖传族谱，方知祖源，大喜过望。后让位于子酉公，夫妻俩于晋太和元年（366年）返居许昌。酉生简，简生圣、善、贤，贤公任扬州都督，又对老谱进行了续修，此为第五次修谱。公元420年，东晋解体，社会动荡，“锺氏一门，荡析离居”。五月二十一日辰时，兄弟三人各自携谱过江南迁，圣迁上元（南京），善迁会稽（绍兴），贤迁虔州（赣州）。后贤公奉宋武帝刘裕之命，入闽平乱，诰封威武将军，节度闽中。在闽期间，又四度修谱。后世修谱，大多以此为据。 北宋时期，烈公后裔、友武嫡孙、提龄之子文亮任河南布政使，离任之时路过许昌，遥望封升岗，百感交集，吟诗一首：“乱世乏力拯众难，辞官南归效平民，遥望封升闻人墓，倍感祖德恩泽深”。当代河南长葛学者陈瑞松先生实地考察后认为：封升岗上的闻人墓与锺氏族谱所记高度吻合，闻人墓在石象乡蔡寨村，应为锺氏烈系祖坟。锺氏接系的祖坟在长葛老城北五里卢家村，县志记为“四翁冢,当地又称:四翁锺”；锺繇、锺会父子的坟墓在田庄(近年己建锺繇陵园)，两者相距很近。 《首创宗谱序》不是孤证，是因为它延续传承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正是因为它出现的时间最早，延续的时间最长，成为锺姓发展史上的经典文献。运亨兄弟首修族谱时，官运亨通，家业兴旺，离烈公避难锺离山中间只有三代，一百多年时间，家族历史记忆犹新，不可能出现谬误，更不可能移旁作祖，刻意高攀君偃（亡国之君），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毋庸置疑。 从这篇谱序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锺氏姓前远祖是纣之庶兄（微子启、微仲衍），周武王克商封于宋；二、烈为君偃三子（有谱说三弟属误记），非接公之子，接生的是晏（有接系族谱为证）；三、烈公避难的原因是国破家亡，避难的地方是豫州锺离山（今许昌附近）。四、二次提及锺离山为伯州黎（黎与犁相通）食采故地,以食邑为复姓,后去离姓锺。伯州黎并非烈公直系血缘先祖，也不在宋国任职，为何在谱序中提及值得深究。可推测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知道伯州黎是烈公旁系血缘先祖，同宗异源方有可能提及；二、运亨兄弟修谱时间在公元前150年左右，接公居长葛改姓锺在公元前201年，已达半个多世纪，且两地相距很近，二支锺氏应该相识相通。他们殊途同归，共举锺姓大旗，共同拥有郡望“颍川堂”。 单源论者为了否定《首创宗谱》的客观存在，提出的论据是“唐代以前，宫庭设有专司修撰姓史的职官，修姓谱的事由官府统管”，“汉晋时期对姓谱管理更加严格，民间不得擅自修谱。锺姓先祖知理守法，不会擅自修谱，更不会多次违法修谱”。 不知论者粗心还是大意，自己明明说官府管的是“姓史”，相当于姓氏志，怎么“姓谱”也变成“由官府统管”？常识告诉我们：“姓史”和“姓谱”虽有联系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官府能修“姓史”，但不可能修“姓谱”。原因很简单，因为姓谱涉及千百万人口，几百、几千个姓氏的世代传承，官府修得了吗？所谓“汉晋时期……，民间不得修谱”纯属子虚乌有。我们相信官府不可能下“民间不得修谱”的禁令；即使下了，又岂能禁止得了？黎民百姓可是把祖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修谱，拿什么去传承？ 单源论者还有一个更为可笑的推论：“气公或运亨、运丰公，甚至俨公和铣公编修的族谱，谁考证过是写在竹简上或昂贵的蚕绢上？如果是竹简本，圣、善、贤三公过江就不是'携谱’而是'挑着沉重的族谱担子’”。贤公南迁是公元420年，造纸术早已普及，我们的先祖有那么笨，还要挑竹简谱过江？单源论者为了达到否定“首创宗谱”和“携谱过江”的史实，真是费尽了心机。 《首创宗谱序》为烈，接分系提供了历史佐证。近十多年来由于受到新编姓史的影响，南方各省新编族谱大多采用烈公为受姓一世祖，与首创族谱“尊气公为一世祖”不一致。但是这种不一致不是本质上的差异，因为传承关系是一致的。在编修《宗谱》时，可以考虑尊重烈公后裔族谱的传统记载，尊气公为一世祖。也有宗亲提出，接公与烈公同宗同辈分，为了世系和辈分的统一，尊烈公为一世祖在伦理上也说得通。 （二）关于接公 接公的姓前溯源见之于史料的祖名较少，且不完整，又没有“首创宗谱”作历史佐证，相对于烈（或气）系而言，情况较为复杂，需仔细辨析。 最早见之于谱序记载的，是锺嵘于梁大通二年（公元528年）写的刊于江西兴国首修族谱中的《锺氏族谱序》：“今吾锺氏一源，自帝乙长子宋微子启之后，桓公曾孙伯州犁仕楚大夫，食采于锺离，因地受氏。