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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中医学发源于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医疗实践中，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宝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是历代传承并发展创新的原创性医学理论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学传播到世界各地，对全人类的健康保健和疾病防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中医学的学科属性 中医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健康与疾病转化的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性科学。 中医学的学科属性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体，与人文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相交融的综合性医学科学知识体系。 (一)中医学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的形态、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或本质的学科，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天文学等。 自然科学门类下的生命科学是研究有机体的构成、生命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中医学作为生命科学的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人，包括健康人、亚健康人和患者，主要是探讨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规律、病理变化及疾病的防治规律等，因面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 (二)中医学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 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主要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人类学等。 中医学以人-自然(环境)-社会(心理)为医学模式，强调“以人为本”。不仅注重人的自然物质(生物)的属性，尤为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人生活在社会中，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由此引起一系列有关健康和疾病的医学问题。社会环境的变更。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文化因素、人际关系等的变化，对人体的心身健康及疾病的产生具有较大影响。因而中医学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属性，是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自然科学。 (三)中医学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中共同规律的科学。任何一门自然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的作用。中医学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特点，特别是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为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自然观与方法论的基础。在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医学用精气、阴阳、五行等学说，闹述关于生命、健康、疾病等一系列医学问题，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四)中医学是多学科交互渗透的知识体系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受到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还受到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历算学、物候学、生物学、矿物学、植物学、农学、军事学、数学、酿酒技术、冶炼技术等的影响。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中医学的渗透和影响，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科学基础。如气象学知识促进了六淫病因学说的产生;对四时物候变化的认识促成了“天人相应”思想的建立;兵法知识奠定了中医学治则治法的确定等。现代，中医学的研究更加注重吸收多学科先进的理念、知识和技术，促进了学术发展与创新。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以中国古代哲学的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为思维模式，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和精气血津液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理论体系遵循“天人合一”的系统整体观，是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中医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科学知识体系。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两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专著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1.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条件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到秦汉之际(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社会的变革和学术的百家争鸣，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此时，自然科学迅速发展、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科学技术基础。古代医家在医学实践与解剖学成就的基础上，以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思维方法，创立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神等学说，并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创立六淫致病学说，以刚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科学理论与医药实践的基础。 (1)社会文化基础 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在学思想方面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形成了道、儒、法、墨、兵、阴阳等诸家。各种学术流派相继产生、学术争鸣与交流，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如中医学生命理论深受道家关于世界本原与生命起始认识的影响;医者的修身与医德的形成深受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道德观念与进取精神的影响等。 (2)科学技术基础战国时期天文、地理气象、历算、物候、农学、植物学、矿物学、冶炼、酿造技术有诸多创新，为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科学技术基础，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如天文学的宇宙观为天地人相关整体医学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农业生产的进步促进了中药学的形成和发展;气象学、地理学的相关知识融入了中医学对生命活动、疾病认识的理论和实践 (3)医药实践基础 从原始社会医药的起源，到战国时期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古代医药学家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并将其总结、升华，为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医药实践的基础。如股商时期，药物已相当丰富，并且在医疗实践中将“毒药”应用于治病;西周时期，医家不仅为疾病确立了专门病名。还提出发病和药物治病等理论;春秋时代，秦国医和提出“六气致病”学说，开创了中医病因理论的先河;战国时期，扁鹊仓公等专业医生的大量出现，确立部分疾病的诊断方法，医学知识的传播更加广泛。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诊病已能“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说明“四诊”方法已基本形成。除应用药物、针灸、导引等治病方法外，还出现利用情绪变化治病的疗法，如《吕氏春秋》记载的文费用激怒的方法治愈齐闵王的忧思病。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医学资料中《五十二病方》记载了103个病名，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范围，并记载247个药名、283个药方，说明战国时期的医药水平已有很大提高。 (4)古代学思想对医学的渗透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学潮源尤其是精气、阴阳、五行各学说，作为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重要的思维方法。如精气学说的万物本原论思想，为中医学整体观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辩证法思想，对中医学方法学体系的建立产生了促进作用。 医药学知识的大量积累，客观上需要整理总结，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加之社会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古代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思维方法，因而在众多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编撰《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2.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方法 古人为了探求人体生命的奥秘及生命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构建藏象、经络、病因等中医学的核心理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先后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观察方法，即直接观察法和整体观察法。 直接观察法，就是采用解剖方法直接观察人体。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以及治疗疾病的需要，人们对人体内脏的观察逐渐变为比较自觉的认识活动。把解剖尸体作为认识人体的一条重要途径。如《灵枢·经水》就有“其死可解制而视之”的记载。通过尸体解剂，人们不但了解了某些脏器的形态，而且还认识了它们的某些功能。如通过对整个消化道的解剖观察。不但了解了整个消化道的长度、容量-食道与肠道的长度比为135(现代解为137)，胃容纳水谷“三斗五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胃肠道的消化功能及其对机体生命活动的意义。在解制方法的帮助下。《内经》提出了“心主身之血脉”的见解。通过解剖还发现了肺、牌、肝、肾、膀胱、胆、脑、女子胞等脏器及其各自所处的位置、相互连接的情况和与外在器官的联系，如认识到肺主呼吸，外通于喉、鼻等。通过解例还发现了脉、筋、系等形体结构，这是经络概念产生的形态学基础。 尽管我国当时的解剖知识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只靠直观的解剖方法得到的知识，显然远不能解释当时医疗实践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也不可能对更为复杂的生命现象如思维、情绪等作出明确的说明，更不可能将经验上升为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人们只得寻找另外的方法认识人体，这就是整体观察法。 整体观察法，是把活着的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通过分析人体对不同的环境条件和外界刺激的不同反应，结合已有的解剖知识，并运用精气、阴阳、五行学说进行比类推理，从面认识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一种方法。 人体是一个内外统一的整体，体内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可反映于外，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而观察人体外在的生理病理征象，则可推知体内脏腑的变化，即所谓“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灵枢·本藏》)。古人将经长期观察和自身体验获得的有关人体的复杂生理机能的认识，分别赋予相关的脏腑，将理性认识与脏腑形态结构融为一体，逐渐确立了心主神志、肾主生殖、脾主运化等藏象理论。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观察和推理，又确立了内在脏腑与外在形体官窍之间的联系，于是逐渐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理论。 通过对人体生命现象的整体观察，古人逐渐建立了人体中精、气、血、津液等概念。如对生殖之精的观察和体悟，产生了人体之精的概念;对呼吸之气和人体活动时散发之热气的观察和推理，形成了人体之气的概念等。在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和阴阳学说的渗透和影响下。