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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来想写一下美国刚宣判的那起枪击案，临时改主意，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聊。 前天，有个女性粉丝朋友在我的一条内容下留言，说现在的婚姻对普通女性太不友好。她以自己举例，说在谈朋友时要工作，怀孕后也要工作，且一直坚持到9个月时，才请的产假。产假期间也有各种家务事要做。休完产假上班后，变成了既要工作还要带孩子。 她感慨道，结婚不再是女人的依靠，没有结婚可能女人会活得更潇洒。 当然，本篇不是从女性权益角度出发来展开分析，主要是从逻辑的角度，来跟大家聊一聊其中隐含的问题。 01 —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女性感觉婚姻不再是女人的依靠？ 主要是因为，生产力在发生变化，但是生产关系的调整，没有跟上生产力的变化。 在工业化时代以前，人类社会的生产，主要靠人力和畜力。 也就是说，在某个单元时间内，你能生产多少物质，主要取决于你的身体力气有多大，体力持续时间有多长，以及通过人力所能驾驭的畜力有多少。 由于男女生理特征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从整体上来讲，女性肯定不如男性。 在这种基本的生产力现状面前，男女两性的分工变成，男性主要负责外部生产，女性主要负责内部养育。 所以，黄梅戏《天仙配》中的歌词唱到，你耕田来我织布。即男性主要负责重体力的田间生产劳作，而女性主要负责轻体力的织布家庭操持。 由于重体力的田间劳作生产，解决的是家庭温饱问题，属于第一需求。在这种基础上，生产关系逐渐形成了以男权为主的社会关系。 但是，这种以男权为主的社会关系，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逐渐被冲碎。 主要是因为，当人类进入机器化大生产，尤其进入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以后，人类的生产主要不再依靠人力和畜力，而是依靠智能机器。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生产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比如，在汽车的自动化生产车间，汽车生产并不是依靠人力在那儿组装配件，而是依靠全自动智能化的机械。车间生产员只需要全程操控中台，点击各种按钮，操控各种仪器。 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和女性没有本质区别。 机器化智能化时代的来临，给女性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很多女性开始走向生产、经营、销售等岗位，甚至有些依靠自己的努力，走上管理岗位。 女性在工业化时代以前，对男性的那种物质依靠需求，大大减弱。 于是，在农业经济时代那种以男权为主的社会关系，逐渐开始受到挑战。 但是，生产关系的转变，往往并不会和生产力的转变保持同步。相反，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现实中总是会滞后于生产力的调整。 于是，当女性开始跨入逐渐摆脱对男性物质依赖的那道门时，有相当一部分男性，可能却仍然停留在男权社会的思维阶段。 我有个朋友，刚有了小孩后，有次给我发消息，问我周末都在干嘛。我说在带娃。他听到后，觉得很“宽慰”，说原来你也在带娃哈。他每次一到周末，就被老婆拽着带娃。他觉得很不舒服，认为大老爷们不应该带娃。 听到我也在带娃后，心理瞬间平衡了许多。 而对于有些掰不过来的男性，家里的女性可能就觉得不爽了。她们会觉得，我跟你同样上班，同样工作，同样挣钱，凭啥你就在家里当甩手掌柜呢。 哪怕我挣的比你少一点，好歹你也要带一带，大家要有个大致的分工。如果你完全不管，那我为啥要上班呢？ 时间久了，有些女性朋友可能就觉得结婚亏了。 像北京这种地方，月均工资差不多也有个八九千了。她们会想，要是不结婚，自己每月挣个八九千，小日子过的也挺舒服。现在结婚后，不但要承担生孩子的生理痛苦，还要带孩子，班却仍然要上，而家里的男性在养育方面啥也不干，自己不是亏了吗。 现在微博上出现很多关于不婚不育的声音，我觉得属于这种现象的反噬。 从本质上来说，之所以出现这种声音，是由于生产关系的调整，滞后于生产力的调整。所以，有一部分女性以不婚不育为声音，去反向博弈和调整生产关系。 02 —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像这个女性朋友，在怀孕9个月时，还要坚持上班？ 主要是因为，当一个社会逐渐进入以资本引导生产为主的时代时，“人”就变成了工具。 什么是资本引导生产呢？ 我举一个例子。 假设生产汽车，如果你前期没个十亿、百亿启动资金，这事是不是不可能干成呢？ 工业化智能化时代的一个特点是，生产变得越来越昂贵。 在农业经济时代，你扛把锄头就可以下地干活去了。但在工业化智能化时代，单兵作战几乎啥也干不成。不论生产什么，几乎都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聚集，并且需要一笔启动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资本家。 凡是有启动资金，并且有生产组织能力的人，变成了资本家。 