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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态学|09 生态伦理与可持续性发展【复旦赵斌教授公开课 | 图文课件】

 生态学时空 2021-11-20

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是:生态伦理与可持续性发展。这个世界本来是一体的,就只有纯自然的存在。但自从人类诞生之后,自然界就有了一个对立面,我们称之为人为影响,也就是非自然的。人类这个物种,从很早开始,就有对长生不老,对无限增长这样的模式,充满了迷恋,后来更是表现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活动引起了自然界更深刻的变化,甚至严重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如果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类的这些行为其实很缺德。但如果我真要这么说,很多人肯定不开心了,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有道德的人”。

的确,人类必须依靠道德才能维系我们这个物种的发展。想想看,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可以同世界上75亿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交谈,他们可能来自完全不同的地理、文化或宗教团体,这令人难以置信吧!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威胁他或者把他给杀了。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规则,如果没有这些规则,世界就是一片混乱。所以,总体上来说,我们人类是不可思议的合作者。是的,我们人类了解这个规则,自从7万年前,人类的自我认知诞生以来,我们就一直拥有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道德。我们一直在捍卫它,也时不时想侵犯它们,并试图改变它。现在,当我们关注世界环境和环境伦理的时候,我们似乎很难像这样形成我们可达成一致的具体规则。

一说到伦理呢,许多人并不是特别明白。伦理学是哲学的中心领域之一,简单地说,就是研究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伦理学关注的是价值判断:它不仅关注我们为什么以某种方式行事,而且还询问这种行为是否正确。一直以来,伦理学的主要焦点是人类。特别是那些有神论者认为:人类比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占据特权地位,所有其他形式的生命都是为我们服务的,因为只有我们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当然,有些有神论者也可能认为,上帝是希望人类能够成为地球上生命的管理者或保护者。而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认为:只有人类才是道德的生物,因为只有人类才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我们的行为不仅仅是出于本能。

这些认识,都可以看做是“人类中心主义”,而且一直以来似乎都是正确的,直到最近才受到挑战。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正是在过去的150年里,由于进化论思想的普及,人类的地位才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认识,会直接影响我们的道德和伦理,会指导我们的行为。比如,关于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就与对生命进化的理解密切相关。如果一个人认识不到生命的相互关联性和脆弱性,那么他的道德框架就可能缺乏对可持续性的关注。然后,他对于正确和错误的判断,就可能会出现偏差。

这里产生偏差和困难的根源,在于我们是活生生的矛盾体。作为一个物种,我们非常聪明,可以避免一些错误,但似乎我们缺乏对环境、对物种或者说生物多样性的理解和谦卑,以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的能力。威尔逊的这句话,我觉得挺好。人性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上帝般的技术。我们是一个快速进化的物种,能够做出显著的文化跳跃。这样,许多问题离开了我们的直觉,我们很难理解最后的“结果 ”。

“The real problem of humanity is the following: we have Paleolithic emotions; medieval institutions; and god-like technology.” — E.O.Wilson“

离开我们直觉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气候变化方面的争议。也许,大多数人都同意,气候正在“以某种方式”发生变化。但是,据美国多年来的调查,约30%多的美国人认为,这种变化不是人类引起的。这就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儿了。如果气候变化是自然本身的变化,那就是我们的一种宿命。气候变化毫无疑问是个大问题,但如果只是宿命,而不是我们人类影响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去遏制它,那么化石燃料提取和使用都是正常的,我们可以继续挖掘、抽取和使用。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政客和游说者如此坚决反对这个在其他方面已经得到证实的科学,并认为气候终究还会凉下来的。气候变化的确是很难理解问题,气候变化是个长期的过程,有可能需要好几个世纪的积累。既然看不到,感觉不到,要人们来采取行动,就是非常困难的事儿。

另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危机。其实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精英或学者,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认为这都是发生在遥远的地方,是一些局部事件,没有人意识到危机的真实程度其实是我们自己对物种的影响。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之前对受损的趋势是估计不足的,实际上这个过程正在加速。根据WWF-2016年的这个报告显示,过去40年,野生动物种群总体上下降了52%。可悲的是,许多社会媒体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个可以吸引眼球的数字上,而且常常是在不设任何背景和条件的情况下推到大众面前。其结果,并不是引起大众的重视来采取行动,而是吓跑了公众。而这份报告本来的含义,是想说明,挑战的确很大,但有解决办法。所以,反应过度是毫无意义的,其实最需要的,是现在就采取行动。看来,我们人类的情绪和最原始的恐惧,也会阻碍我们的正常运转,让寻找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困难。

