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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散原创】孙代文作品 | 那里,曾经是多么想逃离

 梅雨墨香 20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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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老李时,他正在农村老家。旧的土坯房已经拆了,新建的是青砖砌的老式四合院,古色古香的,立在青山绿水间,相互映衬,十分谐和。一看就知道是请专业人士设计的。“开农家乐吗?”我问他。他说:“自己住。”

“你看这里,多好。”他领着我屋前屋后地参观,“水泥路一直通到家门口,到镇上不要十分钟,到县城是高速,半个小时。有山山不高,有水又不怕淹。田在门口,菜园在旁边。无污染,无噪音。养老休闲比城里强十倍百倍!”

老李的话纯属白描,没有半点儿夸张。他似乎全然忘了他们兄妹四人当初费了怎样的劲儿,几乎实践了农村人将“农业户口”变成“非农业户口”的所有路径,招工,招干,买户口,考学,历经艰难,才依次逃离了这“万恶”的地方。

“非农业户口”是官方语言,民间管它叫“吃商品粮的”。到了找对象的年龄,“吃商品粮的”,曾经是我给对方设定的充要条件:是,而且必须是。用现在的话讲,那是不能动摇的底线。

之所以设定这个底线,是把别人之“覆”当作自己之“鉴”,不想重蹈覆辙。

我有两个毕业于武汉大学的老师。一个是读初三时的学校教导主任,一个是读高中时的历史老师,都是60年代初大学毕业主动要求进山奉献的外地人。教导主任教俄语,学生高考能考100分满分;历史老师不仅教历史,还教过我们一段时间的语文。两人的学历、能力都是响当当的。

在镇上读初三时,每个星期六中午放学后我都是步行回家,经常会跟教导主任一起走。他家在隔壁村,爱人、孩子都在农村。教导主任回家从我们村里经过,比我还远五六里路。两人边走边聊天,十五里路要走两个小时。高中历史老师的家安在学校,在学生宿舍旁边,下课几分钟就能回家。但老师的家属没有正式工作,有两个孩子,老师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四个人,不比一个地道农村的家庭好到哪里去。

那时,在教过我的老师和我认识的人中,有不少都是这样的“半边户”。两口子,一个人是农业户口,一个人是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大都是男人,吃商品粮,拿国家工资,无论是旱是涝,是丰是歉,都按月领工资。但人如同一只候鸟,一到假期,就急里忙慌地飞回农村的家;一到上班时节,又急里忙慌地飞回到单位。农业户口的,大都是女人,在农村当农民,无论是寒是暑,是雨是雪,都要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靠劳动挣工分来分钱分粮。分多分少,要看自己工分的多少,看老天爷的脸色,看队里的收成。年轻力壮的男劳力一天能挣十分,女劳力,正值盛年的,一天也只能挣八分。遇到好年景,生产队效益高,工分值钱,皆大欢喜;遇到歹年景,队里效益低,工分不值钱,“半边户”就会雪上加霜。最操心受罪的,当然是女人,往往是田里家里、白里夜里、雨里雪里、寒里暑里,既做女人,也当男人。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家里劳力少,工分少,不仅分到的粮食不够吃,往往还是队里的欠款户;联产承包责任制户后,家里劳力还是少,一到农忙时节,女人在家里急,男人在单位急,都是热锅上的蚂蚁。

困住他们的,不是感情,不是金钱,不是距离,而是户口。户口就像一堵高墙,挡在“半边户”的面前。墙这边是农业户口,墙那边是非农业户口。从墙这边到墙那边,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有门有路,但不是大门大路,而是小门小路,窄而又窄。

在偏远的农村,能走进这个小门的,一是招工,二是招干,后来才有三,上大学。如果地处城镇郊区,还会有四,遇到工程建设征地,村里以出让土地为条件,征地单位给予双方认可的“农转非”指标,将符合条件的人的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叫做“地搭工”。

对农民来讲,招工也好,招干也好,“地搭工”也好,包括恢复高考之前的上大学,甚至当兵也好,村里审批、推荐是最重要的一关。村支书是土地爷、坐地神,一村人的命运都攥在他手里。高抬贵手,你生,心存歹念,你死。支书用手里的权力,把自己的、亲戚的、有关系的子女输送一个又一个,把别家的子女卡住一个又一个,一村的人恨得牙痒,却又无力翻天、奈何不得。放,他有理;卡,他也有理。有理还是无理,全在书记两张嘴皮。

1981年,我成了村里考上大学的第一人。拿着录取通知书到村里转户口,支部书记的脸阴得能下雨,不想签字盖章,说,考大学没经过村里同意,村里不能签字盖章。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我顿时不知所措。好在村会计懂得政策,给支书宣讲道,如今上大学不搞推荐,凭本事从学校直接考,村里没有权力阻拦。支书还是气鼓鼓的,不愿签。村会计以前是民办老师,代过我的课。他也不管支书的脸色,给我签了字,盖了章。从此,我才成了一个“吃商品粮的”人。为此,我爹一直教导我,你吃的是国家政策的饭。

