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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时期的广东，盗匪泛滥。尤其是当时的广州城乡交界处以及南番顺地区的盗匪更加猖獗。一提起盗匪这个词往往会令很多人反感和惊恐，但在辛亥革命中，广东的盗匪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其中很多参加革命军，也即是史籍上讲的民军，而且这支民军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中也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辛亥革命后，广东的盗匪问题又冒出来，而且是越来越严重，比以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国内外的舆论形容广东盗匪是“粤盗如鲫，环球所无”，“广东盗风，甲于全球！”为什么广东盗匪如此闻名，而这些盗匪又有些什么鲜为人知的秘闻呢？嗱，我们现在所讲的盗匪其实是强盗和土匪的合称，而那时候的广州人通常将这些盗匪叫做“捞家”。 从前，在农村，每逢早晚两造收割季节一到，很多田主都会收到一封信，其内容是：“某某堂报财东得知，本堂每亩收银一大元，另洋烟十两，限至十天之内，即要交妥。如有迟误，炮火连天，人命伤残，莫谓兄弟无情。某某堂堂主送达。”当然，不同的地盘，不同的田主会收到不同的堂口送出的信，但信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 而在广州城内，一些富户也同样会收到类似的信。当时广州的《国华报》曾经登载过住在广州高弟街149号住户何煌廷收到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煌廷富翁鉴：敞党现因经费不敷，需财孔亟，救助银三百大元，限七日至大北门外回教坟。敞党以S字为标志，见此标志照交便是。如过期不交，炸弹无情也。S党会长暨全体党人公启。” 一看到这些信，唔使问阿贵，人人都心知肚明，就是我们现在的人讲的勒索信，而在当时，那些捞家称它为打单。所谓“落打单、收陀地”是那些捞家敛财的最常用手法之一，不过，捞家这一招的成功率往往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究其原因无非有三，其一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是政局不稳，治安混乱。其二那些捞家也是很识捞的，对勒索对象并不会赶尽杀绝，而是对每个勒索对象进行摸底排查，从而根据不同对象的富足情况制定不同的勒索数目，用捞家的行话就叫做“不是想佢死，只是想佢俾！”很多人都知道，广东人历来有个通俗习惯就是不显富，所谓财不露眼，这一习惯据说就是从那时候形成的。其三就是那些田主富户，也就是那些被勒索的人的心态通常都是大事化小，破财代灾算数，更没有什么人去报官。事实上，当时的捞家和勒索对象之间形成一个不成规矩的规矩。 既然捞家这么好捞，难怪当时那么多人捞这行。其实，清末民初的盗匪问题，并不是局限于广东，而是一个全国性的老大难问题，当时的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对比较富裕，自然就甜糖惹蚁，引出个广东盗风，甲于全球的讲法。另外，那些捞家除了打单之外，还有一个经常用的敛财手段，就是勒收行水。如果讲落打单是有的放矢的话，那么收行水通俗的解释就是不管富户还是贫农都要留下买路钱。 旧时，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江河交错，马路平坦，水陆交通都比较发达。游人商贾，小贩农户，车水马龙，于是，各股盗匪在自己盘踞的地头设卡抽水。凡过往的车辆船只甚至行人都被强收买路钱，少则几毫，多则几十元。以前广东省内的运输主要是靠内江水路，特别是东江和西江是当时最繁忙的运输水路，在这两条江上，十几里水路就有一个收费站，往来船只真是交费交到手软。而更搞笑的是，在番禺东莞一带一些窄的河道上。盗匪的船会停在河道中，船头插上堂口的旗帜，船身两边各横行一支竹竿，竹竿上吊着一只渔网兜，那些堂口马仔坐在船中央喝着酒，抽着大烟注视着往来的船只，除官船之外的一切往来船只经过都会乖乖靠上来，主动向渔网兜内扔下过路钱。这些过路钱有几多呢？外人就不得而知，但捞家和船家各自心中有数，不会多也不会少。而那些捞家将这份过路钱形象地叫做行水。 除了落打单收行水之外，走私，抢劫也都是那些捞家的行当。在辛亥革命前的那几年，从广东到内陆，从清廷的军队到地方的民团、绅商、盗匪直至日益庞大的反清武装力量，对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需求很大。