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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很重感情的人。他知恩图报，提携众亲。他很孝顺，非常顺从曾养育过自己的姨母。他一生不信神鬼。他的二表嫂是个神婆子，家中供奉着“大仙爷”。有一次，她和家人发生矛盾，就大仙爷“附体”，闹得鸡犬不宁。无奈之下，她的二儿子到城里搬父亲。父亲只得同他一起回村里去平息。一进院门，父亲就大声说：“这是哪一路神仙显灵啦！你要真有本事，就到台湾把蒋介石捉来，给俺们看看！”“神仙”顿时无影无踪。但是父亲的姨母笃信神灵，因拗不过老人，他违心地加入一贯道。解放后，该组织被定为反动会道门。父亲虽然根本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却也因此做了不少的检查。父亲对和他一起过过童年生活的表兄妹都十分关心，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给予不少关怀。他们及子女有什么事情、困难，都来找父亲，父亲好像是他们的族长。父亲的三表兄的大儿子，是在父亲资助下远去西安读书，后来参军、提干，也对父亲十分孝敬。解放初，我三舅一家子女多，长期生活困难；我的二姨父染上毒瘾，后又被判刑入狱，一家人陷入困境；我的三姨，丈夫是旧军人，解放战争中失去音讯数年。他们几乎都是在父亲的周济下走过来的。几十年后，我张罗着做几件家俱，已经年迈的二姨父听说后，找上门来，主动介绍给我一位木匠高手。等完工后，老人死活不让我开工钱。他说：我欠你父亲太多了，你就让我为你做上一点事吧。我真没想到，人到老时还对别人的恩德如此念念于怀。父亲是一位很讲义气的人。熟悉父亲的人，大都叫他“济众”，这是他的字。听妈妈说，是一位文人在贫困潦倒时，父亲给过人家很大帮助。非亲非故，慷慨解囊，无以为报，就送给父亲个“字”，以表对父亲的崇敬。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家中墙壁上有一块上书“对人如己”的匾额。那是一位姓田的街坊送的。这位田医生被一场房产纠纷折腾得焦头烂额，在他孤掌难鸣的时候，是父亲站出来伸张正义，才把事情摆平。所以，托书家提了那块匾额。正是因为父亲乐善好施，急人之困，所以他人脉也好。1967年，“文革”运动如火如荼，企业正常运行受到个别“造反派”的干扰，父亲十分恼火。妈妈多次对他说：人家想管，就让人家去管好了，何必为大家的事，生这么大的气，看你迟早要逼出个什么病来。果不其然，有一天，发现父亲全身发黄，被诊断为急性肝炎，我闻讯赶回家陪侍。就是在半个多月的陪床期间，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了父亲的为人。每天来探望他的人络绎不绝。住院原本是为了有一个静养的环境，却反而不间断的来人打扰，让我心中很不安。来人中有我熟悉的亲朋好友，有些是和父亲共事多年的员工，还有我似曾相识的各界人士。那时的慰问品只是饼干、苹果、鸡蛋老三样，数量也不多。但是探视的人太多了，东西还是多得到处转送亲友。特别让我诧异的是，有几个让我不屑一顾的无业游民也来看他，我真有些不解。妈妈说：“你爸这个人，谁有困难他也关照，总许是什么时候急济过人家。看他已这把年纪，我很担心他的身体。“”但他说：“我的病自己清楚，是肝火上涌。消消火就没事了。”病刚刚得到控制，他就不顾家人的劝说上了班。果真，上班后，他觉得既然委曲也不能求全，干脆把事情摊开，把该说的话统统讲出来，反而胸中轻快多了，身体也日见恢复。谁曾想到，等着他的是更大的灾难！这是后话。父亲也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在联营合营前的那几年，正是人人争先恐后发家致富的时期。父亲和他人合伙开一个作坊，也生意兴隆。但是，我们家日子过得并不比别人家宽裕，也没有置过家产。