这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记录的已灭绝的脊椎动物物种,虚线表示背景速率,据说这还是“高度保守的估计”。生物多样性丧失如此“巨大”,以至于被称为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事实上,这并不夸张,而且这一次本质上是人类引起的。所以,人类这个物种,虽然在进化上很年轻,但已经成为全球的地质力量。我们要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而负责。

这是所列出的,就是现在非常明确证实的人类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的几个方面。

说到这里,我想让大家学习一个新的单词,Defaunation。这个单词可分解为三个词根,中间的fauna,是指某一特定区域内的动物群。所以,Defaunation就是指动物种群或物种在全球、局部或功能上从生物群落中去除了。这是2014年发表在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在过去四十年里,脊椎动物的数量下降了四分之一以上。科学家们注意到,那些越来越多看似完整的森林,其实已经没有了大中型脊椎动物的生存空间,是一个空的林子。

物种,是比生态系统更“可见”的一个概念,我们已经眼见许多物种的灭绝,比如渡渡鸟和旅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金蟾蜍、西非黑犀牛、白暨豚等物种也迅速灭绝。对大多数物种来说,灭绝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逐渐发生的。然而,灭绝的步伐正在加快。现实是,许多物种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很多濒临灭绝。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茱莉亚·马顿·莱夫雷(Julia Marton Lefèvre)就说过:可持续性是地球上人们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不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对自然本身,而且对所有依赖自然生存的70多亿人来说,可持续的未来是不可能实现的。生物多样性可以让人类充分享有食物、水和健康的权利,没有健康的生态系统全面提供的服务,我们真的无法享有所谓的人权。而健康的生态系统依赖于生物多样性。

在2017年3月,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中,专家首次承认生物多样性和健康的生态系统对人权至关重要。这封报告的撰写人是美国威克森林大学的国际法教授,人权专家约翰·诺克斯(John Knox)。他提出:为了保护人权,各国有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义务。人权理事会也正在考虑,是否通过一项承认生物多样性与人权之间关系的决议。这当然是一个进步!可见,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这两种危机都需要重新定义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重新定义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要修正我们对自然的认识,那么首先要需要定义和实施以生态和自然保护为重点的强有力的环境伦理。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生态伦理,但在这之前,就有一个环境伦理学已经产生了。环境伦理学是环境哲学的一部分,它把传统伦理学的界限,从单纯的人类扩展到包括非人类的世界。这是在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环境运动影响下逐渐成长起来的,环境学家们开始敦促哲学家思考环境问题的哲学方面。

环境伦理学出现之后,产生了许多变体。生物中心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认为应该以所有生物的内在价值平等作为出发点,来思考地球上的事物。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不能宣称自己拥有最优越的权力,这种伦理观点,将内在价值扩展到所有生物,这是对地球如何运作的一种理解,特别是与生物多样性有关,所以环保人士经常用它来提倡支持维护生物多样性、推动动物权利以及环境保护。

詹姆斯·洛夫洛克的盖亚假说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也属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一个方面。这个假说认为,地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其地质生理结构,以确保进化中的有机和无机物质的平衡继续下去。地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实体,具有伦理价值,从长远来看,人类没有特别的意义。

现代环境伦理学,还反对物种歧视,敦促我们扩大道德价值的范围,包括非人类动物的权利,这些动物权利倡导者认为,物种歧视是同那些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类似的一种偏见。

人类中心主义,一般我们不太喜欢这个称呼,但这同样也是环境伦理学的一部分,因为它定义了一种与自然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将人类定位到是地球上甚至宇宙间最核心、最重要的物种。这被认为是人类为何与自然环境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但这种理念已经根植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所以,环境伦理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类:以人为中心的伦理、以生命或物种为中心的伦理,再就是以生态系统或生物圈为中心的伦理。根据我们所罗列的这些环境伦理学相关的认识来看,每个人的环境伦理学认识可能是不同的,仅仅说说“提倡良好的环境道德”,其实是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的。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虽然环境伦理学领域为人类理解对自然的一般责任和价值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它并没有解决生态学家和自然保护管理者的伦理困境,特别是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关注。因此,作为生态学家和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职业责任一部分的许多价值观和动机,比如要促进公共福利的责任、对科学界和专业的义务等,基本上都是环境伦理学所避开的。所以我们必须从环境伦理学进行提升,也就是要提升到我们今天所探讨的生态伦理学。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森林管理者进行计划性焚烧,就是在可控的环境下,人为焚烧、清理掉可能导致以后发生林火的地面上的燃料;这一做法符合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反映了人们对森林火灾归属的判断,所以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生态伦理。但这种管理措施如果不小心,有可能促进外来植物物种入侵焚烧区,可能会带来新的管理问题,这也是一个伦理困境,对实施这项措施的人也是一个重大挑战。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规范性问题:是应该采用这种符合自然的焚烧制度而不考虑外来物种扩散的影响,还是应该修改焚烧策略以利于本地物种而非外来物种的生存。其实,我们也应该可以想到,在自然环境中,一些自然而然的林火焚烧也可能导致外来植物物种的入侵,所以,究竟那一种更符合伦理呢?

