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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一个国家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革命，都是其历史文化的延续。这是西方社会学界的一位大佬说的，名字忘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什么？有人说是“儒、法、道”。其实就是儒、法。道是补充，起中和作用的。 【1】 儒脱胎于周礼。它的根基是宗法制。 下面是宗法制下的五服结构图。几服几服，是反映血缘关系上亲疏远近的。 这是以“我”为中心，按父系血缘关系构成的一个同心圆，它是一个更大的以“族”为边界的同心圆中一部分。民间讲“五百年前是一家”，意思就是，祖上是同一个族的，后来分出去了，那就是已出了五服了。还有族兄弟的后代，也已出了五服，但只要这个族兄弟还和我在一个族里，就还是我们这个族的，尽管和我的关系已出了五服。从同一个族里分出去的，会在另一个地方建立起另一个同心圆，和上图一样。不断繁衍结果，很可能会从一个族里，繁衍出很多“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同心圆。比方说，写“出淤泥而不染”的周敦颐，他这个氏族在湖南永州的势力就很大，你可以在不同地方，看到规模宏大的“周家大院”。在分封制下，嫡长子一系为大宗，庶子一系为小宗。周天子就是大宗子（你可按后人叫法，把宗子称为族长），诸侯则是小宗子。在诸侯国，诸侯及其嫡长子一系为大宗，庶子一系为小宗。诸侯为大宗子，卿大夫为小宗子。这便是“二级分封制”。有些异姓诸侯不是没血缘关系吗？不要紧，可联姻呀！比如武王封周公——自己的亲弟弟于鲁，封姜尚于齐。齐的诸侯与鲁的诸侯通过联姻，结为儿女亲家，不就有了血缘关系吗？尽管这血缘关系不是父系的，而宗法制是以父系血缘为主线的，但好歹也是亲戚关系。亲指父系这条线的，戚指母系这条线的。这种联姻有的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也非单纯你娶我嫁，而是彼此嫁娶。张三国和李四国结成儿女亲家，并不妨碍再跟王五国联姻。在《商周青铜铭文》中，这种诸侯间联姻记录很多。通过联姻，各诸侯就全都沾亲带故，形成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讲到齐鲁，插一个段子。姜尚受封后去齐料理国事，不到半年就回来了。周公问他，怎么那么快就回了？姜尚说，我把田土、山川、沼泽、鱼盐之利全部分配好，让他们各安其事，各行其职，就行了。但周公的儿子去鲁，整整2年多才回来，周公问，你怎么去那么长时间？周公儿子说，那里人笨，愚昧，我要把我们这套礼仪全部教会他们，就花了2年时间。周公不禁叹息，真是个傻儿子啊，看来以后鲁要受齐欺负了。所以有时我想，愚鲁、鲁钝这些词，是否跟这有关。这种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组织结构，靠啥来维系？没错，就是周公儿子做的事，靠礼仪制度，又称礼乐制。礼，所以“定尊卑，别贵贱，循长幼，分亲疏”也。乐呢？就是与这尊卑、贵贱、长幼、亲疏关系连在一起的一套仪式。孔子看到季氏“八佾舞于庭”，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怒不可遏。因为这种由六十四个人跳的八佾之舞，是只有天子才能享受的。这个季氏，只是鲁国的一个贵族，卿大夫，居然在自己家里，叫人演八佾之舞给他看，这不反了？所以，礼乐制就是用来体现和强化尊卑有序，长幼有序，分贵贱，别亲疏的。 但礼乐制是一套制度，它还需要一套伦理、道德学说罩在外面。在西周，这套伦理的核心是“天命论”。而到东周——春秋，伴随周王室实力下降、人口越来越多，可供开辟的土地越来越少，诸侯与诸侯、诸侯与贵族、贵族与贵族间的纷争不断升级，大量贵族破产，昔日贵族子弟沦为平民甚至贫民。他们无法接受这种剧变，希望恢复过去的礼制、过往的秩序。他们从《周礼》中寻找灵感，寻找理想社会的模式。儒学，就在这种背景下慢慢形成了。 它将“礼”作为核心，提倡以仁和义为核心道德观。 何为“仁”？儒学的第一个集大成者孔子说，“仁者人也，亲（动词）亲（名词）为大”。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亲亲为大，就是以孝为大。为什么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因为礼是用来分尊卑，分长幼的，所以克己复礼了，就是仁了。这是一套充分自洽的理论。 仁的根本归宿是礼，礼是仁的集中表现。义呢？“义以方外”，让人的行为方正，以合乎礼的要求。这方面有很多说法，比如“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义就是尊“长”，如果自己的尊长犯了法，有不良行为，你要替他隐瞒，要包庇他，否则就是不义。