彼锺离昧者非乎，厥后去离为锺氏”。锺嵘出生于官宦世家，是接公系下锺繇十世孙，是南迁始祖锺宠的亲叔父，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著有《诗品》三卷，与《文心雕龙》齐名，对于锺姓渊源应该最有发言权。他的叔父临海令锺宠于公元552年因侯景之乱辞官入赣南，裔孙在兴国发祥。锺嵘所作谱序早于锺宠入赣，更早于兴国锺氏首修族谱，说明接系锺氏在入赣之前已经编修族谱，兴国谱将此“谱序”刊于首修族谱中，应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一脉相连。这篇谱序也早于唐朝多部姓史专著，又为《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多部姓史专著所采信，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接系一脉在历朝历代官高爵显，是当之无愧的名门旺族。因此，这篇谱序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很高的，可以成为考证接系渊源的经典文献。《元和姓纂》是这样记述锺氏的：“系自子姓，春秋时宋桓公曾孙伯宗仕晋，生州犁入楚，食采于锺离，因氏”。这里将宋桓公的曾孙由伯州黎改为伯宗，是符合史书和族谱实际的，也为后世修谱普遍采信。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表述是：“锺氏出自子姓，与宗氏皆晋伯宗之后也。伯宗子州黎仕楚，食采于锺离，因以为姓。楚汉时有锺离昧为项羽将，有二子长曰发居九江，仍故姓，次曰接，居颍川长社，为锺氏”。此论与嵘公所作谱序一脉相承，且更加具体翔实。单源论者以“有一错百皆错”的逻辑论证上述姓史论述不可信、不可取，是站不住脚的。 清康熙庚子科（1720年）举人，特授直棣江南陵安州正堂，广东普宁后溪人锺先拔所作的“谱序”，可能是最早将烈、接二个系列分开叙述的谱序之一。序文如下： “帝乙长子微子启，立为太子而废。次子微仲衍，纣之同父庶兄也。启见纣无道，惧损宗祀，乃入庙抱器而去，以存殷祀。乃武王伐纣，封启于宋，以祀其先，待以客礼而不臣。后启卒，乃立微仲衍为君，传三十二君，共历八百二十八年，为齐、楚、魏三国夺分其地而灭之。末君偃之三弟公子烈，逃至颍川长葛升岗石象山隐居，以原封锺邑大夫为姓。 又一同出于宋桓公曾孙伯宗，仕于楚，生州犁，食采锺离山。递至离昧公为项王大将，王见离字不美抹去离字，赐锺为姓，生发接，发公继锺离，接公则专以锺为姓。” 从上述谱序和姓史专著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锺氏源自微子，繁育于宋、晋、楚等国，宋恒公御说系下分二支，一支直传至宋国末代君王偃之三子烈（有谱记为偃之三弟），另一支桓公曾孙伯宗仕晋，子伯州犁奔楚，传至项王将锺离昧次子接。 清康熙六年（1667年），闽人锺宗祚、赣人锺白凤在福建汀州作谱，时任汀州知县的辽宁铁岭人锺有闻为之作序，当时俱中进士的文俊、文杰兄弟亦参与其中。（注：文俊为全慕后裔，1590年曾为江西会昌滋大堂二修族谱作序：“稽余锺氏乃殷之后，至春秋时有名州黎者食采于锺离，子孙以邑为氏，厥后传世。至唐越国公族，遂大显于江西，而虔州郡县散居不一。”）他们各自带来江西宁都祠堂和福建武平象洞祠堂的族谱，宁都谱为接裔谱，武平谱为烈裔谱。他们将二谱合并，变为一源，从“接烈复叶气”开始，至象洞十四祖（毅密察刚理齐裕温柔中正发强庄），一共编了九十五世祖。至清雍正皇帝（1723-1735年）阐发《圣谕广训》时，锺氏族谱上出现《锺氏发源受姓始历九十五世祖歌》。汀州修谱和《祖歌》的出现，将接、烈视为父子，又传承了九十五代，在姓源和传承代数上出现重大谬误，对后世修谱产生恶劣影响，至今还难于消除。 1999年，广东锺泽民、锺用渣、锺汀剑三位宗贤，有感于烈接关系和传承代数的困惑，潜心研究史料和族谱，经过反复比对论证，共同发表了《锺氏渊源校正本》。虽然仅是一本小册子，但在锺姓史上却具有划时代意义。《校正本》对锺姓历史的有关记载不迷信、不盲从，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取得的最大成果是：一是确认烈、接的渊源不同，是二大系列；二是将烈公至象洞十四祖由九十四世校核为四十六世，使谱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二大难题得到化解。正如《校正本》的序前题诗：家乘混乱恨清迟，颍水双流误一支，此日编修归正本，免教后裔费猜疑。 