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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里第一主角是小英子。小英子是聪明的，活泼健康的，独一无二的。（她的纯真美好不是我这支枯笔所能复述的，权且绕过。） 为了写好小英子，汪曾祺先写好了小英子她妈——赵大娘。写活了赵大娘，小英子的好戏就有了陪衬： “赵大娘就是个聚宝盆。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 这是赵大娘的形象。 “两个女儿（北牖注：大、小英子），长得跟她娘象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象，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象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 这是小英子的形象。 “她一天不闲着。煮猪食，喂猪，腌咸菜，——她腌的咸萝卜干非常好吃，舂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篚。她还会剪花样子。这里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花样，贴在上面，讨个吉利，也才好看：'丹凤朝阳呀’、'白头到老’呀、'子孙万代’呀、'福寿绵长’呀。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大娘，好日子是十六，你哪天去呀？’——'十五，我一大清早就来！’ '一定呀！’—— '一定！一定！’” 这是赵大娘的精力。 “小英子想起还要给家里打油，替姐姐配丝线，给娘买鞋面布，给自己买两个坠围裙飘带的银蝴蝶，给爹买旱烟，就出庙了。” 这是小英子的精力。 赵大娘和小英子两个人如此相似，这是不是小说人物设置的重叠？写赵大娘是否多此一笔？ 这要从汪曾祺的社会理想说起。汪曾祺的社会理想是和谐。他说过：“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漓江出版社《受戒——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10月） 为了说明白这个问题，让我们先分析一下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 在沈从文的《边城》里，翠翠已经成了东方女孩当中的维纳斯了，但是她很孤独。她没有母亲，母亲生下她之后跟一个当兵的跑了，以至于情窦初开的翠翠没有心灵的引导者。她也不象小英子一样有个心灵手巧的姐姐，以至于迷茫中的翠翠显得那样无助。她的伙伴只是一条不会说话的狗，还有一个不解迷局总是帮倒忙的爷爷。爷爷累得够戗也没张罗明白孙女的亲事到底是出了哪些岔子，就无声地死去了。沈从文这样写似乎有些残忍，他让翠翠的爱情凄凉得好象天边的晚霞，虽然美丽，却是在谢幕。 一声竹笛一条渡船一个翠翠，沈从文没有写出这个女孩子的孤苦，却写尽了她的孤单。翠翠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一个人延续昨天的故事。在《边城》里，一切都是孤单的，都不成双地存在。狗一只、渡船一条、白塔一座，祖辈一人，孙辈一人。大佬和傩送虽是兄弟两个，还是死掉了一个，活着的那一个也离开了这里。沈从文的心灵世界就是孤单的，否则他不会把后半生锁在故宫里蛰伏那么久。他不会把凤凰城写成喧闹的婚庆现场，他要把清净还给那里的山和水，他要让笔下的翠翠回归大自然，一声不响地开着花，挂着露珠，寂静地站在田野里山坡上，看着船上的人上岸，走远。《边城》美就美在洁净无瑕，不染红尘烟火。翠翠的爱情只是谎花，不结果子。 沈从文《边城》里的世界就不是一个和谐世界，《边城》写的不是世俗的社会理想，是清冷的自然理想。 再来看汪曾祺，在《受戒》里，小英子父母双全，赵大伯“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赵大娘就不用说了。两个女儿呢，一个是朵玫瑰，一个是只喜鹊。这个家庭是“吉祥如意”民族心理塑造出来的，他们的“大门是桐油油过的，贴着一副万年红的春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这里的生活是最有人间烟火味的，即便被写成桃源圣境，每一天每一件事也都是人们心里再熟悉不过的民族习惯。有人说汪曾祺的创作融合了现代技巧与民族传统，说对了。和谐美满就是民族传统。 汪曾祺《受戒》里的世界就是一个和谐世界，这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 赵大娘作为美满家庭中最重要的因素——中国人心目中没有娘便不是家——是万万不可缺少的，必须要写她。 所以，写赵大娘不是多此一笔。 还不能把她写得分裂于小英子的形象，她必须是小英子的妈，而不是翠翠的妈。因此，她必须与小英子很像（这句话从辈分上看说反了），让人们感觉到小英子的活动都是有家承的，都很自然而不显得突兀。 所以，赵大娘和小英子也不能理解为人物重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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