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庙与学校（四） 十 二 我在苏吕堡的祠堂里担任村办小学教师大约是在1970年前后，在那个全国“停课闹革命”的年月，是很难用一般标准来衡量一个乡村教师的水平和责任心的。没有教学大纲，没有课本，没有教学参考用书，没有作业本，没有课本，没有桌椅板凳，甚至没有粉笔和黑板。我之所以乐于任教白手起家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因为教书比干农活轻松得多喽，但也冒着“复辟十七年封资修教育”的危险。 村支书叫人抬来一张吃饭用的老式方桌做“集体课桌”，上课时围而坐之。我翻出一张知青用过的约莫两尺见方的软而可卷的小“语录牌”挂在板壁上充作黑板，又跑到旧州开后门找来十几支粉笔，还写了几张“毛主席语录”花花绿绿地贴在墙上。如此这般，一个家庙里的学校就算落成了。 校长、教师、工友均由我一人兼任，学校是“完小”，学生只八个。学生最大的16岁，说是来学认“工分本”免得吃亏；最小的4岁，说是送来“管水”免得下河洗澡出危险。 一个教师八个学生五个年级的学校在当时的中国算是一道风景。当然，经过努力，这个学校后来发展到三个教师近百名学生，为附近村寨所称羡，这是后话。 祠堂里只剩下四位知青，一男三女。他们打着赤脚每天出工干活非常辛苦，我则整天穿鞋着袜当教书先生俨然村里的上流人物。吃饭是不用发愁的——吃“转转饭”，即每天到学生家轮流吃“派饭”，家家待我为上宾。每天放学后，我便端坐在祠堂里装模作样地读书写字批改作业，专等学生来请吃饭，就像家庙里的一尊菩萨。这样说好像对村人不敬，但尊师重教是屯堡人的光荣传统。他们每家堂屋都置有神榜，神榜上的中心位置赫然写着的便是“天地国亲师位”。“天地”者，我解为“大自然”；“国”者，我读为“社稷”“国家”或“君王”；“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供奉的当然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但我认为，像我这样一个人教五个年级八个学生的教师也应忝列其中。 下乡知青在田间劳动 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有人笑我，说我在“大革文化命”的年月冒充教书先生混工分混饭吃还要企图在屯堡人家的神榜上占据一个位置，我真是含冤负屈了。我教书很认真，因认真而发愁。我愁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便是“教什么”?没有课本，上了这一节课下一节课怎么办?第二件便是“怎么教”?五个年级八个学生怎样组织教学?孔圣人提倡“有教无类”，但总不能不分差别地囫囵吞枣罢?“因材施教”才是正宗呀!发愁的第三件事便是怎样节约粉笔——那时，“文化正革命”，粉笔很紧缺。 我的这个教学法是，全校五个年级八个学生不分年级不分班级不分大小统一学习两门重要课程：一门是识字认工分本，另一门是珠算加四则运算，为的是算工分本。两个月下来，教学成果显著，我的学生绝大部分都会认工分本都会算工分本，记分员和小队会计再也搞不了鬼做不成手脚了。随着学生增多，这个伟大成果日益扩大，学生家长视我为神人而小队会计视我为仇人。不管怎样，这是我对苏吕堡的伟大贡献了。 除了以上两门主要课程，还有三门次要课程：一门是唱歌，过去城北民小黑静芸老师教唱的“掐一枝柳条儿呀，做一个口笛儿呀”等等派上了用场；第二门是讲故事，“程门立雪”“凿壁偷光”“孔融让梨”等“封资修”故事在无天管无地收天高皇帝远的屯堡家庙里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当然还讲历史和神话故事。