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魏风·汾沮洳》 玉器，以及围绕玉的礼制，是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 玉，石之美者。从本质上来说，玉其实就是石头的一种，在旧石器时代它也是被用来制作生产工具的，和一般的石头并没有太多区别，如玉锛、玉斧。然而，在中华文明日后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中国的先民们却逐渐赋予了玉器独特的文化内涵，以至于最终其实用性彻底消失，反倒成为了华夏礼制的一部分，成为了社会等级身份的象征和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腾。 上世纪80年代，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和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了数十件以闪石玉制成的玉玦、玉管、玉斧、玉锛和匕形玉佩饰等多种玉器，距今约8000年，这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玉器，也证明了古代先民认识玉器和使用玉器的悠久历史。但是，那个时候的玉器还处于发展的原始阶段，玉石的材质和加工都十分受限，还称不上真正的玉器文明。 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人类文明的逐渐发展，人们制作玉器的物质原料、工艺水平和加工条件都空前提升，发展出了品类繁多、形制多样的各式玉器。玉这种具有独特美感的物体逐渐被先民们格外关注，那绚丽的色彩、温润的触感，都让先民们感到惊异和敬畏。 于是，人们对于玉器的认识逐渐上升到意识层面，玉石被赋予了极为特殊的象征意义，成为装饰与祭祀鬼神的专用器物。随之而发展的，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辉煌的玉器文明，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
在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中，玉器往往充当沟通人神的角色，先民们将玉器加工成各式各样的形制，如玉圭、玉璋、玉琮、玉璜、玉璧、玉环、玉钺等，用以充当各种各样的礼仪用途。 《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这六种玉礼器代表的一整套集宗教信仰、权力分配于一体的统治秩序，正是人类文明早期最核心的文化内核。 然而，这种以玉器为祭祀中心的传统依然没有摆脱蒙昧时代的制约，玉器还是神权至上的典型象征，它并没有脱离鬼神崇拜的文化意义，难以与中国人的精神认知产生广泛而深入的交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奴隶制社会的夏商两代。 到了中国礼制建设全面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的西周时期，神权政治不再适用于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长期占据主流的鬼神思想开始走向衰微，人性的力量第一次被正式肯定，鬼神信仰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以前对神秘事物的祭祀，开始演化为对礼仪制度的遵守。正是从这一时期起，玉器开始由神秘的祭祀之物，逐渐转变为全民皆宜的审美把玩之物。
在西周与其后的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开采和打磨技术不断提高，玉器在数量、范围和品类上更加丰富，在礼仪上的应用更加规范，也在社会的传播上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玉器不仅成为了贵族身份等级的象征，更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审美器物，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最终完成了它的华丽转身。 《礼记·聘义》记载：“夫昔者, 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从提出“君子比德于玉”的孔子开始，中国人彻底摒弃了原始宗教和鬼神天命的束缚，开始建立了服务于道德体系的玉器新观念，玉器的装饰功能和精神内涵被强化，人人都开始珍藏或佩戴玉器饰物，玉器迎来了真正的“全民时代”。
一方面，玉器依然被当作统治权力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在上层统治阶级内部持续受到追捧，帝王衮冕上垂挂的“玉藻”就是以杂采之丝绳贯穿的玉饰，正如《礼记·玉藻》记载：“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历代王朝使用的国印也皆为美玉所造，最著名的就是秦始皇用和氏璧所造的那钮上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了。在汉代，很多诸侯王和权臣贵族都喜欢在死后用金丝穿缀的玉片包裹尸身，以期尸体不朽，称之为“金缕玉衣”。此外，许多汉墓还出土了各式各样的玉眼罩、玉鼻塞、猪形玉握和蝉形玉晗。
在玉器使用的第二个方面，普通民众对玉器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玉器成为君子品格和爱情坚贞的象征，被赋予了人性中最为光辉和美好的寓意，玉簪、玉镯、玉佩、玉带大量出现，中国在身上佩戴玉器的传统一直持续至今，历经数千年而经久不息。或许，玉器就是唯一可以与汉字比肩被中国人一直传承的文化符号吧。
对于玉的喜爱与崇尚，在中国一直贯穿延续至今，而从世界范围内看，玉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也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堪称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玉石作为中华文化的典型载体，不仅具有很强的审美功能，还是人们精神追求的体现，正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大抵便是如此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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