又逐渐认识了人体之精、气、血、津液各自的生理机能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以它们的不同作用和代谢过程解说脏腑的生理机能和病理变化，闹释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联系，于是构建了以功能联系为主导的藏象理论体系。 古人运用直接观察发现了人体内的脉、筋、系等形体结构，在针刺治病过程中逐渐发现了针感传导路线，将这一经整体观察获得的信息感受传导的理性认识赋予脉、筋系等形体结构，就产生了经络的概念。随着古人对针感方向和循行路线的整体观察及藏象理论的确立，人们便认为脏腑之间、脏腑与体表及官窍之间必有一定的联系通道，于是把已发现的针刺感传路线与内在脏腑一一联系，构成了十二经脉的循行。其后，随着认识的不断深人，关于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十五别络的认识也先后产生，经络学说便逐渐形成。经络学说的形成，对认识脏腑之间、脏腑与体表及官窍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加深了对人体自身整体性的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四时气候变化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在采用以人为中心的整体观察的基础上，人们认识到四时气候的变化，不但对自然界万物的生长变化有影响，而且对人体的生理机能和病理变化也有一定影响。自然界气候变化剧烈，超过了人体的适应能力，则成为致病因素。人们还认识到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有时可成为某些疾病发生的原因。于是便产生了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及人与社会环境相统一的观点。由此加深了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从宏观上把握了人体的生命活动规律和疾病的发生及变化规律。 3.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四部医学经典著作的问世。 (1)《黄帝内经》 该书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162篇。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东汉至隋唐仍有修订和补充。《黄帝内经》非一人一时之作，是集众多医学家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编纂而成，是对先秦至西汉医学成就的整理和总结。书中全面运用精气、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思想，深刻探讨当时哲学领域中的气的概念、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重大命题，闹明中医学对生命的认识以及养生的原则和方法;研究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病因、病机、疾病的诊断、治疗与康复等问题，不但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也是中医学在理论与实践继续发展的基石。《黄帝内经》建立了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整体医学模式，以指导维护健康、养生防病，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防治等;构建了藏象经络理论，并结合当时的解副知识。较详细地描述了脏腑的生理机能，将人体呼吸、循环、消化、排泄、生殖、精神等生理机能分属于五脏，建立以五脏为中心的功能系统;创立了经络理论及其对机体的网络调节作用，并以精、气、血、津液、神的作用维系和调节着脏腑形体官窍的生理机能，从而奠定了藏象经络理论的基础;在疾病的防治上提出“治未病”的观点，对发病、病因、病机及疾病的诊断、治疗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总之，《黄帝内经》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与源泉。 (2)《难经》 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面成，约成书于东汉，传说为秦越人所作。《难经》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涉及生理、病理、诊断、病证、治疗等各个方面。对脉学特别是“寸口脉诊”有较详细而系统的论述和创见，对经络学说以及藏象学说中命门、三焦的论述，则在《内经》的基础上有所闹扬和发展，从面丰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该书内容简要，解析精微，故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黄帝内经》并提，同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重要理论性著作。 (3)《伤寒杂病论》 该书为张机(字仲景)所著，成书于东汉。后世经晋·王叔和整理，分为《伤寒论》与《金资要略》两部分。《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学第一部解证论治的专著，《伤寒论》创造性提出“六经辨证”理论，对外感热病的发病因素、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康复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析论述;《金查要略》以脏腑论内伤杂病，对以内科为主兼及妇、外科的40多种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处方、用药等都有详细记载。《伤寒杂病论》总结了东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创立了对外感、内伤疾病的辨证纲领和有效方剂，故世代改家多尊之为“医方之祖”，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神农本草经》 简称《本草经》或《本经》，成书于东汉。《神农本草经)集秦汉时期众多医家搜集、整理、总结药物学经验成果的精华，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全书载药365种，根据养生、治病和药物毒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之药无毒，主益气;中品之药或有毒或无毒，主治病、补虚;下品之药有毒，主除病邪、破积聚。根据功效分为寒、凉、温、热四性，以及酸、苦、甘、辛、咸五味，为中药学四气五味”的药性理论奠定了基础。书中明确“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用药原则，使药理学与病机学密切结合，使中医学理论体系更加充实。同时，该书提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七情和合”的药物配伍理论，为中药组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从战国至秦汉时期问世的《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所载的内容来看，当时的医家们不但已构筑起中医学的理论框架，而且能够有效地运用药物、针灸等治病技术，善于理论联系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理论体系，形成了中医学的理、法、方、药为一体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医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医学理论不断创新、治疗技术不断提高。