于是，很多广东的捞家利用毗邻香港这个当时世界军火交易的大集散地，大肆从香港走私军火，从中牟取暴利。 按一本名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以及粤海关档案资料披露：“当时香港快枪每支价银不过七元之谱，而转卖内陆匪徒，每支可得价银二十余元，大利所在，群争趋之。”而且，“自通商以来，轮船往来，外洋快枪购置便易，匪徒恃其利器，凶焰益张。”当时的广东盗匪，不但通过走私军火聚敛了大批财富，而且同时也将自己的武器装备焕然一新。到了辛亥前夕的1910年，据粗略估计，广东的盗匪已有20万之众，其枪支弹药不计其数，而且，精锐之水平甚至超过清廷军队。 可能有人问，当时广东盗匪如此猖獗，难道没王管吗？其实，清廷当局并不是不管，而是管而不力，剿而不清，这个当然有其主观因素，也有其客观因素。清末时期，首次出现了专门管理治安的警察，不过当时这些警察实际上是由绅商组织的，自然，维护绅商利益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而维护民众治安是次要的，加上官府当时忙于应付风烟四起的反清运动，也都真是无睱顾及盗匪问题。 有学者认为，在辛亥革命前后至1920年左右，是广东历史上盗匪活动高峰期。造成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地方社会高度武力化，而另一方面官府提出“官之为民，不如民自卫”的口号，促使那些绅商田主纷纷自发组织民间团体，即所谓的商团、民团，实际上形成全民皆兵，警匪混杂。民间武装甚至还强过政府军队武装，当时民间戏称政府军队为三多：即官多过兵，兵多过枪，枪多过子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盗匪得以生存和发展自然就不足为奇。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在那些捞家中也真是出过一班名噪一时的人物，如番禺的罗鸡雄、南海的雷公全、东莞的跛手忠等，这些人，连当时的县太爷都要叫他们一声大佬。坊间则称他们为“大天二”，其含意是从当时最时兴的赌博工具牌九中引伸而来，比喻他们是一张比牌九中最大的牌天狗还要大的牌，即是所谓的大牌捞家。而他们当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广州河南的李灯筒，此君原名李福林凭着一支煤油灯筒打天下，后来捞了个陆军中将，广州市长的头衔，另外，曾经做过广东省长的李耀汉、翟汪、张锦芳三人也是清一色的捞家出身。 讲起那些捞家的故事，似乎好像一本武侠小说，但这个却是当时历史的写照。然而，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广东捞家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当时，以他们为主体的武装力量，民军在辛亥革命进程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倒不是讲这些民军他们有几高的革命觉悟，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凭着所谓的江湖义气，一条烂命，谁给钱为谁买命的心态，所以在打仗中够勇不怕死，连清兵听到他们的名都会打冷颤。 不过，辛亥革命胜利后，没仗打了，民军中的大多数人旧病复发，标参勒索，打家劫舍，更有甚者还劏人取乐，无法无天！民国首任广东都督胡汉民，迫于无奈唯有下令解散民军，但当时政府又没能力安置这十万之众，只是发一点点的恩饷也即是遣散费后，将他们遣散回乡。这样一来，这群本来就是乌合之众被迫自谋生路。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重操旧业，捞回盗匪这一行，盗匪问题当然比以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啦。 其实，从清朝末年，到民国的38年间，应该讲，无论哪一任的总督，巡抚，市长、省长或者司令都会把清乡剿匪作为第一要政，然而，广东的匪患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在陈济棠治粤期间，由于经济环境比较好，那些捞家的生活也相对稳定，他们劣径有所收敛而已，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广东的百年匪患才被彻底根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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