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我敢说，我是一个出色的“故事大王”，而我的学生在当时的同龄人中可以算得上知识渊博的农家少年。他们能有我这么个会吹牛的老师是幸运的，他们坐在昏暗的家庙里睁大了眼睛听我讲山外的故事，讲祖先的故事，讲外国的故事。我真感谢他们，我的表现欲望借此得到了满足，我的孤寂心灵借此得到了抚慰。第三门辅助课程是讲诗词，当然是我能熟背而又适合于少年儿童的“千家诗”之类。在武斗枪声和造反口号遍于天下的时候，我的学生坐在他们自己的家庙里朗读“春眠不觉晓”，背诵“床前明月光”，默写“两个黄鹂鸣翠柳”……我认为我一手制作了一道杰出的文化风光，这风光有点怪异但很明丽。 我的学生多起来了，村里加派了原先老苏老师的儿子苏腾起(乳名“老母猪”)与我一同任教，家庙里充满了文化的气息。但教科书一直发不下来。我的小学老师教过我的内容我都依靠记忆教给我的学生了，似乎找不到新的教学内容了。于是我就给学生上俄语课。我曾学习过六年俄语，发音不错，还曾与“苏联朋友”通过信。我借教俄语来满足我的“俄罗斯文学情结”。当一种怪异的语言及其怪异的语音在屯堡家庙里响起的时候，路过学校的村民们惊呆了。后来他们知道这是老师在教他们的孩子说外国话时，他们感激得热泪盈眶。他们说：“这个老师呀，学问实在是大得很啦!” 我的学生对我都很尊敬甚至可以说是都很崇拜。他们学习我说话的“城里人”口气，模仿我走路的姿势，像我一样把指甲剪光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像我一样把衬衣扎在裤子里——尽管他们没有皮带也没有西裤。我无师自通地使用“马卡连柯教育法”来教育我的学生，我坚信在我的学生中不会出现有害于社会的人。 我的学生都记得我的生日。在我离开苏吕堡“参加工作”后的某一天，我接到了二十七封来信，都是我的学生写来的，写的都是同一个内容——祝老师生日快乐! 是的，我很快乐! 十 三 大串联仍凭惯性在继续，但是老在外面漂起也不是个事情，于是在外串联的苏吕堡知青陆续返回了安顺，但一时又回不了农村，就在城里浪着。家境好的可以在家吃闲饭，反正大家都在混青春。我的家境不好，只好四处找零工做。我冒充过五级木工到011系统干活，冒充过剃头匠到乡场上练摊，还当过“名副其实”的苦力进抬班到幺铺602库工地抬预制板上墙……在那些日子里，我真正读懂了高尔基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在602库建筑工地，每天黄昏时，石匠们的闷炮把天边的夕阳震成一片血红。炮声一停，悲凉的抬班号子骤然响起，巨石的重量通过抬杠压上了我和同伴们的肩膀，我们呐喊着负重而行。这就是我的青春，我的青春真的很有重量。 但是，干这些活路实在太辛苦，也并非我的长项。 下乡知青在老林工的指导下干活 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后来，听说普定化处胡家弯需要两个村办小学教师，我决计到那里去试试运气。 大约是在1968年夏天的一个晴朗日子，我与一个返城的苏吕堡知青一起到胡家弯去谋职。是坐火车去的，晚九点左右从安顺发车，是慢车。途经幺铺、乌速龙、黄桶三个站，到化处站下车时已是次日凌晨。 说起来丢人，我们没有钱买车票，是混车去的。那时对这段铁路实行军管的部队是41师，“观点”属“411派”。