进入本世纪初，江西锺蔚伦宗贤经过广泛调查，潜心研究，反复考证，并吸收泽民等宗贤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版发行了《锺姓史话》、《江南第一宰相——锺绍京》和《锺姓源流史》等三部姓史专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他的精辟论述，为新世纪全国各地新修族谱或撰写姓史专著所普遍采信。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三部专著发表以后，也引发一些质疑或反对的声音。我们认为有质疑或反对的声音，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它有利于锺姓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真理只会越辩越明，事实只会越辩越清。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是圣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只要不带偏见和先入为主，确实错了的东西都能改，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凝聚共识，共襄修谱盛举。 综上所述，中华锺氏的主体虽然同宗异源，但拥有共同的郡望“颍川堂”。接公和烈（或气）公，他们的姓前溯源不同，受姓时间不同，受姓地点不同，祖葬地不同，南迁始祖不同，发祥地不同，迁徙的路径也不尽相同。二千多年的锺氏发展史和锺氏族谱，充分证明接和烈（或气）是独立成系的两大族群。单源论者不但否定多源的存在，同时也否定两系的存在，究竟想把《宗谱》的编修引向何方？ 五、关于《祖歌》 笔者第一次看到《锺氏发源受姓始历九十五世祖歌·十六韵丕谟纂》，是在焦岭召开的第十三届世锺会的《纪念特刊》上，而赣南各县市老谱中，并未发现有《祖歌》记载。 为了求证《祖歌》的真伪，不妨将“圣谕”抄录如下： 圣谕 世宗宪皇帝阐发 圣祖仁皇帝圣谕十六条垂为广训至精且悉而广训之外复有五言其文较为易晓故兹特垂于谱首俾我族人时时讽诵于敬祖之中并得 尊 王义之庶不负为 圣世文民愿共凛之 单源论者认为《祖歌》“既是清朝庭对锺氏的钦定，也是锺姓的瑰宝”，“符合史实，经得起考证，是锺姓渊源的关键依据。”事实果真如此吗？望文生义，不禁产生如下质疑： 质疑一：“圣谕”全文有三层意思：一是圣谕的核心内容是“十六条”和“广训”；二是刊于谱首的是“广训之外复有五言其文较为易晓”；三是对庶民的要求“共凛之”。其中第二层意思的指向不明确，“谱首”是指那一姓的谱？“我族”又是谁？如果是指所有姓氏族谱，怎么在其他姓氏族谱中看不到，难道专为锺氏而作？ 质疑二：“十六条”和“广训”由仁皇帝康熙御制，由宪皇帝雍正阐发，用于教化臣民。对《祖歌》只字未提，何来《祖歌》钦定？ 质疑三：“垂于谱首”的明明是 “广训之外复有五言，其文较为易晓”，“五言”应是对“十六条”和“广训”（有人考证圣谕广训长达万言）的通俗解说，五字一句，便于百姓诵读，怎么摇身一变成了七字一句的“祖歌”？ 质疑四：锺姓并非举足轻重的大姓，在康、雍王朝里又无锺姓大官，有何缘由需要皇帝“钦定”祖歌?大姓旺族有的是，并未看到“钦定祖歌”，难道锺姓独享殊荣？单源论者认定“圣谕祖歌不但锺姓有，好些姓也有”，能否出示一二，让大家开开眼界。 质疑五：《祖歌》署名“丕谟纂”，既为御制钦定，能署上丕谟的大名吗？ 质疑六：据四川志良宗亲撰文介绍，丕谟父亲锺甘受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自福建武平迁四川内江，1747年中举。丕谟于1771-1772年返回原籍寻根，得武平、龙川谱。1775年丕谟中举，次年任六品京官翰林院检讨。如果是丕谟纂，为何由他亲自编修的《内江锺氏族谱》和由他作序的多部族谱，均无《祖歌》记载？ 质疑七：丕谟在雍正驾崩四十一年后始作京官。如果是丕谟纂，不可能是钦定；如果是钦定，就不可能是丕谟纂。说明《祖歌》既非钦定，亦非丕谟纂，只不过冒名而已。 质疑八：丕谟父子移民四川，手中只有烈系谱，《祖歌》只记烈系祖名（接公除外），情理上可以说得通。但《祖歌》丢掉了接、晏后裔，以锺绍京为代表的这支旺族（今天人口估计达百万之众），以偏概全，还能成为“瑰宝”吗？ 质疑九：《祖歌》共历九十五世，时间跨度为1277年（锺接至钟毅），平均每代为13.4年，这种完全违背人类生育规律的传承代数，还能成为编修族谱的“关键依据”？ 质疑十：《祖歌》首句“契阳启衍宗黎昧”，说的是锺氏姓前溯源，是符合史实的真实记录。