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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履祥为北山四先生之一，他是朱子之学的正统传人，关于他的生平，《元史·本传》中的所言颇为详尽：“金履祥，字吉父，婺州兰溪人。其先本刘氏，后避吴越钱武肃王嫌名，更为金氏。履祥从曾祖景文，当宋建炎、绍兴间，以孝行著称，其父母疾，斋祷于天，而灵应随至。事闻于朝，为改所居乡曰纯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书，即能记诵。比长，益自策励，几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及壮，知向濂、洛之学，事同郡王柏，从登何基之门。” 金履祥原本姓刘，但因为吴越钱武肃王钱镠之名与刘同音，为了避讳而改姓为金。幼年的金履祥就是位读书种子，他博览群书有深厚的学问功底，后来又拜王柏为师，通过王柏又拜何基为师。何基治学得自黄榦，黄榦是朱熹的女婿，其学问得朱子真传，由此而可窥金履祥的学术脉络。所以《元史》中称“基则学于黄榦，而榦亲承朱熹之传者也。”这也是《元史》撰写者看重金履祥的地方。  《通鉴前编举要》明吴勉学刻本 然而金履祥不仅仅是一位书生，他有着传统士大夫的事功思想，《元史·本传》中称：“会襄樊之师日急，宋人坐视而不敢救，履祥因进牵制捣虚之策，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裹樊之师，将不攻而自解。且备叙海舶所经，凡州郡县邑，下至巨洋别坞，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宋终莫能用。及后朱瑄、张清献海运之利，而所由海道，视履祥先所上书，咫尺无异者，然后人服其精确。” 在国家危难时刻，金履祥挺身而出，他策划了攻其不备的战略，希望朝廷能出重兵采取围魏救赵之法，不与元人会战，而是通过海路直接去攻打元人的老巢。金履祥作出的规划不是大而空的理论，他将沿途的情况都写得清清楚楚，可惜他的计策没有被朝廷采用。后来在开海运时，相关的官员发现当年金履祥所上平戎策十分贴近现实，因为他按照信中所言，果真在现实中能得以一一印证。 金履祥何以对海路如此的了如指掌，《元史》中未作说明，但这段记载可以了解到金履祥是位务实的理学家，他不只讲求理论，对实际情况也了解得十分详细。可惜他生不逢时处在了宋末元初的战乱时期，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故他决定不出来任职而专心研究学问：“德佑初，以迪功郎、史馆编校起之，辞弗就。宋将改物，所在盗起，履祥屏居金华山中，兵燹稍息，则上下岩谷，追逐云月，寄情啸咏，视世故泊如也。平居独处，终日俨然。至与物接，则盎然和怿。训迪后学，谆切无倦，而尤笃于分义。”（《元史》）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前编》 康熙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扬州诗局刻本，卷首 但是，金履祥不是位冷漠的人，虽然他有避世之举，然而他却热心助人。《元史》中称他：“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为隶，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倾赀营购，卒赎以完。其子后贵，履祥终不自言，相见劳问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丧，履祥率其同门之士，以义制服，观者始知师弟子之系于常伦也。” 金履祥是位理学家，他最有名的理学著作则是《论孟集注考证》，对于金履祥撰写此书的原因，徐远和在《金履祥一元代金华朱学干城》一文中称：“众所周知，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表彰四书，并精心加以注释，使之取代了六经的地位，成为儒家学说的权威性经典。儒家六经，自汉唐以来，曾有众多的儒学经师为之注疏，这是经学传播、发展的一大特点。而朱熹的《四书集注》，在金履祥之前尚少有人以传统的注疏方式为之疏义。金履祥首先注意到了这个事实，认为是个缺憾，按照'古书有注必有疏’的惯例，开始为《四书集注》作疏。后代不少学者承认金履祥'修补附益，成一家言’的《论孟考证》，即是所谓'《集注》之疏’。《考证》补正朱熹《集注》之所未备，有助于朱熹理学思想的传播与普及。”