综合起来，义表现在10个方面：父慈、子孝、夫和、妇从、兄友、弟恭、朋谊、友信、君敬、臣忠。这里关键是子孝、妇从、弟恭、友信、臣忠。因为父慈与不慈，你都得孝；夫和与不和，你都得从；兄友与不友，你都得恭；君敬与不敬，你都得忠。至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说，儒家的根基就是宗法制，宗法制就是儒家。而仁义礼四书五经，三纲五常，四维八德，都是点缀，外包装。这些东西需要吗？当然需要，因为一个“零道德”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但你千万不要为这些外包装蛊惑了，以为儒家就是他们说的那些东西，而看不到它的本质就是阐发宗法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由于人都是社会的，是群居动物，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仅仅是你生活其中的诸多同心圆中的一个。你生活在乡里——里就是田与土，你生活在某一块土地上，除了你的宗亲，还有乡亲。同一块土地上，族与族之间也许会有矛盾，但是当你们面对外乡人时，你们就是同一个同心圆里的。由是就产生了乡党。你开蒙了，读书了，就有了老师，有了同一个师门下的学兄学弟。也许你们并不相识，也许你们之间也有矛盾，但是，当你们面对别的师门下的人时，你们就是同一个同心圆里的，是同门。有人说，法家是看到天下纷争，生灵涂炭，欲救民于水火产生的。其实不用说那么高尚。就是天下纷争，谁能在纷争中胜出，取决谁的动员能力更强，组织更高效，能调动和组织起更多资源。在这方面，毫无疑问，郡县制绝对碾压分封制。所以法家的根基就在郡县制，只有在郡县制下，才能把全国资源充分调动起来，集于君王之下，在天下纷争中胜出。所以与此相应，法家的核心理念就是“壹”。你去看《商君书》，大量篇幅都在讲“壹”。所谓“壹”，就是政出于一，令出于一，赏出于一，罚出于一，高度集权统一；就是法无亲私、无贵贱，一视同仁；就是制度法规要保持一致性，不能随性随意地破坏它。这样一套体制，只能靠法来维系，不能靠儒家那套“圈子文化”，这就是法家所以称为法家的原因。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秦的成功，得益于“壹”，彻底的郡县制。但秦二世而亡，也根源于这个“壹”。一是社会管理成本。金字塔结构，越到底层，铺的面越大，需要官员数量越多，产生的事务也越多。二是体制运维成本。在古代的通讯、交通条件下，越是下层官员，考试、考功、考绩的成本越高，而且你根本无法保证那些乡官们会守法，会依法而治。事实上，秦始皇后期，秦的这套管理体制在基层就已完全溃烂了。最简单的，张良博浪沙刺杀秦始皇，如此一个钦点要犯，居然可以在层层搜捕中安然逃脱，还潇潇洒洒地拜师学艺，过得自由自在。如果这是关中——秦的老家、大本营，彻底变法已200年，老百姓已六亲不认，除了法和功名爵禄。但在六国地盘，你法家的这套东西还没法跟儒家的那套东西比。亲不亲，乡里人，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三是人心成本。人都有私心，有私利，公利常常会和私利发生矛盾。因此，“壹”的无节制贯彻，会激起人心的不满。而秦始皇就是想把这个“壹”贯彻到底，从最高的咸阳，一杆子插到最基础的乡村。不管你是升斗小民，还是六国贵族余绪，世族豪门，都要在法的范围内活动。加上秦法又特别细密严苛，弄得人人都很不舒服，充满怨愤。终于，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便纷纷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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