在资本家的眼里，员工只是一个个会行走的生产“工具”，或者准确来讲，他们首先是生产“工具”，其次才是人。 “人”这个特性，在资本家眼里，基本没有存在意义。 因为作为“人”的特性，外在表现有情感需求，有主观判断，有生理特征等。资本家对于这些和生产不相干的因素，或者说，对于一些对生产可能起到反作用的“人”的特征，都会有排斥心理。 他们只希望利用“人”的特征中对生产有利的一些方面，比如价值认同、情感激励等，来促进生产。而对于其他因素，都会尽量排斥。 而由于女性需要生育的特征，对生产有着极大的负面作用。所以，适龄未生育女青年，就成了企业招聘时，非常排斥的对象。 或者换句话说，适龄未育女青年，在企业眼里，基本都属于有瑕疵的生产“工具”。 资本引导生产的时代，最大的负面作用是，把人变成了商品。 在小农经济时代，农民大多数有土地，属于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体生产户（当然，在一个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土地的王朝，这个王朝基本也快到头了）。 而在资本引导生产的时代，大多数人没有土地也没有其他生产资料，属于为企业打工的劳动力。虽然法律中规定，上班的人属于劳动者，但其实在资本的眼里，他们只是劳动力。 劳动者属于能劳动的人，而劳动力属于能劳动的商品。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企业纷纷推出996、007。甚至，昨天有一则新闻报道，董明珠在面对员工提出的双休需求时，说员工要懂得放下自我。 这其中透露出一个赤裸裸的信号，即董明珠并没有认真对待企业员工提出的作为“人”的需求。她只把他们看做是劳动“工具”。因为对于“人”来讲，休息是一个基本的需求。如果没有休息，“人”会快速折损。 但董明珠只关心她所在企业的成本问题。 反正市场上的劳动力很多，这批折损完了还有下一批。她只想用最低的成本，来换取劳动“工具”最长时间、最大效率的生产。 回到适龄未育女性这个话题上来，她们已然属于有瑕疵的劳动力商品，怎么还能进一步放大自身作为劳动力的缺陷呢？ 她们只能通过采取各种方法，尽量掩饰或隐藏自己作为劳动力的瑕疵。即便已经怀孕九个月甚至十个月，她们还需要工作。否则，可能会工作难保。 03 —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部分女性群体会出现不婚不育的声音？ 除了前边讲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男女之间的生产能力逐渐拉平，并通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时，首先带来的是两性平等。 而平等会带来自由，以及原有社会关系的解体。 当女性群体的生产能力，向男性群体不断靠齐时，则女性群体会要求和男性群体享有同样平等的地位和权利。 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女性的生产能力远不如男性，女性的职责定位基本被锁定在家庭养育范围之内。 男性给女性设定了一套规则，总结起来是七出三不去。 所谓七出，是指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盗窃。当有这些情形时，男性可以单方面休掉女性。 所谓三不去，是指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翻译过来是指，女方家庭父母已经过世，休妻后女方无家可归的，和丈夫在一起为父母守孝三年的，结婚时贫贱后来富贵的。 当有这些情形时，男性不可以单方面休掉妻子。 这套规则，既是给女性束缚，也是给女性保护。所谓束缚，是指女性成了笼中鸟，没了自由。所谓保护，是指没有生产能力的女性，只要遵守这套规则，不用担心自己哪天无家可归或者吃不上饭。 所以我们看到，陈世美被骂了几千年。在男权社会时代，男性可以娶妾，但是不能抛弃发妻。在陈世美这个戏剧案件中，陈世美触犯了“前贫贱后富贵”这个“不去”规则，最后被包公给铡了。 但这套规则，到了工业化智能化时代后，完全失效。 因为在小农经济时代，之所以规则都由男性单方制定，本质上是由于女性的生产和防卫能力大大落后于男性。女性没有能力单方面休夫，否则休完后，女性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单独生存。 但到了工业化智能化时代后，女性的单独生存能力大大增强。 像我前边讲到，在北京地区一个月挣八九千元，日子也可以过得很舒服，则对于女性来讲，她们会想，为啥要找一个男性一起生活？ 何况对于有些女性而言，收入能力可能远远高于这个金额，对男性的生存依赖基本完全没有。 而且，现代社会的治安非常好，个人防卫能力非常强。在家时有防盗门和防盗锁，出门时开车或坐地铁公交等，到处都是监控，警察的治安维护能力也非常强，女性群体基本没有整体性的个人安全问题需要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获得了休夫的能力。 即如果跟谁相处不好，可能就主动拜拜。 两性平等带来的是女性对自己身心的极大解放和自由。 但自由，随之带来的是，个体对生存能力的反向考量。即当整个社会没有了一套可以让女性群体依赖男性的规则后，女性需要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生存能力。 就好比，当笼中鸟获得放飞野外的生存机会时，它在高兴之余，下一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加强自己的野外生存本领。 而在这个时候，女性发现生育本性，反而成为了阻碍自己生存的一个因素。 