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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夏天非常热，整个中国连恩施下面的小县城都笼罩在热气之中。张君、刘婷和我没有考上一中。县城里只有两所高中，一中和职校。很长时间，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奥运会的开幕冲淡了一些沮丧。 一个下午我们去河里洗澡。河里很多人，我太讨厌那些人了，他们看起来非常快乐，脸上还带着狡黠，会趁人不注意时把身边的人摁在水下，我进入水中，没有人这样对我，所有人在打闹，我独自抱着救生圈在水里划着，跟在“朋友”身边让自己看起来不太孤单。 河面被阳光照得十分好看，有些人的身体看起来一闪一闪的。就是在那个下午之后的某个时间，我接受了要去职校的安排，在这个县城最好的初中念书的三年，我遭受了无尽的暴力、失落与笑话，那些遭遇使我明白了自己和他们的巨大区别。我来自更偏远的农村。 在这个贫穷的县城内部还会划分出更细的等级（行政上的身份上的），县、镇、村。我在这个体系中最底部。 即将入读职校同学和我一样，大部分都来自村落。 那些县城长大的人总会有各种办法去一中念书。分数不够用钱用关系。我对他们充满了愤怒、嫉妒。 先说说这个县城。我有点讨厌这个地方，以至于每次有人说你家乡山清水秀我都想在心里回一个呸。什么山清水秀，山清水秀就是穷。没有一刻这里的人不想变得富有，没有一刻这里的人不想往外走。 
即使在十年后，这个县城也没有什么变化。理发店门口的过时灯管永不停止地转动着，曾是最豪华几栋居民楼褪了皮，像疥疮长在脸上。街道上永远都是年老的人，偶尔会有几个年轻的学生。妇女们在街边蹲着卖菜，看向你的眼神充满了渴求。留着长须摆着摊的老头给人起名算卦，人们热衷于在两元店选购发绳、锅铲、洗碗帕、牙刷和肥皂（包括我）。 
曾和同学聚集游荡的店铺依然存在，它的存在带来不是怀念，它像一块不朽的墓碑，永远都会告知你，你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和这里脱不了干系，你必须而且永远是这里的一部分。 我致力于摆脱这个诅咒。 没有人想去职校。一个女孩去职校就意味着堕落的开始。人们传言那里的学生会偷偷怀孕再偷偷流产，最后去东莞打工，然后消失在某个地方。 我的中考分数无法让我去一个“优秀”的普高班级，即便这样我也绝不去职高班，听听这些专业的名字，农学，汽修，幼师，啊，那种既定的命运的魔障，离得越远越好。 一间宿舍可以塞十几人，暴力会在这些阴暗潮湿的宿舍里生长。很多同学都知道必须表现得凶狠而不是温和才能免遭伤害。怎么去展现你的凶狠？很简单，和老师吵架，不要有任何软弱的语气，要强硬，配合夸张的肢体，在短时间内让身体发出一种剧烈的力量，它会使你看起来充满暴力，作为权力的最高处的老师也会在那一瞬间对你产生惧怕。 而一旦老师对你产生了丁点惧怕（当然要慎重挑选能让你下手的老师，这不是一件难事）你就能在同学们前面产生一种权威，没有人敢欺负你，甚至会惧怕你。 我屡试不爽。我和学校里那些最“搞事”的人混在一起，所有人都不敢惹他们。我在这帮人的带领下，和最软弱的老师争吵，在男厕所吸烟，给老师的书本中塞几根辣条，与班里最漂亮的女生调戏男孩。 在那种氛围下，我从来没有感到害怕，我们尽情放纵，要把初中时压抑都发泄出去，要让我痛恨的人都一个个爆炸。我们充满着暴力，认为世界是自己的，没有人没有任何事会带来挑战。 直到有一次，我们的头目把一个同学砸得满头血后，我开始感到了惊恐，我害怕这场事故和我扯上任何关系。说不定我会被退学，说不定会被报复。我怕被打死。 要远离这群人，他们很危险。 最漂亮的女同学还是继续和他们混。校内校外的男孩都想和她在一起，我羡慕她，从来没有男性对我表过白，我想尝试被拥抱的感觉，还想尝试接吻的滋味。我很嫉妒她。 她和我走了相反的路。很多个夜晚她翻墙外出，和一个长得很帅的男的幽会，有时候她会在楼顶悄悄告诉我那些性行为的细节，我对此着迷不已，想象她就是另外一个我，是我跟那个帅气的男孩约会。很快，她就不再来到学校。我去她家寻找，惊诧那么漂亮的人怎么可能有一对贫穷又十分土气的父母。她还有个弟弟，这是农村很典型的家庭结构，如果一胎是个女孩，第二胎一定会蹦出一个男孩。 