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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雅明·布拉顿 《真实的复仇》 译｜蓝江 第十六章 迷失方向的阿甘本 不得不说，在这一疫情中，与其说哲学的反应是完全无用的，不如说糟糕透顶。由此我得出结论，后疫情的政治必须由完全不同的政治哲学来推动，而不是由通常的那些怀疑来提供。 阿甘本有可能因为他对新冠疫情的许多激动的、妄想的、坦率的、令人尴尬的公开回应而毁掉了他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所剩无几的声誉。在几周内发表的一系列越来越奇怪的社论中，他玷污了一生的工作。截至目前，有人建议没有人可以在没有免责声明的情况下再次引用他的话。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没有价值，而是因为在最需要生命政治哲学的时候，阿甘本疯了。 这里对后疫情的生命政治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没有给出多少有价值的参考，而是这个事件表明我们面前有多少工作要做，西方关于生命、政治和设计的理论话语到底有多么破碎和可怕。出于这个原因，值得尝试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 在疫情初期，当疫情第一次到达欧洲时，最初的反应有时是极其混乱的。记得我之前提到我与一位技术理论家的对话，他认为应该不要做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因为检测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即“大数据生命政治”；他甚至告诉他的学生以这些理由拒绝核酸检测。他接着说，从长远来看，“例外状态”将“把城市变成集中营”。这种话术从何而来，为何显得如此轻易而举？ 对于不熟悉阿甘本作品的读者来说，他因几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和术语而闻名遐迩，其中包括“例外状态”、“神圣人”（Homo sacer）、zoe和bios、“集中营”和律法（nomos）。阿甘本参照卡尔·施米特的作品阐述了他的政治主权模式，强调最终的主权不在于法律秩序中的常规的行政部门，而在于宣布一种例外状态的能力，在这种状态下，法律被悬置，颁布了紧急状态。他通过对纳粹时代集中营错综复杂的法律起源的考察建立了一种框架，但他并没有把这些看作是正常情况下的例外，而是认为“集中营”是一种空间-政治类型学，实际上是现代的一般律法（Nomos）；也就是说，它的基础性空间、法律组织原则。在911事件之后，阿甘本的作品被广泛用于解释关塔那摩湾和爱国者法案等制度。 换句话说，对他来说，如果你了解如何去看问题，那么集中营无处不在。例外状态现在成了常态。集中营对我们所有人做了什么？对阿甘本来说，它们使我们非人化。他提出了“神圣人”的概念，一个退化的人的形象，被剥夺了社会身份，沦为一次性的肉体和单纯的生物物质。它甚至不值得献祭，因为它没有价值。或多或少，这些可怜的身体不仅充斥着纳粹集中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充斥着现代世界的所有集中营。 阿甘本在有生命的人和行尸走肉之间所做的根本区分，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两个生命概念之上的：bios和zoe。bios是一种由政治机构和参与、良好生活的自我构成、公民身份和个人表达所“有资格”的生命，而zoe则是由没有理性、没有性格、最终没有神性的有机体的动物状态所定义的“赤裸生命”。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正是人类生命的灵性与堕落以及象征性威望与神性和自由的古老联系，导致阿甘本得出了如何处理新冠疫情的糟糕结论。 至于集中营——真正的集中营，对他来说无所不在的“集中营”（在医院、机场、办公室，尤其是在电脑前）——它们不仅是生命政治的一种模式，而且是其否定性的化身。在主权从君主或教会的形象向世俗化人口的法律监督的转变中，集中营就是生命政治的最真实形式。管理这种折磨的国家不仅仅是亵渎残酷的工具，它是一种假冒的道德权威，它不可避免地产生于教会放弃其作为生与死的最终仲裁者的角色，用阿甘本的话说，仅仅是“科学的婢女”"的时刻。伽利略这个家伙。 在他的祖国意大利，疫情在现实中最初爆发引发了混乱，国家最初的反应式否认和故意的漠不关心，这最终导致了全面的封锁，这反过来又招致了阿甘本笔下的愤怒。2月，在一系列短文中，最早的一篇是《疫情的发明》（L’invenzionedi un’epidemia），阿甘本在其中提出疫情就是一个大骗局，因为他的读者现在“面对的是针对所谓的冠状病毒疫情而采取的狂热的、非理性的、完全没有根据的紧急隔离措施”。