这里的“启衍”，明白无误的是指微子启、微仲衍；这里的“宗黎昧”，指的是伯宗、伯州黎（犁）、锺离昧，均取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请问单源论者：既然认定《祖歌》钦定，又是锺姓的“瑰宝”和“关键依据”，“符合史实，经得起考证”，又为什么不承认锺姓源自微子，这不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吗？ 质疑十一：《祖歌》第二句“锺接烈复叶气垂”，说的是锺氏受姓以后最早的几代祖名，承认锺姓自接烈开始。接烈之间的关系前面已经详述（烈非接所生）。但后世修谱，由于受到汀州作谱和《祖歌》的误导，有的族谱把接、烈写成父子关系。这也为单源论者找到了“关键依据”，一口咬定“接生烈，接烈二系根本不存在”。同是一首《祖歌》，在单源论者眼里好恶有别，只取所需，这种考证方法是不可取的。 综上所述，《祖歌》既非钦定，亦非丕谟纂，只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它是如何产生和流传的，至今仍然还是一个谜。对《祖歌》的评价要恰如其分，它有合理的内核，但有片面性，又违背了事理。因此《祖歌》不是金科玉律，编修《宗谱》不能被它绑住手脚。 六、关于史料考证 姓史不是国家正史，能上史书的锺姓人物少之又少，更不用说它的传承世系。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多，涉及姓氏的考古证据更少，想要完全弄清楚一个姓氏来龙去脉谈何容易。正如单源论者想把锺仪、锺接、锺烈联为一脉，但中间断代太多，又找不出世代传承的有力证据，只能进行笼统的描述，借助于个别史论、遗训、谱序和《祖歌》，将“单源论”强加于锺氏族群头上。他们自知理不服人，便在史料考证上大做文章，用于否定已经建立起来的世系框架体系。 通过史料考证，探寻中华锺氏的本源，编写出一部更符合历史、又充分反映现实的《中华锺氏宗谱》，本来是一件好事，这种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物极必反，如果探寻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颠覆现有谱系，让广大宗亲无所适从，事物就有可能走向它的对立面，造成族群的分裂和不和谐，这是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没有必要去考证封宋国的是微子启还是宋公稽，宗伯还是伯宗，锺离山、锺离国在那里，终黎是不是锺离，宋桓公是否生遨，君偃是否生烈，锺离昧是否生接，食邑能否为姓，许昌有没有宗昌县、锺离山，还有《史记》有没有记错，纣王、微子启的功与过，宋国姓子还是姓戴，诸如此类问题不胜枚举。上述许多问题在锺氏族谱中都有明确的答案，没有理由和证据也没有必要去否定它们。 七、关于多数与少数 单源论者非常介意是多数还是少数的说法，也不敢直面多数与少数的现实。认为“套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单纯以古谱较普遍记载的姓源作为编谱依据，肯定行不通。”并反问不同意见的人，“烈接二系论有多少宗亲认可，有多少宗亲没有认可，宗叔心中更没有数，心中没有数怎么能乱说？” 是不是乱说、谁在乱说，要用证据说话。证据一来自单源论者本身，在《锺姓源流若干是非问题辩证》中，在说到锺蔚伦发表二部姓史专著以后，“南方各地编撰的新族谱或新姓史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此外还在多处使用“风行一时”、“为主线”、“普遍、“为数不少”等用词，请问这算不算“多数”？证据二来自焦岭国宝宗亲在《锺氏姓氏考辩》一文中说：“本人在这几十年来所见古谱及手抄本不下百余部。其最大的相同之处离不开三大要素、三大主轴：……一、系传微子；二、源出颍川；三、食采锺离因氏焉。”证据三来自谱办主任蔚清宗亲，对数年来已征集的所有族谱吊线进行分析统计后得出的数据：渊源采信桓公御说位下接、烈分支的占73.3%，采信接生烈的占26.7%。 三大证据摆在那里，还算不算多数？如果少数服从多数都行不通，那么多数服从少数就更加行不通。单源论者触碰了“多数宗亲认可”的底线，必然会把《宗谱》的编修工作引向死胡同。这里真诚奉劝一句：真的需要“态度放好一点”。 八、关于姓源观 单源论者提出“研究姓史，实质就是考证史书记载的锺姓人物事件和古谱记载的姓源是否真实，达到去伪存真”。