我忘记在她家那些具体细节，我只知道了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事实——她和我一样是来自小村子的穷人家庭，但她的父母不喜欢她。有那么一刻，我松了口气，她的美貌她的受欢迎不再让我产生嫉妒，我会隐隐约约地想到美貌对她来说有多么危险。 职高二年级后我就没有再见过她了。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这是部分职校学生的惯习。 去职校念书，首先意味着你的家庭已经放弃了你，他们会不断在你的耳边说，你这个烂胚子，没有用的东西，还不如去打工，净花老子的钱。 其次你的同龄人踩踏了你，那些在一中念书的学生，每当你们乘坐同一辆回乡下的公交车时，他们那种神气、好学生的样子，戴着文静的眼镜的样子，拿着单词本记单词的做作样子，在车内讨论学校生活的样子，都会让你感知到，什么是好胚子，什么是考大学的料子。 学校呢，他们也会放弃你的，他们早就知道学生来职校的结果是什么。这些来自农村的留守学生，父母多外出务工，成绩又不好，这些都意味着考一个本科是不太可能的事。书本上的知识不再重要。学校要保证的就是治安（稳定），最后让学生有个文凭。 刘婷在高三的时候和大部分人一样选择了放弃。 职校的学生只有百分之十会选择”学习“。成绩优秀的会坐前三排。后面那些人，通常在课上会选择睡觉。书本高高垒起，他们趴在数学、英语、语文、地理、历史、政治等书本中，睡着无穷无尽地觉。最后一排留给成绩最烂的学生，二月份，老师不再讲课，教室里很安静，偶尔有呼噜声，最后一排的人会拿出火盆，架一个铁架子，从抽屉中取出一个糍粑，放在上面烤。 我复习累了就去看看他们斗地主。他们和我关系都不错，但我不会与其打太多交道，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别让他们拉我下水。 但我很喜欢这里的老师，他们无比聪明，如前面所说，这群留守少年，家里穷，双亲可能都不在身边，缺乏关怀，成绩好坏不是最重要的，要给学生讲述“社会知识”，告诉学生要走正路（正路是：哪怕是读专科也要读，将来自己做个生意买个房过普通日子！），老师们显示出一种平等的样子（这是我怀疑自己为何能嚣张的原因），会把你拉到办公室微笑着谈心，给你借他们的电脑，告诉你一些其个人的小秘密。 上个月末，老师带我回了一趟职校。本想着走进职校，一步一步，让那些脑海中的人和事物慢慢浮现，但老师却开着车载我进入了学校，哗地一下，太快了，让人忍不住失落。我和职校八年未见，这种毫无准备的见面让人觉得仓促而无意义。好像那些回忆都是一个人的自恋，不会有任何人精心准备和我参与其中。 它的变化让我感到不快，职校变得非常整齐，很整洁，橡胶跑道，老师指着一栋楼房，告诉我那是曾经的宿舍，另一栋白色的楼，她说，那是你们之前的食堂。 那些泥泞的路和低矮破败的房子都不见了。变化让我不悦，我想，那个时候如果我和我的同学能拥有这一切，说不定有些人的命运会发生变化。但我又对这些变化感到不屑，因为正在我眼前这个漂亮橡胶跑道和光洁操场上活动的大部分人（也许是所有人），和那时的我们一样，都会重复相似的命运轨迹。 “那是你们曾经的食堂。” 那不是我们的食堂。我想。我们是没有食堂的。我记得每个人在外面买了一个西瓜大小的碗，所谓的食堂就是盛饭的地方。我们端着碗站着吃饭，也蹲在树底下，当然乒乓球台是最好的选择，但通常会被男生占据。好多次，我和同学们蹲着，把碗放在地上，头对着碗口，一勺一勺舀来吃，刚开始会感到丢脸。所有人曾经都像牲口，环境迅速融化我们。 6年后，我的堂妹进入了我就读的职校，她的爸爸怒骂她是没有用的东西，她和我一样，去之前都在恐惧去职校了是否就意味着这辈子完蛋了。 在饭桌上，老师们告诉我，我堂妹这一代的新职校学生比我们那一代“有素质”多了。“校服穿得整齐。不像你们那个时候拉帮结派，有礼貌，非常听话。” “还是社会重视职校教育了，农村地区的教育要分流，不可能个个都去普高读书。” 我想起堂妹对我说的，职高专业会在高二时被要求去企业带薪实习（不对口），堂妹的隔壁班去了昆山的一家工厂。 我舅舅在另一个县的职校当老师，他告诉我，蓝领劳动力紧缺，很多厂招不到工人，当地政府便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交换，来吸引企业进入本地投资。 