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举要》 康熙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扬州诗局刻本 而对于金履祥这部书的价值，徐远和在文中概括道：“在金履祥之前，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曾著有《四书集编》，博采朱熹之说以相发明，复间附己见以折中伪异，赵顺孙曾著有《四书纂疏》，备引朱熹之说以羽翼《集注》，并旁引黄干等十三家之说以为纂疏。但真、赵二氏仅限于以朱注朱，并未像金履祥那样用'成一家言’的方式为《集注》作疏。金履祥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有为《集注》作疏的自觉意识，并且将传统的经学注疏方式移植于新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四书集注》。此后，继作汗牛充栋，而金履祥则是始作俑者。” 对于该书的内容，金履祥的弟子许谦在序中说：“先师之著是书，或隐括其说，或演绎其简妙，或摅其幽发其粹，或补其古今名物之略，或引群言以证之。大而道德性命之精微，细而训诂名义之弗可知者，本隐以之显，求易而得难。吁！尽在此矣。” 所谓“隐括”乃是指金履祥修订了朱子在《四书集注》中的所言，比如《论语·宪 问》第十四章中称：“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对于公叔文子是谁，朱熹在注中称：“公叔文子，卫大夫公孙枝也。”然而金履祥却认为朱熹的注释不对：“按《左传》及《注》，当从'公叔发’。《集注》或传写之误。”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外纪》 康熙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扬州诗局刻本 《孟子·万章上》第二章曰：“万章曰：'父亲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 万章曾向孟子请教关于舜传说的一些疑问，万章首先讲述了他听到的传说：舜的父母让舜帝去修粮仓，舜刚爬上屋顶他的梯子便被抽掉了，而后舜的父亲就点火烧粮仓，后来舜的父母又安排舜去淘井，舜出来后他的父母还以为他在井里，于是立即用土填井。 对于这件事，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给予的解释是：当舜的父母焚粮仓时，舜张开了两个斗笠而后像鸟长了翅膀一样从上面跳了下来没有摔死，在淘井的时候舜事先在井旁挖了一条通道，等他父母填井的时候他从通道得以逃生。并且司马迁说填井的人是舜的父亲瞽瞍和弟弟象。对于司马迁的解释，朱子认为有道理，于是他在《集注》中称：“按《史记》曰：'使舜上涂廪，瞽瞍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后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井，瞽瞍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然而金履祥认为朱子的解释以《史记》为证似乎不对：“《集注》以《史记》之说为证，似未审。且就本文言之，自是明白。'捐阶’与'出’字相对，'捐’如'捐馆’之捐，谓下阶去也。完廪已下去，而瞽瞍焚之。浚井已出去，而瞽瞍从而掩之。盖舜之事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故完廪、浚井随即捐出，而瞽瞍不知，焚之掩之则无及矣。盖不使父母有杀子之恶也。《史记》不得其意，只以生疑，程子所谓：'如此读书，枉费心力者也。’”  《增订通鉴前编》明吴勉学刻本 金履祥是从字句上予以了梳理，他认为舜的父亲焚烧粮仓时舜已经走下了粮仓，而后其父才焚烧，淘井的时候也是舜从井中走出后，其父才往井里填土。按照舜的观念，他孝敬父母，如果父母用小棍子打他，他就忍受着，如果用大棍子打他，他就跑。以此来说明舜对父亲的举措早有防备，所以他已经事先躲避了出来，父亲不知道才有以后的举措。舜这么做的目的是不让父母陷于有杀子之恶，但司马迁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而作出了多余的解释，朱熹没有细辨原文，反而认为司马迁说的对。 对于金履祥的分析，四库馆臣认为有道理：“其中如辨《论语》注'公孙枝’云：'案《左传》，当作公孙发，《集注》或传写之误。’辨《孟子》注'许行神农之言，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云：'《史记》六家无农家，《汉书·艺文志》九流之中乃有农家’，皆为典确。”