中医学在汉代以后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1.魏晋唐时期(公元220-960年) 魏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中医学学科分化日趋成熟，医学理论与技术随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有新的提高。出现了众多名医名著，推动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1)《脉经》 晋·王叔和著，成书于公元三世纪，是中医学第一部脉学专著。该书第一次系统全面论述浮、芤、洪、滑、数、促、弦、紧等24种病脉的脉象形态及其所主病证;提出浮与芤、弦与紧、革与实、滑与数、沉与伏、微与涩、软与弱、迟与缓八组相类脉的脉象鉴别;提倡“寸口诊法”，明确左寸主心与小肠，左关主肝胆，右寸主肺与大肠，右关主脾胃，两尺主肾与膀胱的三部脉位;推动了寸口脉诊法的普遍应用。 (2)《针灸甲乙经》晋·皇甫谧著，成书于公元259年，是中医学第一部针灸学专著。全书系统闹述了藏象、经络、腧穴、标本、九针、刺法、诊法、病证、治法等内容，还对针灸用针之形状制作、针灸之禁忌、针灸经络与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证与操作方法及临床经验的总结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3)《诸病源候论》隋·巢元方著，成书于公元610年，是中医学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全书以1729论分述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诸科病证的病因病机和症状，尤重于病源的研究。如指出疥疮是由疥虫所致:"漆疮”的发生与体质有关;某些传染病是由自然界的“乖戾之气”引起。并在诸证之末多附导引法，对疾病的诊断与辨证论治起到推动作用。 (4)(各急千金要方》与《千全翼方》唐·孙思熟著，成书于公元652年和682年，是中医学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两书关于脏胎之论、针灸之法、脉证之牌、食治之宜、养生之术、备急之方、病证诊治等内容，代表了盛唐的医学发展水平;提出“大医精诚”为医学道德准则和所要达到的境界，并创了中国医学伦理学之先河。 2.宋金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 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医学发展迅速、流派纷量、建树颜多的时期，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这一时期中药学、方学、针学、临床各科学等发展迅速，医药著作大量刊行，开始有国家组织编撰刊行的中医药学著作，并开始研究处方、成药、经络输穴的规范化。 南宋·陈言(字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据张仲景"千般疾难，不越三条”的论点，结合临床实践与《内经》有关论述，将病因归纳为二大类:外感六淫为外因;七情内伤为内因;面饮食所伤、叫呼伤气、虫兽所伤、跌打捌伤、中毒、金疮等为不内外因。该书以病因与病证相结合的方法，系统闹述了三因理论，对后世病因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呆、朱震亨，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家”，对中医理论和实践有突破性创新，为中医学的发展起到里程碑的作用。 刘完素:字守真，河北河间人，故后人尊称刘河间。刘完素力倡火热论，主张“六气皆从火化”，六气化热化火是外感病的主要病机，而内伤病中“五志过极皆能生火”。故在治疗中多用寒凉药，后人称其为“寒凉派”。代表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公元1182年)。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张从正力倡攻邪论、主张“病由邪生”，邪去正自安，故在治疗中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为主，后人称其为“攻邪派”。代表作为《儒门事亲》(公元1224年)。 李果:字明之，号东垣老人，后人尊称李东垣。李果师从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力倡脾胃论。主张“百病皆由牌胃衰而生”，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人称其为“补土派”。代表作为《脾胃论》(公元1249年)。 朱震亨:字彦修，世居浙江义乌丹溪，后人尊称朱丹溪。朱震亨力侣相火论、主张“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疗上善用“滋阴降火”，后人称其为“滋阴派”。代表作为《格致余论》(公元1347年)。 3.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年) 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阶段。标志性成果是命门学说的发展、温病学说的创新，以及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和类书的编撰集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明代关于命门学说的发展，为中医学的藏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张介宾(字景岳)赵献可(字养葵)等医家，重视命门学说，创新对命门概念及其功能的认识。张介宾提出了“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见解，强调温补肾阳和滋养肾阴在养生康复与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性。赵献可认为命门为人身之主。注重“命门之火”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意义。命门学说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温病是感受温邪所引起的一类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温病理论源自《黄帝内经》，至明清臻于成熟，明代的吴有性及清代的叶桂、薛雪、吴精等对温病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有性:字又可，著《温疫论》，创“庭气”学说。主张温疫病的病因为“戾气”面非一般的六淫病邪;戾气多“从口鼻而人”，往往递相传染，形成地域性流行，症状、病程多类似;不同的疫病有不同的发病季节;人与禽裔皆有疫病，但各不相同又有一定联系。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著《温热论》，创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阐明温热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顺传，以及“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逆传，对清代温病学说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薛雪:字生白，著《湿热条辨》，创新温病学说的湿热病因理论。闹明湿热病的病因、症状、传变规律、治则治法等，对温病学说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吴瑭:字鞠通，著《温病条辨》，创立温热病的三焦辨证理论。