堂妹没有选择去实习，她想考学，她说去的都是没有升学希望的学生。 职高专业的学生不能报考省外院校，今年堂妹从职校毕业了，她选择了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的编程相关类专业。农学、小教等专业都有可能让她回到农村，只有编程这个听上去非常高级的专业，才能给予她“走出去”的可能性，她不想待在村里，不想待在县城里，也不想待在这个省里。 一个周前，在张君的婚礼上，饶桦先认出了我。他又回到了县城，并在县交通局谋得一个职位，做公路测量相关的工作。他当年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专，毕业后在工地上工作，和很多壮年男人一起去偏远的地方修公路，他告诉我，工作不是很累，但是没有女人，没有女人就没有机会成家，所以要回县城，要娶媳妇，要生细娃。 他在我高三那年加入了我们班，作为一个复读生，职校的普高班能考上的几乎都是复读的同学，自然他们在这里念书便能受到优待，比如，不用交学费，老师开小灶补课，有时还能得到一间额外的宿舍。我们这些成绩优异的学生和复读生形成一个团体，萦绕在我们上方的就是考本科，哪怕考上的是三本。 但我们的成绩太差了，我的数学成绩，150分的卷子，永远无法超过40分，我不喜欢任何算法和公式，它的逻辑、对世界的定义和我所持的差别太大。我也看不懂英语，初中开始学英语时，我们记不住那些单词和句子，老师教了我们一些方法，比如用相似的中文发音去记忆，于是有了这样的句子： 'what's your name?' '我吃药了。“ ”how are you?' '好啊油！“ ”thank you very much！' '三颗药喂你妈吃！“ 那时三本线大概在450分左右，我们班没有一个人能考到这个分数，我的分数通常会比这个分数少个100-120分（这还算好的，大部分同学只能考200分）。老师建议成绩稍微好的人去学艺术，比如音乐、表演、传媒，还有体育和美术专业，如果能通过艺术考试，300多分就能考上本科。 这些富人的玩意——艺术，我们一窍不通，老师让我报速成班， 这意味着要花很多钱，谁的家庭负担得起呢？但这是唯一的办法。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妈，她在温州打工，还要抚养我的弟弟。“只能找叔叔借钱了。”叔叔是个很有钱的人，初中的时候，我爸开着他的奥迪车来学校给我开家长会，那是我在那所学校里唯一感到神气的时刻。 张君，我的初中同学，我的高中同学。几经考虑后选择了学习美术，不久，她去了武汉的美术培训学校集训，为期半年。我去了杭州的传媒学校，开始学习播音主持。 在武汉，没有钱住旅馆，只好偷偷溜进同学的宿舍，两人睡一张铁架单人床。张君是最刻苦的那部分人。很早就起床去教室画，画完素描画彩绘，美术联考在即，如果考不过，别谈考本科。我和她一样，在武汉的风中穿来穿去，迎接各种考试。我讨厌那个地方，那是个残酷的战场，排队时，我看到那些人长得怎么那么高，为何看起来那么漂亮，我想我完了，希望在哪里。 有两位男同学没有生活费了，就去洗车挣钱，我去车行找他们。他们看起来不像高中学生，而是一个洗车工的样子，熟练地用管子在车身上喷水，戴着手套对车进行擦洗，他们的嘴里冒出一阵阵白气，弯腰，拿水管、喷头、水桶，那么冷，任何一件事在我看来都是一场巨大消耗，他们和我一样压抑着焦虑、身份和贫穷，不希望被任何人所察觉。他们的头发太长了，而且异常毛躁，后来我在火车硬座车厢里经常看到那种头发，那些在东莞在深圳在温州打工的人，背着蛇皮口袋的人，他们的头发长而僵硬，上面布满了灰尘，这是我的父辈的形象，是我家乡人的形象，是我同学的形象。那些总结让我感到沉重、悲观，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试图让自己涌起更多的同情和怜悯，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怜悯，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外来者的，是不属于这种生活的人会更多使用的情感。