户口也曾是一条横亘在学生中间的鸿沟。

在县一中上高中,学生来自全县。县城的学生与乡下的学生,“吃商品粮的”学生与不是吃商品粮的学生,尽管一个老师教,一间教室上课,关系却并不亲密,甚至互相瞧不上眼,天然地分成了不同的群体,县城的跟县城的纠结在一起,乡下的跟乡下的纠结在一起,“吃商品粮的”与“吃商品粮的”纠结在一起。那个时代的状态,似乎影响了大半生。尽管后来的交往会有交叉重叠,会有你来我往,只是生活成熟了大家的心态,那道裂缝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有一点,不管啥身份,啥户口,在学校食堂吃的饭是一样的:早晨是苞谷糁稀饭,中午是米饭,晚上是馒头。

在镇上读初中时则不一样。学生吃的粮食都是自己从家里带的,交大米的发大米票吃米饭,交玉米的发玉米票吃玉米饭。学生来自全镇各个村,有集镇的,有河边的,有半高山的,有高山的。集镇、河边、半高山产大米,那里的学生能吃米饭,高山只产玉米,那里的学生则只能吃玉米饭。高山的学生要吃大米饭,只能求着跟中低山和河边的学生换票。一校的学生,每个人家是哪儿的,不用介绍,全写在饭上。只有比熊猫还熊猫的极少数“吃商品粮的”人才可以既吃大米又吃玉米。他们大都是镇上干部的子女,家就在镇上,多数并不住校,也很少在学校吃饭。

不过,那时候懵懵懂懂的,似乎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些。认识到“吃商品粮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知道它不仅关乎自己的命运,也关乎子孙后代的命运,是成为成年人之后。那时,尽管一穷二白,一无所有,我还是给自己的那个她设定了一个底线条件:必须是“吃商品粮的”。我不想成为一个“半边户”,也不想重蹈“半边户”的覆辙。不光是不想自己辛苦,也不想自己的老婆孩子要靠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从土里刨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遇到“吃商品粮的”杨老师时,我才那样的义无反顾。

80年代中后期,一直死锁着的户口大门终于吱吱呀呀地松动起来。——可以出钱买户口了!刚开始,买一个“吃商品粮的”户口需要一两万块钱,慢慢地,降到七八千,再慢慢地,降到三五千。吃过了户口的苦才知道户口的甜。如果说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人生的四大喜事,能转户口,就是人生的第五大喜!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好多人,抢抓机遇,哪怕东挪西借,也要将农村户口买成“吃商品粮的”。县里为此而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据说,县里当年建开发区的钱主要就来自卖户口的钱。我认识一个老板,为了温暖员工、稳住员工,自己出钱给四五个人买了户口,花了好几万块钱。这笔钱如今不算啥,当年却是一笔了不得的巨款。要知道,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才只有几十块钱呢。县里还推出过一个典型:公安局分管户口的领导,经办了若干个农转非户口,没有违规给自己的家人亲人办过一例。

更为惊喜的是,从2004年1月1日开始,湖北省取消长期实行的严格区分农业与非农业的户籍制度,全面推行“湖北居民户口”制度,取消进城人口计划指标管理,放宽迁入城市投靠亲属的条件,改革省内大中专院校学生户口迁移办法,解决户口待定人员的户口迁移问题等。从那以后,我和老婆户口簿上个人信息一页上的那枚印章也由“非农业户口”变成了“湖北居民户口”。

十年之后的2014年,国家提出促进一亿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引导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三个“一亿人”有两个“一亿人”事关农民。他们可以与城镇户口的人平等地享受城镇公共服务。

政策的阳光普照民间,户口的墙渐渐地倒了。许多领域开始取消户口的限制,有的,虽未取消,也已形同虚设,几近于无。就是我在所在的小县城,城镇与乡村、本地与外地,子女入学早已没有了户口的差别对待。即使是一个户口仍然在农村的农村人,凭一张身份证,也可以在城镇买房、居住、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生活得自由自在。有意思的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有不少人像老李那样,主动地回到了那曾经想极力逃离的农村去,拆旧房,建新房,植花木,种菜蔬,颐养天年。

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看过的一幅漫画:两个鱼缸里的鱼都睁大了眼睛羡慕着对方的鱼缸,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跳进对方的鱼缸里,结果依旧又都睁大着眼睛羡慕对方的鱼缸,似乎都忘了对方的鱼缸曾经就是自己的鱼缸。

人,或许就是鱼缸里的鱼。只是,今天的鱼已不是昨天的鱼,今天的缸也不是昨天的缸。


作者简介:孙代文,湖北保康县人,出版《使命——一位教育局长的工作回顾》,在《经济日报》《羊城晚报》《西部散文选刊(原创版)》《南国文学》《百姓作家》《东方散文》《湖北教育》等发表散文20余万字,作品收入多种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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