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嗣同殉难后,离家远避的祖父在南昌遇见一位有道高 僧,他不但会给人治病,还精通星象之学。祖父从高僧那里学了些医卜星象之学,回到浏阳家乡,就更加一心行善积德。我们浏阳以生产花炮出名,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放鞭炮,不少人家的小孩子被鞭炮炸灼受伤。祖父就按那高僧授他的偏方,把一种叫做刘寄奴的草药采集来洗净晒干,然后浸泡在茶油坛子里,遇有被鞭炮灼伤的人来讨药,祖父就按伤势的轻重,从坛子里取几勺药给他们,没几天伤口就会好。记得小时候,我常常帮着祖父做这种施药治伤的好事呢! 我妈妈也是位好行善事的人,自从嫁到黄家以后,虽然家境不富裕,但每年夏天,她总要把茶叶用开水冲泡到茶缸 里,置放在我家大门口,免费提供给过往行人饮用解渴,这就是所谓“施茶水”的善举。从曾祖父、祖父祖母,到我母亲三代人都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是我们黄家一贯乐善好施的传统家风。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优良道德风尚。俗语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我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即1907年7月18日在浏 阳北门外的黄家祠堂里出生的。在我出生的时候,我家田无一亩,房无一间,是个贫儒之家。在我之后,又陆续有了两个妹妹、六个弟弟,但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按照家谱里规定的辈分排列,我们这一辈人的名字里都有个“彰”字,给我取名彰定,字淑仪。大弟彰传,妹妹彰容,二弟彰任,三弟彰信,四弟彰健,五弟彰位。几代单传的黄家,到了我父母这一代,膝下竟然拥有二女五男,也可算是门庭兴旺了。 我是长女,父亲因为是三十多岁才有女儿,所以对我宠如掌上明珠。虽然我出生于贫儒家庭,但双亲都没有重男轻女 的思想,父亲连妈妈已经缠了的小脚都给解放了,我自然更不会受缠足之苦。回忆我幼时在父母那儿所享受的宠爱,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忧啊、愁啊和令人难过伤心的事。 大弟弟彰传比我小三岁,两年后又有了彰容妹妹。妈妈在家里辛劳勤俭地操持着家务,因为忙不过来,请了一位保姆,负责烧饭、洗衣,还在房后小园子里种些蔬菜,饮用水是另外再请人挑的,每天也要好几担。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妈妈带我和弟弟回娘家去探亲的情 景。外祖父家在浏阳东乡的乡下,那时中农人家住的房子还不错,有好多间,前面有一块大空地,是用来晒谷子的,庭院里养鸡养鸭,还种了几株桃树、梨树。乡下的妇女不论老少,都还是缠小脚的,按旧习惯,到六七岁时就要开始缠脚,那是非常痛苦的。把两只天然的脚掌,硬要用一层层的布裹成“三寸金莲”,脚掌、趾骨都要硬生生地被折断,怎么会不痛苦呢?我到外婆家去的时候,看到比我大几岁的姐姐们全都缠了小脚,只有我不但没有缠脚,还跟男孩子们一起跑来跑去自由地玩,她们看了都觉得很新奇。我妈妈就宣传我爸爸说的妇女放足的好处,说男女应当平等,妇女首先要解除缠脚之苦,这 样不但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而且对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也有好处,可以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我这个不缠小脚的女孩子,又爱唱歌,又爱读书,这些也都是乡下姐妹们觉得我们这些“城里人”与她们不同的怪事,这也反映了当时城乡差距之大吧。 因为我们难得到乡下外婆家去一次,成了“稀客”, 外祖母对我们分外热情,钟爱有加,天天给我们吃好菜,鸡呀,鱼呀,肉呀,都吃不完。我妈妈持家很节省,我家只有初一、十五才吃荤,家里来了客人才杀鸡,平常都只有素菜吃。我们浏阳人把牛当做耕田的主要工具,乡下是不许杀牛的,没有牛肉可吃。只有在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祀孔夫子 的大典时,把牛作为祭祀的主品,叫“太牢”(羊是“少牢”),才可以杀牛。我父亲成了优贡之后,就有资格去参加祭孔典礼,祭孔完毕,与祭者可以分到一份牛肉。