我只能同情，但在同情之后我迅速地产生了一种自我怜悯，我的头发是不是也像那样，灰白，粗糙，异常发达？ 我的高考成绩都过了文化线和“艺术线”，但志愿填错了。张君的文化成绩没有达到报考院校要求。 2011年的夏天比2008年的给人感觉更热，或许都是因为没考上，这让我憎恶每一个夏天。 我跑去温州，我爸在那里管理叔叔的一个小眼镜厂。 我住在工人的宿舍里，看他们在车间刮片，那声音刺耳，嗡嗡嗡。晚上，我看他们打牌，一块钱一局，打到深夜，赢了五块钱。我就要来这里打工了吗？ 有天晚上下大雨，雷声很大，厂里的宿舍有点漏雨，我和工人们拿着脸盆接雨水，盆很快就满了，端走，又换新的盆。 我感到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无聊，这种无聊要让我爆炸了，我真想跑进雨水里，砸碎所有的脸盆。 第二天，新闻告知所在城市发生了两辆动车相撞事故。 中午，我坐公交车去现场，那是一个城市之外的地方，很多橙色的泥土裸露着，草长在没有规则的沟渠边，虫和蝉在平静地鸣叫着。每个人都匆匆朝一个方向走去，然后放慢速度，在那个骇人的地方停住。我望到了那个很重要的领导人，他离我很远，看不清，只能听到他的声音，那个声音从一个高音喇叭中传出来，在那个燥热的中午让一切显得更疲惫。 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上不断有最新的帖子出现，我看到了网上的一些报道，写一个人如何搭乘那辆车，为何要搭乘。我什么不知道，除了自己的那些失败和不甘之外，我的世界只有自己，我十分无知。 那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决定回去复读。绝不读大专。只有我妈同意了我的想法，我的爸爸我的叔叔说我心比天高，一个女孩子读太多书干什么，早点来帮我管理这个眼镜厂吧。 这群鼠目寸光的人！叔叔想拉我下水，不想看见家族里有任何人超越他，而我爸那样说纯粹就是因为他无比愚蠢，他只会跟在叔叔后面，唯唯诺诺，对着其他人又装作天生的老板姿态。 很多年后我再次确认了我的想法，他就是一个愚蠢的人，他阻止我读研究生，要我去跟他做传销，发大财。我更确信要摆脱这些人。 那个夏天的末尾，我拿着妈妈给我的3000块钱，坐着长途卧铺车回到了县城。我感激妈妈。 张君也选择了复读。我的家人都在浙江，没有家回，就去县城的新华书店阅读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看史铁生看池莉。我对池莉写的那些中年人产生兴趣，他们看起来和我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烦恼都是淡淡的，不像我，随时处在命运的悬崖边，那种放松让我向往。 张君喜欢三毛和伍尔夫，问她理由，她说都长得漂亮，我对此不屑一顾，我时时刻刻都试图比班上的任何人表现得更为深刻，我不屑聪明，不屑美貌，那个漂亮的女同学的经历告诉我，这两者如果出现在职校学生身上，会致使她更快地走向深渊。 高四的语文老师李勇，是个看起来并不年轻的年轻人，看起来沉默又拧巴，他不喜欢给我们上课，常说你们自己去读吧。他总结自己两次考研失败的原因。“命运，就是命运。”第一次考复旦大学中文专业，准备了一整年，临考前考纲大改，没考上。第二次备考降低难度，选了一个理工科院校的中文系，分数够了，总分第一，但复试时老师没有选择他。 他有次上课时拿来一本余杰的书给我，在走廊上给我讲余的和尼采的故事，我并没有听懂，但对他对我私下里讲这些故事感到兴奋，我在他眼里一定是一个不同的人吧，里面那些同学不会被受到这种关照，他们不会知道余杰和尼采是谁。走的时候他说，在这样一所学校，我们说了余杰，谈论了尼采。从走廊看过去是一片山，秋天柿子黄了，它们掩盖了一些虚荣、欲望，让人只感受到淡淡地愁绪。我会加工这种愁绪，用来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我和一群教过我的老师在一个湘菜馆里见了面。这些曾经鼓励我、给我送过旧衣服的老师看起来并没有多大变化。 李勇老师坐在我的对面，我试图和他聊起一些作家，我说起了余杰，你还崇拜他吗？我问。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老师们试图给我敬酒，这让我不自在、尴尬、震惊。