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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国民党高官滞留在港的家属，在东江纵队的营救下，转移到安全地带，其中就包括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 1942年1月中旬，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接到一项任务：打听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的下落，并设法取得联系，将她转移到安全地带。 余汉谋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早在1938年，日军进攻广州前夕，余汉谋将夫人上官德贤疏散到香港，住在九龙。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英等国宣战，上官德贤被困在了香港。日军攻占香港后，无恶不作，哪怕是国民党高官及他们的家属，安全也得不到保障。1941年12月19日夜，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林庚白就在香港被日军枪杀。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要求东江纵队积极营救上官德贤。 然而，人海茫茫，从哪里入手呢？当时港九大队的队员黄清接到任务后，深入香港的各个地区，焦急地寻访上官德贤的下落，却好几天都没有线索。 黄清是一位很有观察力的战士，就在1942年1月下旬的某一天，他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挑着箩筐在新界行走，尽管箩筐做了掩饰，但细心的黄清还是发现箩筐里有大米和青菜。在兵荒马乱、物资匮乏的时期，居然还有白米和青菜？此人来头不小。细心的黄清一路跟踪，准备跟该男子打听。也凑巧，该男子路遇抢劫，这起劫案其实也给了黄清机会，他冲上前去，撂倒两个劫匪，解救了该男子。 线索就从这里打开了，黄清不仅心细，而且胆大，他在拒绝了该男子的金钱酬谢后，直接向对方挑明身份：“ 我是东江游击队队员，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们。“ 事实证明，黄清的冒险是对的。就在第三天，那位挑大米和青菜的男子就向黄清说：“我是余汉谋夫人的副官，姓陈，余夫人正被困在新界的沙田，具体就在何东楼。“ 在陈副官的引导下，黄清在何东楼见到了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上官德贤也表达了要赶快离开香港、转移到第七战区部队控制地带的愿望。 营救对象找到了，然而，一切没那么简单。营救的不只是人，还有一百多担行李物资，在这紧要关头，多一份东西就多一份风险，怎么办？ 东江纵队的战士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港九大队向手枪队队长刘黑仔布置了营救任务，刘黑仔又和黄清等人想出了营救方案。在取得上官德贤的同意后，决定将人和物分开撤离。物资这边，由港九大队出面雇佣挑夫将货物运到西贡沙角尾村，然后又在吉澳雇船运到西贡歧岭下。 货这边到了，人那边呢？黄清和几个手枪队员护送已经打扮成老百姓的余夫人一行，抵达沙角尾村，半日后到达歧岭下。人和货会合了，于是上船，但水上也有风险，因为有日军的巡逻艇。于是，港九大队派出护航的武装船，负责人是陈志贤。 出了香港，往惠阳方向走，惠阳那边情况如何？惠阳这边早就接到通知。东江纵队在惠阳的战士黄秀、钟生和丘荫棠等人一大早就来到小梅沙的海边接应。 据营救参与人丘荫棠回忆，他们与港九大队接头的信号是：对方的手电发出“两长一短”的电光，这边则发出“两短一长”的电光，惠阳这边发信号的是队员黄秀，黄秀是一名神枪手。 安全到了惠阳，惠阳方面决定由高老叶和陈光玉去连麻坑村雇人搬货。但问题又来了。连麻坑村人手不够，还是得将货分两批运走。当时的日军和伪军在这一带频繁扫荡，因此雇佣的人愈多，来回的次数愈多，风险就愈大。而避开意外的唯一选择就是：赶早。 货物方面，尤其要早。第一批货在凌晨二点就出发了，由钟生率领的步枪班护卫，沿着山路运到二十多公里之外的嶂顶村后，留下四名战士看守货物，其余的人回连麻坑村再运货。人这方面，早上五点吃饭，六点就出发。 六个多小时后，已经是中午时分，人已经到了嶂顶村；而紧接着，第二批货物也已经到了。就在第二批货物离开连麻坑村后不久，日军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进了该村扫荡。如果不是赶早运货，后果不堪想象。 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感慨地说：“你们游击队情报准确，行动敏捷、果断，所以能在敌人眼皮底下安然无恙。” 接下来，人和货继续出发，在嶂顶村又雇佣挑夫搬运货物。不料路上仍时有险情发生在走出嶂顶村后的当天黄昏，在离马栏头村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坡上，一行人遇到四个蒙面黑衣大汉，手里拿的是驳壳枪，意欲抢劫。 但颇具喜剧效果的是，匪徒笨得居然连枪的保险都没打开，而游击队员已经子弹上膛，打开枪保险严阵以待，惊慌失措的匪徒缴械投降。一审问，才知道他们是国民党的残兵游勇，而游击队员不杀俘虏，在经过一番教训后，将他们释放。 在田心小学的时候，东江纵队惠阳大队副大队长高健还真诚地向上官德贤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特意嘱咐大队医生治疗余夫人的脚伤。上官德贤很感激地说：“一路上，我看到贵军纪律严明，行动一致，对我们照顾周到，本人十分钦佩和感谢。” 几天后，在惠阳淡水镇十围村附近，黄秀认为已到达安全区域，于是向上官德贤告别，胜利完成了营救任务。得知夫人上官德贤被共产党的游击队成功营救后，余汉谋非常感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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