他提出，整个事情是由各个国家炮制的，而各个国家一直在为这一事件做铺垫。 他在后面的文章中澄清的意思是，疫情的“军事化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传染和隔离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对智人身体、传染性病毒和流行病逻辑环境的潜在现实的反应。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话，对他来说，这种情况最可怕的是这种基本的“对生命的重新认识”。 这篇文章在阿甘本的许多同事中引起了困惑、尴尬和愤怒，包括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他在第二天写了一篇名为《病毒例外状态》（ViralException）的文章，通过说许多种类的相互联系现在是我们生活中固有的，来与“一位老朋友”保持距离。南希还说道，三十年前，阿甘本曾建议他不要听从建议进行心脏移植的医生的话，如果他听从了他的话，他就会死。明确的暗示是，如果我们现在听从阿甘本对现代医学生命体概念的恐惧，我们也可能无谓地死去。 随着大流行病和封锁的持续，随着尸体开始实实在在地堆积，阿甘本加倍努力，再加倍努力。随后有几篇社论，包括几周后发表的《论传染》（Contagio）和《澄清》（Chiarimenti），然后是《对瘟疫的反思》（Riflessioni sulla peste）、《社交距离》（Distanziamentosociale）、《新的反思》（Nuove riflessioni）、《作为宗教的医学》（Lamedicina come religione）、《生命安全》（Biosicurezza）、《面孔与面具》（Ilvolto e la maschera）等等，都以看似强大但不知所云的文风谴责了“隔离的技术-医学专制主义”和更广泛的医学凝视的“法西斯主义”。 他对YouTube阴谋论视频中探讨的主题进行了更体面的转述，比如《大疫情》，这都是新世界秩序的阴谋，为了封锁我们，用针头和疫苗侵入身体是肉体的军事化，对裸露脸部的情感社会性的压制是字面的非人化。你看，因为反恐战争已经耗尽了效力，生物医学的精英们转而采取了更隐蔽的个人攻击路线。“近年来明显蔓延的恐惧状态……转化为对集体恐慌情况的真实需要，而疫情再次提供了理想的借口。”如果你不把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想象成一个德克萨斯州的好孩子，而是想象成一个海德格尔的神学院学生，你就会感觉到阿甘本是如何回应关于新冠疫情的公众评论的诉求的。 在阿甘本看来，封锁不是无能，且毫无准备的结果，也不是没有可行治理造成的危机，而是经过复杂的计算和制造的，目的是禁止社会的亲密关系和它对共识现实的危险。“在我看来，比这些措施所隐含的对自由的限制更可悲的是，这些措施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退化。另一个人，不管他是谁，即使是他所爱的人，也不能接近或触摸，实际上我们和他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根据一些人的说法，这应该是一米，但根据所谓专家的最新建议，现在他们说应该是4.5米，而不是4米，这50厘米很有意思”。 隔离的特殊性，甚至是异常性，确实让社会福利和直接社交接触的产生了分离，但阿甘本和他的学派不能接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除了作为集中营里对身体的专制统治。所谓的专家们用他们花哨的数字破坏了仪式性触摸的为我们熟悉的直接性，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毫不奇怪，它涉及到机器。“很难不让人们联想到，他们最终创造的局面正是我们的领导人经常试图实现的……确保我们不再相互接触，不再谈论政治或文化……把我们推向单纯的数字信息交流，这样，只要有可能，机器就可以取代人与人之间的每一次接触。” 这一思路在2020年5月23日出版的《学生的安魂曲》（Requiem per gli studenti）中达到了高潮，其中阿甘本对社会在疫情条件下坚持下去的弹性（无论多么好或多么不幸）提出了一些想法。这位到处看到种族灭绝的架构而闻名的哲学家，有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清晰目的，即对在线研讨会有这样的说法。“那些同意——就像他们正在做的那样——服从远程信息学的新独裁统治并在网上开课的教授，完全等同于1931年宣誓效忠法西斯政权的大学教师……很可能一千人中只有十五人拒绝，但他们的名字一定会和那十五个没有宣誓的人一起被记住。”