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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wjz@sumg.com.cn 本文借鉴灾难的组织社会学视角，考察由灾民、救援者、志愿者等构成的灾后应急群体的数字实践。研究从互联网辅助的现实连接、创造的虚拟连接，以及沟通的虚拟—现实连接三大视角切入，提出灾后应急群体的三类数字实践：激活社会网络、提供意义阐释，融汇一手信息、辅助救援实践，连通供求资源、沟通公私空间。研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灾后救援和灾难传播的路径创新和模式转型。 灾难打破了日常秩序，从而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混乱，使得过往的生活经验无法为未来提供准确预测。而传播是削减不确定性的手段，是灾难情境中古老而自发的人类行为。在大众媒体时代，传媒是灾区和非灾区民众的信息中介；记者通过现场采访，将“远方的苦难”传递给读者或观众。进入网络时代后，灾民得以直接发布一手信息与公众互动。从2001年“9·11”事件的个人主页（Schneider & Foot， 2002），到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个人博客（Liu et al.， 2008），再到2005年伦敦暴恐事件的图片网站（Palen & Liu， 2007）和卡特里娜飓风的分类论坛（Procopio & Procopio， 2007），以至2007年美国加州山火中的脸书小组（Palen et al.， 2010）、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微博超话（Zhao et al.， 2020）、2021年河南洪水中的多人在线文档（腾讯，2021）……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介入救灾实践。灾难传播的各类主体之间藉由网络生产现实连接（如救援者—被救助者）、虚拟连接（如记者/发布者—受众）以及虚拟—现实相互转化的连接（如网民看到灾难报道赴灾区成为志愿者、救援者根据网上求助信息找到受难者），从而构成一个“虚实相间”的灾后应急群体（emergent response group）。 对于该群体而言，数字技术不仅仅具有“媒体”的一面，即信息属性和大众传播功能，更具有“社交”的一面，即社会连接属性和人际、群体、组织传播的功能。本文借鉴灾难的组织社会学视角（the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of disaster），将受灾者、救援者、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等灾难直接参与者视为一个松散的“灾后应急群体”，通过对国内外灾后应急反应中互联网研究相关文献的回顾，梳理该群体灾后应急反应中的数字实践，以为国内研究者和危机管理者所借鉴。 一、灾后应急群体：从组织社会学到组织传播学视角 在有人类社会之前，所有被称为灾难的事物都是这个星球上时刻发生的普通现象。只有当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灾难”才作为一种威胁人类脆弱生命的“异常”现象被发明出来。故此，美国灾难社会学家Quarantelli（1986：15）指出，“灾难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事件”。 二战以来，灾难的社会学研究逐渐形成两大模式——“命令—控制模式”（the command-and-control mode）和“应急反应模式”（the emergent response mode），分别对应了社会学研究的两大传统：社会心理学传统（social psychological tradition）和组织社会学传统（organizational sociological tradition）。前者假设灾后社会秩序崩溃本质上是个体问题；个体问题的加和产生了社会问题。只要通过社会控制消灭个体恐慌，就能从根本上控制社会失序。后者则将灾后造成的社会失序视为社会结构功能失常的后果，可以依赖复杂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既有结构、运作规则和内生调适能力，实现社会秩序的逐级复归（Brouillette & Quarantelli， 1971）。