（《孟子集注考证提要》）由此也可以看出金履祥对《史记》的熟悉，而他以史正经，这也正是他治学的主要特点。 可见金履祥虽然继承了朱子学说，但他却敢于大胆的疑师之言，对朱子的一些观点弥补罅漏。这也正显示出金履祥治学的独特之处，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要弥补朱子的未及之处，他发现朱熹研究经学的著作中没有系统阐述对《尚书》的见解，朱子只是写了篇关于《尚书》小序真伪之文，而后其将研究书经的任务交给了蔡沈，对此金履在《尚书表注序》中称：“朱子传注，诸经略备，独《书》未及。尝别出小序，辨正疑误，指其要领，以授蔡氏，而为《集传》。诸说至此，有所折衷矣。而《书》成于朱子既殁之后，门人语录未萃之前，犹或不无遗漏、放失之憾。予兹表注之作，虽为疏略，苟得其纲要，无所疑碍，则其精详之蕴，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故而蔡沈所作的《书集传》中的一些观点，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朱子的观点。所以金履祥决定对《尚书》进行系统梳理，而后写为《尚书表注》一书。  金履祥撰《通鉴前编》明吴勉学刻本，卷首 对于金履祥的这部著作，徐远和在文中称：“金履祥对于《尚书》的重视，还表现于《通鉴前编》之作。”然《尚书》属于经学，《通鉴前编》属于史学，金履祥经史并重，更为奇特之处，乃是他以研究经学的方式来治史学。所以徐远和认为他：“金履祥治学具有兼综经史的特点。其《论孟考证》《大学疏义》和《通鉴前编》分别继承了经学和史学的传统。尤其是他治史'一取正于《书》，而囊括《易》《诗》《春秋》之大旨，旁及诸子百家’的风格和特点，对后世影响很大。” 对于金履祥的学问，《元史》中提到的不是他的理学著作，而首先所谈者则是他撰写的史学名著《通鉴前编》：“履祥尝谓司马文正公光作《资治通鉴》，秘书丞刘恕为《外纪》，以记前事，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谬于圣人，不足以传信。自帝尧以前，不经夫子所定，固野而难质，夫子因鲁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国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则鲁史不得而书，非圣人笔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记，或阙或诬，凡此类皆不得以辟经为辞。” 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时有两个主要的助手，其中之一是刘恕，在工作之余，刘恕另外写了一部《通鉴外纪》，对于撰写此书的原因，刘恕在本书的序言中称：“治平三年，……恕蒙辟置史局，尝请于公曰：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恕乃知贤人著书，尊避圣人也。如是儒者，可为法矣。”  金履祥撰《通鉴前编》明吴勉学刻本，叙首页 刘恕问司马光为什么《资治通鉴》一书不从上古和尧舜写起，司马光说那个时段已经记在了《春秋》一书中，而孔子所作《春秋》乃是经，不可以随意增添和修改。刘恕又问，《资治通鉴》为什么不从《春秋》的最后一年写起，而司马光又称经不可以续。刘恕很赞赏司马光尊重大儒的心态，但他觉得还是应当把那段历史说清楚：“尝思司马迁《史记》始于黄帝，而包牺、神农阙漏不录。公为历代书，而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学者考古，当阅小说，取舍乖异，莫知适从。若鲁隐之后，止据《左氏》《国语》《史记》、诸子，而增损不及《春秋》，则无与于圣人之经。包牺至未命三晋为诸侯，比于后事，百无一二，可为《前纪》。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请实录、国史于朝廷，为《后纪》。”（刘恕《通鉴外纪序》） 然而金履祥对刘恕的这部书颇不满意，他认为《外纪》一书所引观点乃是百家之说，用这样的杂说来正经，显然不是儒者所应当本持的观点。于是金履祥：“13乃用邵氏《皇极经世历》、胡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断自唐尧以下，接于《通鉴》之前，勒为一书，二十卷，名曰《通鉴前编》。”（《元史·本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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