主张“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使温病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走向系统与完善。 明清时期，整理已有的医药学成就和临证经验基础上，编撰了门类繁多的医学全书、类书、丛书及经典医籍的注释等。如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公元1578年)载中药1892种，分为16部60类，为驰名中外的中药学巨著。明·徐春甫著《古今图统大全》(公元1556年)，辑录230余部医籍，为著名中医学全书。明·王肯堂《证治准绳》(公元1602年)，以临床内、外、妇、儿等各科疾病方证为主，为著名中医学临床医学丛书。清·陈梦雷等著《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公元1723年)，分类编排文献注释、基础理论、分科证治、医家传略、艺文记事等，为著名中医学类书。清·吴谦等著《医宗金鉴》(公元1742年)，临床各科理法方药歌诀具备，为太医院的中医学教科书。 另外，清·王清任(字勋臣)著《医林改错》，改正了古医籍中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肯定了“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发展了瘀血理论，创立了多首治疗瘀血病证的有效方剂，对中医学气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4.近代与现代(公元1840年以后) 近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更，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传人，中西方文化出现的碰撞与交融，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新旧并存的趋势:一是继续整理和汇总前人的学术成果，如本世纪30年代曹炳章主编的《中国医学大成》，是一部集古今中医学大成的巨著;二是以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为代表的中西汇通学派，提出既要坚持中医学之所长，又要学习西医学先进之处，从理论到临床汇通中西医的观点，如唐宗海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即是中西汇通的代表作。 现代(1949后)，医学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满足时代发展和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为人民健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发展成就斐然。东西方医学优势互补、相互融合的趋势已经出现;多学科交叉相互渗透，创建中医学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认识生命和疾病现象已成热点;中医药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影响日益扩大，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和产品开始全面走向国际;以“继承与创新并重，中医中药协调发展，现代化与国际化相互促进，多学科结合”为基本原则，推动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发展。 (三)中医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中医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永恒主题。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创新。只有重视继承，才能将中医学的传统理论传承，为发展和创新奠定基础;创新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需求，是中医学新理论、新观点的产生的源泉，也是中医学的生命之源。 1.继承是发展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从中医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医学理论的进步与临床诊治技能的提高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人们对自然界和生命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后世医家在维承前贤理论、经验和教训的前提下，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不断创新、丰富和完善起来的。因此，继承是中医学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创新和发展的前提。 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神、体质、病因、发病、病机、防治等理论，是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对中医学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明确相关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规律，提高学术水平，是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性研究应达到的基本目标，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发展、创新和现代化、国际化的重大需求。 2.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是丰富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时代赋予中医学界的重大使命。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创新必须以中医药理论的系统研究为出发点，在整理分析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成果和多学科方法，深人闸明其独特有效的系统思维模式及其知识体系，阐明其基本理论的概念内涵、生理观、病理观和治疗观的现代生物学基础及其逻辑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的医疗养生保健理论等。揭示中医药学认识自然、人体、生命、疾病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 中医学理论体系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其发展创新必须从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出发，倍加珍惜和觉悟中医药文化及其原创性思维，继续增强和提高对中医学发展创新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大胆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医学理论体系发展创新的先进技术和优秀成果，实现中医学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进一步繁荣兴盛。 下接中医基础理论第003课待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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