你们明白了吧。 尽管他夸夸其谈，但这些并不是一个老人的大脑死机时的不幸爆发；阿甘本的回应都是基于他对生物学和政治学之间关系的长期、连贯的理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尝试，以捍卫和恢复达尔文之前的人体概念。这是他与其他反动派的盟友关系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哲学生命政治学的基础，以及他的否定性的生命政治学与急需的肯定性的生命政治项目之间的核心区别。当他写道：“在所谓的新冠病毒流行之际，他们试图在意大利传播的恐慌的最不人道的后果之一是传染的想法本身”。很明显，他看到了真正的战线所在。生命在微观尺度上是交错和相互依存的，共生和寄生是生命本身的条件，而且，最具有破坏性的是，这些过程的进行并不考虑社会仪式组织它们的力量，对阿甘本来说，这是对作为一个人体生命的意义在宇宙中不可容忍的定义。对他来说，传染是教会的事，而不是它的世俗赝品——国家的事。 在《论传染》和《对瘟疫的反思》中，阿甘本提供了一些实用的建议，说明调解它的社会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疫情。他向我们指出的今天的模式是1576年摧毁米兰的瘟疫，结果和你预期的一样好。感染的微生物理论？白血球的功能？不，谢谢。也许从那时起就没有发现任何与缓解瘟疫有关的科学知识，因为对他来说，科学本身才是真正的目标。他在《一个问题》（Unadomanda）中澄清了这一点，他在其中指出了新冠疫情的伦理和政治复杂性的真正来源，以及为什么 "将人类与野蛮分开的门槛已经被跨越了"。他发现，这是由于 "教会首先使自己成为科学的婢女，而科学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真正宗教，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其最基本的原则。教会在一个自称为方济各的教皇领导下，已经忘记了方济各拥抱麻风病人"（重点是我的）。一旦教皇将对生死问题的最终权力放弃给世俗科学的假冒王国，那么从日心说到达尔文到奥斯威辛再到新冠疫情的封锁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保证？ 通过知性规划的专业壮举，阿甘本在“精神”生命和生物生命之间糟糕的概念划分中发现了这种挪用的基本效果，这听起来非常类似于zoe对抗bios的政治神学所依赖的二分法。这种自我挫败的手法让他完全变成了一个偏执狂，让他为一个没有回头路的概念辩护和毫不犹豫地援引超自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现象的根源——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体验的统一性——总是不可分割的身体和精神——分割成两方面，一方面是一个纯粹的生命题，另一方面是情感和文化的生命。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证明了，大卫·凯利（DavidCayle）最近也在这里回顾了，现代医学要为这种分裂中负责任，这种分裂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是最大的抽象。我很清楚，这种抽象在现代科学中通过医疗装置得到了实现，它可以将身体维持在纯粹植物性的生命状态。 生命政治学的哲学滥觞于何处呢？哲学（尤其是大陆哲学）对现实的复仇需要与“达尔文”对微生物学、生态学、共生关系和我们自己的灵性的理解达成一种早该达成的和解，甚至以牺牲文本优先权和不可言说的符号传统为代价——所有这些现实都是阿甘本代表他包罗万象的后结构主义中世纪主义而坚决拒绝的。我们需要一种根本不同的方法。 他有争议的论点是，疫情是一个类似于国家实施普遍的集中营条件的骗局，其基础是将人降级为被剥夺了神性的单纯的生物动物，这使他和相关的政治哲学方法受到怀疑。阿甘本呼吁“拒绝现代性，拥抱传统”的基础是对物种的生物现实的政治神学敌意，这使他与全球反口罩、反隔离、反科学的民粹主义运动如出一辙，这些运动在许多西方国家的蔓延恰恰延长了危机。 他不是在捍卫生命，他是在拒绝生命。问题是阿甘本在过去几十年中所依附的哲学传统有多少也需要被悬置。那么，如何处理阿甘本一生研究的人工产品？这是一个传统主义的、文化主义的、局部嵌入的教条的大厦，保护事物的仪式性意义，反对这种现实的意图明确暴露出来：就像南方传教士的挑衅性独白一样，他悲伤、庄严的理论作为一种哥特式的政治文学，不可否认是美丽的，也许应该只作为这种文学来阅读。 请私信微博：黄金狗1九71 赞赏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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