这句话没有错，相信古人与今人都是这样去做的，所以才会出现一个姓氏、一套谱系，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说法，这是不断探讨的结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光有好的出发点是不够的，还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下面引述单源论者的一段文字，可以清晰看到他们是如何“去伪存真”研究姓源的。在《天下锺姓同源》一文中，作者说：“汉代是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立汉之初的'布衣将相’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汉王朝大兴儒学，强化正统观念，八百年间没有科举制度，朝庭选用官员基本上都由地方人士即高门世族的大地主阶层推荐，还要审阅被推荐者的族谱，只有帝王将相高门世族的后代才能录用，寒门庶姓难入仕途。基于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所有姓氏为了子孙后代发展的良好愿望着想，无一例外都在族谱上造假，弃寒门攀显贵成为普遍现象。我判断锺氏姓源可能在汉代首修族谱就被善意的造假扭曲了，姓源中不提地位卑贱的冷人——乐官锺建一脉，远攀黄帝、商汤、微子启、近靠名人伯宗和悍将锺离昧。” 读了这段奇文，令人禁不住要产生如下感叹: （一）所谓社会政治环境“无一例外地”迫使所有姓氏“都在族谱上造假”，不但得罪了中华锺氏，还得罪了所有中华姓氏，这个责任，谁能担当得起？ （二）由“社会政治环境”推论出“所有姓氏造假”，有真凭实据吗？没有真凭实据，凭什么断言“所有姓氏造假”？ （三）“造假”是为了实现“良好愿望”，难道攀上了“帝王将相高门世族”，子孙都能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今人都知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古今都有出身寒门的达官显贵。古人有什么理由移旁作祖，忘了祖宗，甘做不孝之子？须知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孝为先”的国度，把不孝之名强加在先祖头上，真是冤屈了他们。 （四）中华民族有成千上万个姓氏，他们都在姓源上攀上了高枝吗？况且“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王朝不断更迭，是不是又要另攀高枝？ （五）据论者考证，微子启是“汉奸”，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而君偃是路人皆知的暴君和亡国之君，锺离昧是败军之将，名声都不好听。我们的先祖改姓锺可以用“避祸”去解释，但并没有嫌弃他们，仍认他们为姓前先祖，就不怕“祸及子孙”？而锺仪、锺建并非“冷人”，而是职业乐官，钟仪为郧大夫、锺建为昭王妹夫，他们的地位并不卑贱，同样是能上史书记载的历史名人，名声又好，我们的先祖首修族谱时为什么不去高攀他们？ （六）论者在另一文中矢口否认“首修族谱”的存在，在此文中又承认“首修族谱就被善意的造假扭曲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种逻辑的混乱，让听者无言。 正确的姓源观，应当是尊重历史沿革，尊重现实认知，尊重族人感情，编写的《宗谱》能为大多数宗亲认可。 结束语 在中华锺氏二千多年的发展史上，从来没有编修过一部完整统一的宗谱。我们这一代人生逢其时，资讯发达，盛世修谱，共襄壮举，要有担当和责任，要有大局意识和包容胸怀。 编修《中华锺氏宗谱》是一项宏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关乎人心向背。不同意见的争论，各地谱系的多样化，其复杂程度超乎想象，编修难度可想而知。目前的编修进程正处于十字路口上，面临艰难的协调和抉择。 提出编修《中华锺氏宗谱》已逾十年之久，争论仍在继续，意见仍难统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时至今日，真诚希望有志于编好《宗谱》的各位宗贤，能够以大局事业为重，共同回到编修《宗谱》的初衷和“三大原则共识”上来，搁置某些无谓的争议，用理性务实的态度处理分岐，早日圆广大宗亲一个“通天谱”之梦。 2015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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