后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灾难的直接相关者，即与灾难产生直接行动性连接的个体，如受灾者、自救者、志愿者、官方救援人员等，考察他们构成的不同规模、不同正式程度的应急群体如何“采取非常规组织安排，将非常规资源和行动用于非常规性领域和任务”（Majchrzak et al.， 2007：150）；前者则不仅涵盖灾难直接相关者的心理认知和个体行动，也包括间接相关者——与灾难产生间接连接的个体，如灾难关注者、二次传播者等一般大众——在遥目“远方的苦难”时，藉由信息中介而实现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 与社会学不同，灾难传播研究长期以社会心理学和大众传播心理学为主导，关注大众传播对社会公众的普遍影响，如分析媒体报道内容（内容、情感、框架等）（Liu， 2009；闫岩，2017）、灾难传播路径（张玉川，吴建，2008）、危机传播规律（高雁，2014；Yan & Bissell， 2018）等，而很少从组织传播或群体传播视角出发，考察灾难直接相关者在危机情境下的组织传播和群体传播行为。实际上，这两类公众的灾难传播行为差异巨大：间接相关者对灾难传播是信息型需求，主要关注受灾情况、救灾措施、原因分析、事件反思、责任追溯等信息；直接相关者的需求则是生存型需求，需要形势预测、求助热线、避险指南、防护指导、寻人启事等信息。间接相关者的行为可以通过实时调查、田野观察或田野实验等方式测度，但直接相关者的行为既难以还原，又难以在分秒必争的救援现场实时收集。这使得对灾难间接相关者的研究一直依赖案例分析、回溯性访谈等研究方法开展个案研究（Beck & Plowman，2014；Sellnow， Seeger & Ulmer， 2002；Tierney & Trainor， 2004）。直到互联网出现以后，灾难中各类主体的在线行为都能被及时记录、保存、挖掘和分析，灾难直接相关者的研究才日益兴盛。 前互联网时代的应急群体具有高度地方性（localization）的特点，即高度依赖地方领袖（local leadership）和乡贤（key people），利用当地条件，动员当地民众，团结当地组织，形成以社区为基础的应急小组（community-based emergent response group）（Toppenberg-Pejcic et al.， 2019）。数字技术的出现极大改变了灾后应急群体的人员范围和行动模式，使得“志愿活动不必与特定时空相绑定”（McLennan， Whittaker， & Handmer， 2016：2037）。那些上传一手信息的“实地观察者”（on-the-ground observer）提供海量的、充满细节的灾难信息，由全国乃至全球的志愿者通过数据挖掘、交叉验证和二次分发，形成具备真实性、权威性和指导性的灾情信息库，进而通过广大网民的集体关注或专业人士的内部传播，转化为间接或直接的救灾指引。这种将大众信息（crowdsource）优化共享的自愿活动被称为数字志愿主义（digital volunteerism）（Whittaker， McLennan， & Handmer， 2015：364）。 二、灾后应急群体中的三类数字实践 综合既有文献，本文将受灾者、救援者、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等灾难直接参与者视为一个松散的“灾后应急群体”，将该群体灾后应对和救援行动中的数字实践，按其虚拟/现实程度分为三类：互联网辅助的现实连接、互联网创造的虚拟连接、互联网沟通的虚拟—现实连接，分别对应三大功能：激活社会网络、提供意义阐释；融汇一手信息、辅助救援实践；连通供求资源、沟通公私空间。 1.灾民群体：激活社交网络，提供意义阐释 互联网便利了灾民自救，使得传统的、以空间地理为基础的社区自救更为迅速、便捷、顺畅。灾后自救是千百年来人类应对灾难的主要方式。自救活动以家庭、宗族、邻里、地方组织等为单位，完成救死、送医、吊唁、重建等一系列活动。直到二战后，国家作为灾难救援主体的“命令—控制模式”才成为现代社会灾难应急反应的主流范式（Quarantelli， 1987）。即便如此，灾后第一时间应急反应的主体依旧是灾民本身。1953年美国密苏里州飓风后3—4小时中，当地居民在几乎没有正式机构援助的情况下，自发救出七成左右的伤亡人员并送医；1954年美国墨西哥州大洪水期间撤离的四万名灾民中，仅有4.7%接受官方组织援助；1957年美国阿肯萨州飓风中，只有2%的灾民去往政府组织的救援点（Quarantelli， 1960）；1980年意大利地震中，97%的伤者由当地群众徒手和用铁铲解救并送医（见赵延东，2011）。即便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当地民众依然是灾后自救的主要力量。