其次,是有关治理入侵物种的事儿。目的是将景观恢复到更自然的“入侵前”的状态。保护本地生物多样性通常是恢复的一个关键目标。但问题是,生物入侵可能已经改变了这里的环境,重新种植本地植物是否一定能存活。如果不能存活,最终的破坏作用可能更大。比如,入侵美国西部河岸的柽柳(Tamarix spp.),虽然破坏了野生动物栖息地、堵塞河道。但是,它现在也是一种濒危鸟类的重要筑巢栖息地。这也进入了一种伦理困境。所以,需要采取更广泛的生态系统观点,而不是一刀切式的管理策略。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发生在中国的一些光伏违建项目频频曝光的事儿。有时候许多光伏发电设备已全部安装到位了,计划中是采用渔光互补措施的,也就是在鱼塘水面上方架设光伏板阵列,光伏板下方水域可以进行鱼虾养殖,光伏阵列还可以为养鱼提供良好的遮挡作用,形成“上可发电、下可养鱼”的发电新模式。违建,固然不可取,但如果一律要求拆除,恢复到原来的湿地状态,也未定是最好的策略,因为光伏发电本身也是环境友好的。这里如果采用非此即彼的环境伦理措施,显然局限性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应该提倡,专业人员在决策时,必须承认和尊重多种价值观,这里面就涉及到生态伦理的问题,而且普遍存在于生态与保护的实践中。

另外,许多学者发现,一个“真正的”环境保护者,不可能是动物权利的支持者。因为支持动物个体权利,与环境保护需要整体性思考并不相容,大多数环境伦理学家应该是关于自然价值的整体论者,而不是关注动物个体。我说的这个认识呀,不是我瞎编的,是有出处的,来自这三篇文章。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读一读。所以,生态伦理,作为对生态系统和复杂整体的价值或利益的伦理,是更合乎逻辑的。这是一种建立在环境伦理学基础上的方法,包括多元环境价值理论,但最终如何将其作为一种新的实践伦理学形式来帮助环境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员,还是值得考虑的。尽管生态伦理学有深厚的环境伦理学基础,但生态伦理学更是一项综合性的努力,是一种更加多元和综合的伦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与生态伦理相近的一个概念,是地球意识伦理所主张的,他们也是以生物圈和生态系统为中心。这种原则其实也蛮符合原始的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概念的创立,是为了描述世界上一种不断发展,但却始终如一的存在,说白了,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将这个认识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单独”存在的。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是“这个事物”与它所存在的环境保持某种关系的结果,这是一个网络,所有的组成都是原始的,是整个世界团结在一起所必需的,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实体及其多样性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

因此,从生态伦理思想,可推导出的发展模式,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观,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后西方国家工业化迅速增长,出现了世界性的环境恶化、人口膨胀等危机之后,人们经过反省和探索,于80年代开始探讨人类发展的一种新思路、新理论。把一个完好的地球交给我们的后代,给后代留下一个健全的生态环境,不损害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已成为全球意识,成为对当代人类的一种强烈的代际伦理要求。根据我们前面对生态伦理的讲解,大家应该可以理解,生态伦理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和理论支撑,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生态伦理接纳了环境伦理的思想,突破了传统的道德定义,将伦理关怀的对象由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领域,扩展到人与生命和自然界关系的领域,寻求的是共存和可持续性原则。

从我们前面的讲解中,大家也应该发现,生态伦理将权衡多重价值,这样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得到人们的遵从,进而变成现实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实际规则,以维护正常的社会发展秩序。在深层次上,生态伦理为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可持续发展寻找到了坚实的价值支点,也体现出生态伦理作为可持续发展伦理基础的意义。

生态伦理所倡导的伦理规范,克服了人类在环境保护中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裂,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落实到人类实践层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时也为现实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伦理支持。所以,人类发展面临的生态危机,实质上并非技术和经济问题,而是人的价值取向、目标与意义选择问题。

总之,生态伦理所蕴含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所追求价值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理论构成、研究对象正好契合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构建科学的生态伦理是人类对人地关系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内在要求。好,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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