我和那位姓王的知青自认为也是“411派”，因此混车应属安全。当时，从安顺站到化处站的客票价仅为五毛钱。连五毛钱的车票都买不起，可见我们已迹近丐帮。 前已说过，我在胡家弯教书在前，返苏吕堡教书在后，我之所以把胡家弯的这段生活写在本文的最后章节，是因为我认为这段生活在我的一生中意义重大，也更加切合《庙与学校》的题意。 那时我们不能返回苏吕堡，在城里也属“非法居留”，至少是“不当居留”。到胡家弯去没有人给我们出证明身份的介绍信，当时也没有“身份证”这个东西。于是我翻出了在安顺地区二中读书时的学生证，带上这过时学生证作为身份证明，勇敢地夜闯胡家弯。 说是“夜闯”，是因为我们从化处站下车赶到胡家弯敲开大队支书家的房门时已是半夜时分。 胡家弯的大队支书叫胡光奇，四十出头的样子，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员老兵，有哮喘病。到现在该有八十来岁了，不知他现在是否安好。 当夜胡支书披衣起床，没有责怪我们半夜打扰。他说他们村确实需要老师，但要确实有学问，要确实教得好。只要教得好，家庭成分高点都可以，只要本人不是“四类分子”就行。他说现在难得请到好老师。 我把我旧时的学生证毕恭毕敬地呈送给他。他的女人把煤油灯抬来凑近他，他就眯起眼睛仔细察看我的学生证。他的女人也凑过来看。他说你又不识字看个哪样?女人说我看证件上的相片像不像人。他说好生生一个小伙子不像人像鬼?女人说照片上的人没有本人好看。胡支书鼓了女人一眼，又看了我半天，笑了! 这时我看清了那女人的模样，约莫三十出头，高大、丰满，留短发，穿蓝布“父母装”，一看就是一个热心热肠的善良农妇。后来我知道她叫周大秀，是一个爱讲笑的好大嫂。 胡支书问我说你是高中毕业生?我说是的。又问我说你是安顺地区二中的学生?我说是的。他说他普定城里一亲戚家的娃娃也是安顺地区二中的学生，二中是个好学校。我说是的。这时，我突然想起了王鼎三校长和二中的“虹山读书小组”，心里生出了一丝忧伤。他狡猾地问了安顺二中的一些问题，最后证实了我是一件真货，说了声今晚在我家歇吧! 当夜我们就在支书家住下了。山里有夜鸟怪叫，离此不远的铁路上传来火车的长鸣。我就想，这火车原本是要把我载出大山去到遥远地方的，而现在它把我抛下了，抛在了一个叫胡家弯的山沟里，我梦想天堂，但它把我留在了人间。 我躺在用蜡染土布做的被面、散发着农家气息的被窝里，陌生、甜蜜而又忧伤。 当晨鸟的啼鸣把我叫醒的时候，当我走出支书家的木屋，在朝阳的映照下极目远眺的时候，我惊呆了…… 十 四 深夜进人胡家弯，是进人一个陌生的梦境。只觉得月华如水，深山如海，不知其深有几许，一切都在朦胧之中。偶尔传来的一声火车长鸣，使人想起的不是火车，而是夜航的海轮在划破山的波涛和水的月光。在月光的浸润下，山寨的树木房舍都成了海底的景物，如苏东坡夜游承天寺时说竹柏之类均幻化为水中藻荇之属。 清晨，从大队支书家出来，神清气爽，眼前一亮，一切变得鲜明，不再是朦胧的海底，而是五彩明丽的山峦。首先触动我的，是各种各样的声音：有山鸟的婉转，有水牛的震动山谷的美声，有狗们的莫名其妙的欢叫，有舂碓推磨的声响，有生产队催促社员出工的断断续续的吆喝…… 晨雾散尽之后，炊烟摇曳多姿，显得更加明朗而多情，炫耀着山寨的生机。这时阳光由乳黄变成了金黄，映照出山寨的全景。胡家弯坐落在一个山槽里，东面、西面和南面的坡地上全是绿油油的一片，其间杂着白色的花儿——那是麦苗间杂着蚕豆。绿色和白色的底块把山寨的青色瓦面映衬得十分滋润、明净。北面是一个由南向北低缓而下的山坡，一条小路从这里通往不远处的化处场坝。 最引人注目的是东面的山，此山名为“双凤”。双凤山上有座古庙,我把它叫做“双凤山寺”。