而党和政府的每个号召或公益活动都少不了父亲。记得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妈妈说：“人家有钱的都不捐这么多，咱出这么多，叫人家真以为咱很有钱。”他却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踊跃认捐。他买国家建设公债也比别人多得多。他从不看戏，但是孝义晋剧团每回县演出，人家总要给他送来“指导证”，我自然就成了剧院的常客。一次，我好奇地问父亲是怎么回事。他才告诉我，孝义原本是戏剧之乡，社会上有“无孝不成班”的说法。但是多年来，孝义县竟没有自己的剧团。为了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求，一些社会人士集资办起这个“新艺剧团”，他是主要出资人之一。新盖的人民剧院大门墙上镶着记载捐资人的石碑，我发现爸爸的名字也跃然碑上。1983年底父亲去世，追悼会在没有暖气的礼堂举行。在滴水成冰的日子，已90高龄的侯佑诚老人经我再三劝阻，执意参加完追悼会。事后我看望侯老时，才知道父亲是他发起创办民办五爱学校的积极参与者。父亲做善事，并不企求什么，所以也从不记在心里，从来不对我们提起，很多都是我偶然得知的。一九六二年春节前夕，父亲的一位朋友上门给我提亲。这让我太突然了：我还在上学，还要靠家里养活，我也不曾想过谈婚论嫁的事，甚至还与同学讥笑别人在求学期间回家办婚事。因为他是我们家的常客，所以我直率地告诉他:还不考虑。但第二天，他又来，而且很恳切地说：“我是想成全一桩美事，而不是想说媒取利。因为没有你父亲，我李忠恕说不定早就家破人亡，哪还有今日。我是觉得这是个体面家庭，闺女也好，同意不同意，去看看，伯伯求你啦。”李伯走后，父亲说李伯是个老屠户，在他赔本干不下去时，拉过他一把。恰好回家过年的二哥、姐姐也在场。他们也说，哪有求着给人做好事的？看来人家确是一片诚心和美意，不妨走上一趟，也好对人家李伯有个礼貌的交代。不曾想，这一趟竟成全了我的百年好合。
一九七五年冬，我刚刚上小学的大儿子肱骨骨折，因靠近肘关节，又是粉碎性的，很难处理，我一筹莫展。恰巧在街上碰到一位本县青义村的屠户，问我为何愁眉不展。他知道情况后说，他四弟王浩若是全省知名骨科专家，在侯马某军工医院。他说，本来可以陪我去一趟，只因兄弟俩刚刚发生过一场大冲突，他一头把四弟撞伤，不便去。不过，只要他四弟知道是石体泽的孙子，没问题会尽心竭力，因为他上学时，我父亲没少周济过他。我把这个信息告诉父亲，父亲竟想不起人家这个四弟。我和妻子将信将疑地带着孩子找到侯马。正在因病卧床的王院长，一听说是二叔的孩子，不顾风寒，立即起身找车并派妻子亲自把我们接到家中。王大夫带病主刀，手术非常成功。返家后，我把王家兄弟争夺儿子的事告诉父亲：老四的大儿子，是跟随农村的老二夫妇长大，如今为了孩子的教育成长，要让孩子回城，二哥嫂死活不放，因此矛盾激化。王院长认为，以在他哥嫂心目中的威望，只有父亲能化解开这个死结。经父亲出面说合，终于得到和解。合作化以后，父亲把全部心血都操到工作中，真可谓以厂为家。大众皮坊刚刚成立，条件很差。父亲连家中日用的家具用具都搬到单位。甚至连做家常饭擦尖儿、抿尖儿的厨具也给了灶房。在家中生活遇到不便时，妈妈不免要唠叨几句：“家里的什么都让你爸爸给了集体！”而单位来了客户时，他却总是因为集体灶饭菜粗糙，怕慢待了人家，要引回家好饭招待。为了集体，他又一反过去的慷慨风格，显得非常小气。在处理公私问题上，父亲的表率，有时让一般人觉得有点过分。有一次，住在我们家前院的一位政府干部找他，要拿两张赖狗皮换社里的好狗皮。父亲一再表示那样不妥，但那人还是再三再四地找。父亲终究没有答应，弄得人家也很尴尬。妈妈对父亲说：“不就是两张皮子，何必得罪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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