1999年土耳其马尔马拉大地震中，34%的民众在灾后第一时间依赖家庭成员、邻居自救，只有10.3%的人提及政府救援；2001年纽约“9·11”事件发生后，纽约的船夫自发组织将人员从曼哈顿岛撤离，周围居民自发提供住所、衣物、毯子、食物；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斯里兰卡和泰国的民众在灾后一两天内完全依靠当地和临近地区的居民互助（见Tierney， Lindell， & Perry， 2001；Twigg & Mosel， 2017）。赵延东（2011）对汶川地震灾民的一项调查发现，曾有被困废墟经历的130人中，94%被亲戚、邻居和周围群众所解救，只有很少比例由外部救援人员解救，其中，被解放军救出的约占3%，被志愿者救出的占2.5%。类似自救案例在天灾人祸中一再出现，这表明，人们夸大了现代性对传统血缘和人际纽带的冲击，夸大了“社会保护功能如何从家庭完全转移到了大型社会组织”（Quarantelli， 1960：73）。 数字技术便利了熟人社交，使得人们可以在灾后交通中断、家园破碎，甚至亲人失散的情况下，通过电话、网络、社交媒体，尽快恢复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得心理上的确定感。一项对卡特里娜飓风后在线论坛使用行为的调查显示，灾民网络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激活社交网络，包括家人（59%）、朋友（79%）、邻居（31%）和校友（25%）；其中半数用户（46%）会激活自己一年以上没有联系的弱关系网络，且受灾程度越深的灾民越倾向于激活弱关系网络（Procopio & Procopio， 2007）。社会依附模式（the social attachment model）对此的解释是，人们通过对熟悉的人和物的依附而产生确定感（Mawson， 2005）。在面临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时，人们倾向在地理性、社会性、权力性等层面维持灾前的社会关系，而不是通过破坏、掠夺、逃跑等行为破坏这种关系，从而在对熟悉事物的依赖中重获确定性（Jacob et al.， 2008）。 社会关系的复归直接影响灾时救援和灾后重建。美国灾难社会学家卢索·戴恩斯指出，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延续的，不因一场灾难而断裂（Dynes， 1994）。那些日常情境中重要的社会单元和行动规则，在灾难语境下也同样重要。在1953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和密歇根州的两场龙卷风中，灾民寻求援助的等级（the hierarchy of assistance seeking）遵循非正式到正式、亲密到陌生的顺序（Rosow， 1977），按喜好度和亲近度从高到低排序，分别为亲人友人、自己所属的组织（如教会、单位、趣缘群体）、社区成员（如邻居、熟人），最后才是正式组织。其中，正式组织也按熟悉程度排序，从熟悉的组织如地方广播电台、警察局、福利机构开始，最后才是专门救灾机构，如红十字会、民政部门等。在2008年的两起美国校园枪击案中，学生们在脸书上建立了专门的讨论组，其最迫切的在线行动是寻找亲人或确认亲人安全，随后才是对遇难者的哀悼，之后才衍生出其他功能，如解决问题、表达同情、形成灾后行动指南等。换言之，对灾民群体而言，数字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在灾后第一时间发挥了组织传播的“社交”功能，而不是大众传播的“媒体功能”（Palen & Vieweg， 2008）。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互联网将具有共同经历的人连接起来，形成共享的意义阐释（sensemaking）（Weick， 1993）。所谓意义阐释，简单说就是解释当前情况。该理论假设“个体无法完整了解现实，必须依靠群体的共同努力才能从混沌中阐释出意义”（Heverin & Zach， 2012：44）。这一“共同努力”包括两个方面：过往的共同经验或当下的共同意见。灾难破坏了个体依据过往的共同经验阐释现实的可能，使其只能依赖当下的群体共识来回答“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和“如何才能重建秩序”的问题（Weick， 1993：634）。在灾难期间或灾后的巨大恐慌之中，一旦组织解体，组织规则便失去约束力，个体便会听凭本能行事，不再考虑别人的安危，从而带来不可控的行动后果。意义阐释则是一个从混乱中获取意义的过程，是人们从“没有焦点的问题、乱成一团的答案和艰难妥协的共识”中形成的最大公约数（Weick， 1993：636）。经由网络重建社会联系的灾民能够迅速获得群体感——多数是回归既有群体，少数是寻找和建立新群体，进而通过群体互动形成共同认可的意义阐释——比如，灾难起源是天灾、神怒，还是人祸？