这牛肉就成了十分稀罕之物,也成了旧社会“书香门第”的一种引为自豪 的标志,不是一般人家可以享受得到的。但对这十分珍贵的祭孔得的牛肉,我就是不能吃。我这个人有点奇怪,生下来就不吃牛肉,一吃就会呕吐。这是从小形成的一个习惯,倒不是后来父亲劝我信佛后才不吃牛肉的。在我们返城回家的时候,外祖母还让我们把喜欢吃的乡下土产带回家去,特别是我父亲最喜欢吃的笋干和茄子、冬瓜、豇豆等新鲜蔬菜晒成的干菜。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很快就篡夺了胜利果实,只是换了一块中华民国的牌子,政治上仍然十分黑暗 腐败。这时父亲的思想转向信奉“实业救国论”。父亲在岳麓书院任主任教习两年,院长乃督军兼省长的谭延闿。父亲向谭建议开采矿和兴办铁路。兴办矿失败后,父亲受到排挤,愤而辞职。谭器重父亲才华,将他调入株萍铁路任文牍科长。株萍铁路局是三等局,科长每月的工资是六十块银元,那时候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父亲每两年才回家一次,每个月寄三十块钱回家。我家住在黄氏祠堂的公房里,不用付房钱。那时物价便宜,一担(石)大米一百五十斤,只要三块钱:保姆的工资也很低。妈妈空闲时还做些刺绣、剪花等精巧的女红,让保姆拿到街上去卖,也有些收入补贴家用。由于妈妈勤俭持家,精打细算,每月还能有些积余。 从小我的记忆力就特别强。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教我念唐诗,我很快就能背诵如流:上学后,老师在一堂课里教的 书,我只要读上两三遍就能够背诵了。妈妈出嫁前没有读过书,婚后,我父亲教她读了“女四书”,她也能够背诵;只是由于操持家务劳累,无暇练习写字。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离家外出工作,就由妈妈口述,叫我替她给父亲写信,遇到不会写的字,那就只好画个圈圈代替。每次父亲在回信里就把这些不会写或是写错了的字,一一为我改正,还表扬我读书写字均认真呢!在浏阳,每年阴历七月十五,要举行追祭祖先的 “烧包”(就是佛教的盂兰盆会),要在纸袋上写祖宗几代的名字,进行祭拜后焚化。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会照着字样描写了。想起小时候在父母堂前问字之乐,至今回味,犹有余甘! 我三年级以前,在附近火官庙前的小学校上学,早晨去,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去。后来进了西城迎佛寺内读高小,离家有一段距离,就带午饭在学校里吃。妈妈很疼爱我,虽然家里经常只吃素菜,却常在我的饭盒里放些很香的豆豉蒸腊肉,这可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我上高小的这所小学是女校,名誉校长是谭嗣同的夫人,她聘请了几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女教师,思想很进步,而且是决心终身不嫁的独身主义者,以毕生致力于女子教育事业和争取妇女的平等自由权利为荣。这些老师都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她们献身于女子教育事业,很爱护学生,从来没有像私塾先生那样对学生进行打骂的。即使偶有同学犯了错误,也只是要求她当众承认错误,再罚她在课堂上笔直地站立五分钟,这已经叫人够难为情的了。这样一种教育方法,使学生都养成了自觉用功和自尊自重的良好心理,也使学生们更加敬爱老师。 记得每次上课,班长都要喊:“起立,立正,鞠躬!”老师也向学生鞠躬还礼。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情。小学时,我的国文、体操以及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好,毕业时荣获第一名。学校的工友把文凭送到我家里的时候,放了长长一串鞭炮。我妈妈当然很高兴,给了工友一个红包,自己家里也放起了鞭炮。这一来又惊动了左邻右舍,他们都说我高小毕业考了第一名,就好比是科举时代中了秀才,纷纷前来我家祝贺。邻居们前来道喜,都给我家送一挂小鞭炮以示祝贺;妈妈则做了三席酒菜款待贺喜的乡邻们。这也说明那时我们这女子学校的第一批毕业生非常荣幸,是受到邻里们尊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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