“你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我敬你。”“怎么可以，感谢老师的教导，没有您的教导就没有我的今天。” 荒谬！今天？我的今天是怎样的？一个成功者吗？从这里走出去的大学生吗？或许我曾经迫切追寻的目标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值一提了。要致力于去做那些肥头大耳，吹嘘着自己的成就的成功者吗？我瞧不起那样的人和方式。 想想看另一种更为体面的人。一种不显露的骄傲，沉默不语，拿一本书端坐在角落里，对任何场面话不屑一顾，但我知道这个方式，本质上也是一种表演，想要和典型的成功者所区隔出来的表演。 距离我和张君复读后又高考已经好几年了。她考上了汉口学院，学设计，想要成为一名室内设计师，工作两年后，她断定自己不适合这个行业，“太单纯了，你需要去拉客户，拉来了吧，你会发现一切都要以客户的意愿为主。” 年初我和她联系时，她被困在武汉，我游荡在一个小岛上。她被武汉的恐惧所笼罩。深夜中等待在殡仪馆工作的男友回家。我看着周围的阳光和海水，对自己充满了厌恶。已经无法不负罪地去过一种体面而轻松的的生活了，那种巨大的不平等深深地横亘在我生命中，我似乎没有办法忽视它、背叛它而去选择另一种不属于我的生活了。 很多个春天，清早天还没亮时，张君的爸爸都开着一辆电动麻木去县城，把自己种的菜卖给超市，或者在某个街口席地而坐，摆个摊子进行售卖。他在山坡上种了很多梨树，春天一到，梨树开花，粉白粉白，花期短，一两个星期就凋谢。 我准备去张君家找她，她和我是同类人，外面的朋友理解不了的个人困境，她能理解，我想我也能理解她。 山上的雪还没化完。张君的爸爸正在挖藕。荷叶枯萎，上面残留了一些雪块。田里很冷，他穿着一双黑色胶靴，蓝色粗布上衣，这些景象让我感到平静，我不再需要去思考如何出人头地，不再需要和我的家人斡旋不被他们拉进传销组织。 张君的妈妈负责洗藕，院子前面放着一个盆，山上的自来水无尽地流淌，没有水龙头，张君和我在灶房做饭。灶台上的腊肉很多，她站在椅子上，割了很大一块肉，洗净，削了一瓢土豆，切开再和几只干辣椒混炒，我烧火，火旺，她站在灶台那边，我在这边，火焰隔着我们。 她的结婚的男友赵方念，也曾在那个破烂的职校就读。他考去了武汉民政职业学院，现代殡仪技术管理专业，班上50多人，到最后毕业了，班上只有不到10%的人选择了本行工作。 读这个专业有什么奇怪的？太多人问他，你有没有碰到灵异事件啊，你怕不怕啊？老实说吧，赵方念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普通，和医生护士是一样的。张君刚开始还觉得男友从事这行有点荒谬。他是和死去的人打交道，给尸体防腐，给尸体化妆，还会不同的妆容。她逗赵方念，你厉害，什么时候也给我化个妆？但张君觉得和他在一起无比踏实，她想，可能是因为他离死亡很近，所以很成熟，我们农村的，经不起那些浪漫”的风吹雨打，老老实实过日子就好。 我有时会讶异于她的转变，我以为她会和我一样，会一直往外走，一直向上走，仔细挑选每一个出现的男人，要么就不谈恋爱不结婚。结婚，这绝对不是我们的人生序列中最重要的事。在他们的婚礼现场，我坐在酒席上，看着他们站在一起给人装烟分发瓜子，两个人忙前忙后，分别介绍各自的亲戚给对方。会有人跟我结婚吗？也像这样。 我很多时候都会忘记他们，张君，刘婷，漂亮的女同学，他们像微弱的火光，只在某一刻会突然在我脑海里闪现一下。我感到那些和我一起在职校奋斗的人无可奈何地委顿了下去，武汉就是顶点了吗？我为此生气，又为此又恐惧。他们都结婚了，可以拥有那种“正常”的生活了，那种被世人认为的幸福图景就要降临于他们了吗？那些我永远无法企及的场景，生一个孩子，成为一名母亲，在一些时刻被煎熬着，在另一些时刻被幸福着。 我羡慕又嫉妒。但他们可悲，我也可悲。我没有机会和运气去拥有那种生活图景了。他们都逃脱了那个诅咒，可以不参与这场抗争的游戏了，而我还在被那个模式的惯性，被那些无法抑制的愤怒推着走。而命运赦免了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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