当前的情况是局部灾难还是地球末日？解决方案是弃城逃离还是原地待救？有效的意义阐释能够稳定灾民的身份纽带，使其仍受灾前社会身份和既有公序良俗的约束，而不至于陷入恐慌、谣言、劫掠、盲目行动等恶化既有处境的行为之中。 2.民间社会：融汇一手信息，辅助救援实践 与传统的救灾活动相比，互联网以其广泛的连接性，将原本仅局限于专业组织的“灾情分析小组”和流散于民间的小道消息与谣言系统整合，成为一个向公众开放的灾难信息汇总、分发和共享系统（Whittaker et. al.， 2015）。灾民、数字志愿者、救援者、大众……同时接入这一网络，催生出新的灾难信息传播模式。 传统救援实践中，普通人可以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有二，一是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二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但大众媒体作为一种从事新闻报道的社会组织，恰恰是危机的冲击对象。一方面，灾难干扰正常的媒体活动，使得常规新闻报道功能无法正常施行。如，卡特里娜飓风期间，飓风和洪水摧毁了新奥尔良电台和电视台大楼，令当地媒体无法正常开展新闻报道（Procopio & Procopio， 2007）；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期间，通讯光缆受到大面积破坏，电视、网络和通讯功能也一时无法恢复，当地民众无法正常收看收听由大众媒体提供的灾难报道（搜狐IT，2010）。另一方面，即使大众媒体能正常运作，其提供的一般性信息也无法满足灾民的具体要求。大众媒体提供的信息，如受灾情况、救灾措施、原因分析等只能满足一般大众的信息需求，而受灾民众的信息需求往往细化到具体的地理单位（如家庭、村民组、社区）和具体措施（如向谁提供救援、何处避险、撤离时间、撤离方案等）。此时，越是等级高的媒体（如全国性媒体、省级媒体）越不熟悉地方情况，提供的信息越缺乏针对性，也越不为灾民所用（Shklovski， Palen， & Sutton， 2008）。对卡特里娜飓风受灾民众的一项调查显示，灾民的互联网使用具有明显的地域连接性（geographic connection）特征。人们主要访问地方新闻网站（57%），依赖地方媒体（49%）和本地居民（30%）作为信源，参考地方性论坛信息规划撤离行动（75%）和发帖互动（54%）。其中，受灾程度与地域连接性程度显著相关：同轻度受灾地区的民众相比，中度和重度受灾地区民众更倾向于使用当地媒体（轻度38%，中度57%，重度58%）和访问当地论坛（轻度54%，中度73%，重度82%），却更少使用全国性媒体（轻度26%，中度17%，重度19%）（Procopio & Procopio， 2007）。 与大众媒体相比，互联网能够实现信息汇总、核验和筛选三类功能，直接服务于灾后应急群体的救灾实践。如前所述，大众媒体提供的一般性信息无法满足灾民的实际要求。因为灾情瞬息万变，官方和大众媒体不可能巨细无遗地获得各地灾情的一手材料，并随时动态更新。2007年美国南加州山火的一项研究显示，最攸关的灾后反应信息，如受灾地点、灾情更新、撤退路线、撤退计划、交通情况、沿途补给站等，都由当地民众以个人信源形式直接发布，进而通过主题网站、论坛专栏、主题贴、话题标签等方式，在论坛和网站上汇总、更新、互动、反馈。这种“回到地方”（going local）的信息交流策略使得“人们能够利用其他居民的知识做出关键决定”。这些非官方的“后备通道”为正式救援活动之外的非正式应急行动提供了技术保障（Palen et al.， 2010：2）。 当地居民——主要是灾民——自发完成信息生产后，信息场中自然分化出信息的二次加工者，包括信息验证者和信息中间人（information broker）（Hughes & Palen， 2012）。这两类信息活动互相融合。在线信息验证的两种主要方式是信息核验和身份核验。前者主要通过大量信息的交叉验证判别内容正误；后者则通过辅助性信息，如发帖人的地理位置、个体属性、媒介使用习惯等，推定其身份真伪（Sutton， 2010；Vieweg et al.， 2008）。与此同时，网友们通过对相关信息的转、赞、评，乃至二次创作和发布，构成了一种多点参与的、去中心化的信息评估机制。这其中既有专门的数字自愿者从事信息收集、筛选、汇总、验证和再分发，直接为救灾活动提供信息支持，也有大量旁观公众通过对话题的点击、围观、讨论和转发，将更重要、更迫切或更具冲击性的信息凸显出来，从而实现议程排序和二级把关（Singer， 2014）。动态更新的信息生产者、核验者和中介者不间断地在线活动，将社交媒体变为一个开放的广播网络（broadcast medium）（Hughes & Palen， 2012），弥补了大众媒体信息覆盖不全面、更新不及时、细节不准确等缺点，成为灾后救援的重要信息资源库。