如同前边讲到，在一个资本引导生产的时代，大多数人变成了会行走的劳动工具。而生育这件事，本身属于反生产的一件事。 生育和生产，存在天然的冲突。 如果女性选择生育，则会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受欢迎。如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找不到工作，则会削弱自己的生存能力。而如果女性的生存能力开始减弱，则女性将逐渐失去跟男性议价的能力，并逐渐失去平等。 而失去平等后，也将逐渐失去自由。 但显然，不会有太多女性愿意失去平等和自由。 在这个大的逻辑下，部分女性群体会逐渐发出声音，主张不婚不育，并且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开始践行这个理念。 从男性的角度来讲，不要认为践行这个理念的女性群体，做的不对。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博弈。 但这个博弈的对象，其实并不是男性，而是资本家。 因为对女性的生存能力造成最大伤害的，是资本家，不是宏观意义上的男性群体。 资本家需要明白，你通过企业组织生产出来的东西，最终需要有人来买。如果人口不断下降，后续缺乏消费者，则你的组织生产行为，将变得没有意义。 市场经济是靠消费驱动生产。有人买才有人生产。如果没有人买，则生产将没有存在的意义。 所以，女性的生育成本，最终需要资本一视同仁来解决。 只有资本不把女性的生育问题，看做一个可能影响生产的瑕疵后，女性才可以放心地生育。否则，部分女性群体的不婚不育，将一直博弈下去。 资本家需要明白，虽然从小处来讲，这是一个成本，但从大处和长远来看，这也是一个资本可以存在的内生原动力。 生育这件事，连接着成本和收益两端。不能光看到眼前的成本，而看不到长远的收益。 当然，话虽如此，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资本家来讲，没有这么大的格局。假设30年后，中国社会由于人口断崖，陷入消费坍塌状态，对于资本家来讲，反正已经挣够了钱，拍拍屁股走人就好了。对他们个人而言，没啥特别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问题，最终可能需要统筹决策者来推动解决。 04 —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一些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人口出生率越低？ 关于这个问题，原因有很多。我从以下一个视角，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发现，所谓经济发达，物质丰富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可货币化的物质更多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小时候住在乡下，河里有很多龙虾，就是类似于现在卖的麻辣小龙虾里的那种龙虾。 在那个时候，那种龙虾不值钱。因为河里到处都是，随便钓钓就是一桶。 那时候，我家里人还不让我多吃，觉得龙虾吃多了不好。 但现在，这种小龙虾超级贵。随便买一份，都要几十元甚至上百元。 更多的物质被货币化，是经济指标不断提升的一个原因。但是，这种货币化的背后，带来的是社会群体生活压力的不断提升。 在这种货币化的物质中，占最大头的，是房子。 以前，在城里工作的话，房子是单位分配的。也就是说，只要你的户口到了城市，找到了一份工作，单位会给你分个房子或者至少分个宿舍。 但现在，房子需要自己买。 很多人随着城市化的惯性，迁居到了城市，却发现没有赶上分房的最后一班末班车，却进入了房子货币化的时代。 房子货币化后，基本把城市主体人群牢牢锁住。因为一套房子的价格，实在太贵。 国有经济的不断退出，加上房子货币化，导致城市主体人群的生存危机感越来越重。 在国有经济占主导的时代，不管挣多挣少，至少不会平白失业。 但到了资本私营经济占主导的时代，每一个上班的人几乎都成了资本眼中的劳动“工具”。为了榨取最大劳动价值，几乎各个企业都有各种KPI、OKR等各种考核。考核不通过的，明天可能就失业了。 而由于背负着房子货币化后的贷款，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失业是一件难以承受的事情。否则，一旦还不上房贷，房子可能就没了，自己将无家可归。 所以，拼命工作，不断前行，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对于女性而言，对于整个家庭来讲，生养后代可能都成了一件加重自身生存危机感的事情。 所以，经济指标在不断提升，生存压力在不断加大，人口数量在不断下降。 结语： 今天这篇文章，严重发晚了。主要是因为临时改主意，聊了这个话题。不一定都对，大家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留言指正哈。 喜欢我文章的朋友，请多点“赞”或点击“在看”，多多互动。微信的推送规则是，如果经常互动，我就会在你的常读列表中，能很方便的找到。如果不互动，慢慢可能就不太容易找到了哈。感谢大家支持！ 全文结束，如果你喜欢本文，请点击“赞”或“在看”。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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