我沿着不甚规整的石阶登山，信步走到庙前。这座庙虽已衰败，但一眼就可看出它曾经的恢宏。带路的老人说，此庙在过去香火十分鼎盛，法事十分频繁。后来破除迷信，僧人及佛像均不知所踪，倒是政府在庙里办起了农中。 山门前面是一片平展的空地，空地上有五棵具有参天气势的白果树，此即世界珍稀乔木“银杏”是也。这些银杏树想必已经很有些年岁了，高可四五丈，需数人牵手才能合围；其冠盖如巨伞，呈郁郁葱葱的景象。树干上钉有铁钉，缠以令人心悸的红布条。有人说普定是个出精出怪的地方，想必这几棵巨树早已成精成怪了罢?乡人告诉我，这些白果树有“公母”之分，“公树”曾化为俊男上云南嫖过婆娘，“母树”亦曾变成美女去蛊惑过有钱人家的贵公子。听到这里我不禁抬头仰望，只觉得这些巨大的怪树在冲我发笑。山风吹起，树叶沙沙作响，向我传递着神秘的暗语。今后，这几棵白果树将在我的教书生涯中频频作怪，这是后话了。 “双凤山寺”门口古银杏 孙守红 摄 进得庙去，空空如也，好大一个所在呀!除偶尔响起的一声鸟叫外便是足音传响，静得叫人心里发虚。只见殿宇高朗空阔，无论是石工还是木作均十分精细，用料也十分讲究。二进天井很是平阔，全用打琢过的石料铺就，其平整度经得起水平仪的检测，且十分洁净；我想，穿件白衬衫在上面打滚也不会弄脏。天井中有棵桂花树，不知是金桂还是银桂；中秋时节，这庙里充盈着桂花的香气。 走过天井，拾级而上，便是带路老者所说的“玉皇阁遗址”。说是“遗址”，是因为这个名为“玉皇阁”的依山而建的皇皇殿宇在建国前不幸毁于匪乱兵火，只留下高大的石柱石拱印证着往日的辉煌，颇有点“圆明园遗址”的韵味；所谓“废墟文化”，此为一例。而今，眼前的这片废墟杂树乱长，横七竖八；杂草丛生，没人膝盖，使人疑心其中藏有怪蛇与野狐。据说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先生赴昆明途中曾到此处考察与写生，他应当不虚此行。据安顺贤达邓克贤先生说，二十世纪90年代初他曾陪同闻一多之子、我国著名书画家闻立鹏教授在安顺考察，不知立鹏先生是否到过胡家弯的玉皇阁遗址。 玉皇阁、“双凤山寺”残存三根石柱 孙守红 摄 当年曾在“双凤山寺”读过书的农中学生真是有福气，而最有福气的则是我，因为胡家弯的村办小学就设在这个庙里，正所谓“学校在庙里”；而我，则将成为这个学校的教师，或者，应当称为这个败庙的“住持”了? 这里，应当是旧时书生进京赶考途中歇脚的地方，应当是发生《西厢记》一类爱情故事的地方，应当是蒲松龄谈鬼说狐的地方，应当是落难书生刻苦读书的地方，应当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地方。 议定每个学年每个教师120块钱的工资，每月仅10块。说是“议定”，实际上是胡家弯生产大队单方面决定，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时节百业凋零，读书人值不了几个钱。好在每月除10块钱外，我们每天吃“转转饭”，即由学生轮流安排“派饭”，实际上我们已沦为乞丐。回头想想，那时农民的工分值很低，有的地方一个农民一天劳作还挣不了一毛钱哩!人民群众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应当与父母共命运，我们应该满足了。更何况，在这个学校里，或者说在这个庙里头，我能够寻觅闻一多先生的足迹，能够嗅到闻一多先生大烟斗的气味，而且，还能够遭逢一些离奇之事呢! 是的，我该满足了! · 作者简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