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由于这一信息资源库向全体网民敞开，所有关注灾难信息的民众便成为广义上的数字志愿者。他们的访问、点击、围观、讨论和转发都以一种“无形劳动”的方式，完成大众注意力资源的转移性分配（Singer， 2014），进而转为非实质的应急行动，如监督权力、问责失职、关注弱势群体、筹集善款和物资等。这种“由虚入实”的数字实践超越了虚拟的信息属性，使得在线行动转化为社会行动。这些声势浩大的围观和声援超越了传统灾后救援的地方性特征，使得灾难应急群体不再是有限人群的在地参与，而是与更广泛的社会行动和社会事件相勾连。 3.官民之间：连通供求资源，沟通公私空间 互联网不仅深化了现实连接（如激活既有社会网络）、创造出虚拟连接（如数字志愿者），更是虚拟与现实的交汇之所。Palen等（2010）从正式和非正式反应的角度，将灾难传播按参与主体划分为四类：（1）从正式组织到非正式组织的单向传播，如国家的救灾政策、指令、救援力量调配等；（2）传统的民间互助，如居民自救、居民与志愿者的对接、志愿组织之间的对接等；（3）从非正式组织到正式组织的反向传播，如民间救援需求的汇总；（4）以技术为中介的整合传播，即，在信息动态汇总的数字平台上，地方—中心—地方的传统传播模式和地方自决的分散决策模式相互融合的传播机制。其中，前三类活动都属于传统危机传播机制，求助和援助信息汇总到区域救援中心（如临时救援小队、村民组、社区或救灾指挥部），而后层层上报，统一决策；或者就地匹配，组织救援。这种地方—中心—地方的路径在理论上能够统一调配资源，实现救援的规划性和标准性；但实际上，由于灾情瞬息万变，救援中心做出的决策往往具有滞后性，更多的决策需要在分散的决策系统中，依靠临场决策和应急处置来解决。 随着互联网页、博客、地方网络论坛等媒介技术的使用，信息汇总的便利性提高、信息传输的速度加快，以技术为中介的整合传播逐渐凸显优势。在2007年美国南加州山火事件、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中，在线论坛（online forum）、分类网站（craigslist）、社区留言板（community-oriented bulletin board）等成为信息动态汇总、分发、匹配的平台，承载了当地民众寻找亲友、搜索信息（Sutton， Palen， & Shklovski， 2008）、共享情绪、组织自救（Qu et al.， 2009）等一系列需求。这些自发的民间行动作为官方行动的重要补充，在分散的、小规模的、在地化的层面上，实现了有效的灾后自救。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后，互联网沟通虚实的功能更为精准。Albris（2017）考察了2013年德国德累斯顿大洪水期间脸书上Fluthilfe Dresden（德累斯顿洪灾求助）在线小组，发现供需信息成为主导性信息，其中关于需求的帖子占41%，提供帮助/供应的帖子占27.5%，其他信息——如连接（呼吁读者扩散，4.7%）、报道（官方和非官方信息更新，11.4%）、建设（感恩别人的帮助，15.6%）等，都处于相对边缘位置。这表明，同在线论坛相比，社交媒体能够更有效地衔接供需双方，起到资源调配器的作用。2021年河南洪灾期间，在线文档作为资源调配器的作用更加直观。这个名为《待救援人员信息》的在线多人编辑文档，初始为求救人员信息汇总，1小时内出现信息核验者和信息中间人；从文档创建的第4小时开始，“可支援”信息出现，当地非正式组织，如图书馆、科技馆、饭店、KTV等开放所在空间作为避险地点；第7小时起，官方救援队和民间救援队信息接入网络，开始对接需求、展开救援；第10小时起，非正式组织的专业救助者，如医生群体开始提供线上问诊和心理咨询支持；第19小时起，其他非正式救援力量，如企业家、程序员入场。24小时内该文档更新了1800个模板，累计求助信息超过1000条（腾讯，2021）。危机期间社交媒体这种连接帮助需求方和供给方、连通线上和线下行动的机制不仅仅是“一个大型的信息中转站”（腾讯，2021），而且承担了实际资源对接功能的“总机”（Albris， 2017）。这一“总机机制”（switchboard mechanism）的核心参与人是灾难的涉事公众，次之才是社会大众；它将社交网络视为线上行为向线下行为转化的中介，而不仅仅是虚拟空间中信息共享和流动的渠道；这种转化支持自发的民间互助，更大的意义则是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间的连接纽带，是连通官方机构和公民参与的技术媒介。 在理论意义上，社交媒体作为“总机”的功能调和了二战以来灾后救援的两大范式。数千年来，官方赈灾和民间救济一向是人们抗灾度困的主要方式。二战以后，这两套救灾模式逐渐分化为两种救灾实践和研究传统，即以中心组织为核心的“命令—控制模式”和以地方行动为核心的“应急反应模式”。两大模式在理论上各擅胜场，但在实践却素难调和。其原因在于，官方救援活动虽然组织规范、行动专业，却难以广泛动员群众参与，也难以了解当地复杂微细的具体情况；民间组织和灾民自救虽然参与人数多、动员能力强，但往往分布零散、缺乏专业性，难以统筹调度；民间组织之间亦常有冲突，且常与官方救援相互掣肘（Boersma et al.， 2014）。在线社交网络同时实现了“触之细微、覆之广博”两大属性，将个体的、微观的供需与组织的、宏观的调配接入同一网络，使得各级社会力量——灾民、地方社会组织、民间志愿团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等，都在社交网络搭建的统一系统中及时更新各自行动，以共同体的姿态彼此守望，共度灾难。 三、结论与反思 传统的灾难传播研究存在重大众传播、轻组织传播，重媒体作为外在者、轻媒体作为参与者的研究倾向。本文参照灾难的组织社会学理论，考察互联网在灾后应急群体中的社交媒体在灾后应急反应中的功能。除了图1所示的三类功能之外，研究另有以下几点结论与反思： 首先，引入灾难应急群体的概念，区分直接相关者和间接相关者不同的灾后信息实践。对于未受危机直接影响的间接相关者而言，他们对危机的参与是一种公共导向的社会参与，主要出于信息、社交、共鸣和宣泄、公共利益等动机（薛可、余来辉、余明阳，2017），旨在通过舆论影响第三方——如权力机构、NGO组织、涉事者，使其施加干预或激发自救；而对于危机下的直接涉事公众而言，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生存导向的生命拯救行动，旨在通过信息分享、邻里互助、关系建立和维护，实现组织资源的再分配，从而度过危机。这里的资源既包括虚拟资源，如知识、信息、情感抚慰，也包括实际资源，如人员救助、物资交换、灾后安置等。过往研究往往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也常把前者的网络行为作为全体公众数字实践的代表。实际上，互联网对前者而言是一种虚拟的信息空间，对后者而言则是一种现实的组织传播介质。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灾后应急群体的数字实践。 其次，提出互联网对灾后应急群体的三种连接：现实连接、虚拟连接和虚拟—现实连接。对现实连接而言，网络并没有创造新的功能，而只是优化了长久以来就存在的灾后社会关系激活和集体意义构建的功能。就这一点而言，本文认为不应夸大新技术对传统人类自救行为的冲击，倡导承认既有社会关系网络对灾后社会复归的延续性力量，认可在线社交在激活弱关系网络、维护社会结构方面的辅助作用。就虚拟连接而言，网络盘活了此前只能“遥目”灾难的大众，创造出新的救援模式乃至救灾角色。就虚实沟通而言，互联网充当了调配虚拟资源和现实资源的“总机”，进而沟通地方和中心决策系统、协调官方和民间救援行动。这一新的灾后应急反应功能有助于推动二战以来两大救援模式——官方救援为主导的“命令—控制模式”与地方/民间主导的应急反应模式的融合。这是技术改变社会行动，改写社会活动范式、促进公共善（the public good）的切实体现（Shklovski et al.， 2008）。 当然，互联网在灾后应急反应中的应用也不无弊端。White等人（2009）指出，当前的在线社交是为非正式活动而设计，而不是为了正式工作而开发的。这一休闲软件并不足以作为专业的救灾基础设施投入应急应用。尤其在紧急的灾难环境下，社交媒体中的种种问题，如谣言、反转、情绪压盖理性、舆论指导救援等等，都削弱了网络信息的质量，使其难以作为一项主流工具被信赖、被依赖和被使用。再如，数字鸿沟、刻板印象、同情疲惫等问题，都会加剧建立在数字不平等基础上的生存鸿沟。 最后，强调数字实践的优点不应夸大其实际功用。数字技术仅仅是便利了灾后互助这一古老的人类行为，使其在信息搜寻、社会组织、资源调度方面出现新形式。在承认技术可能创造出新的社会缔结方式的同时，不应当夸大现代性对人类社会根本结构的冲击，夸大大型社会组织对血缘家庭、邻里社会、地理社区等社会单位基本功能的替代，夸大“异地网络”、跨地区甚至世界性的大共同体对“本地网络”和地方性的小共同体的压盖（王小章，王志强，2003）。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量数字技术能够辅助的工作，如求助信息更新、资源对接、人员调配等，都是灾后救援过程中最初的、最基础的工作。信息技术便利了普通人从事这些基础工作的条件，但灾难救援本身依旧主要依赖于科学、专业和技术，并且伴随着更为漫长的灾后重建、心理支持和社区复兴。没有任何技术捷径能够解决危机。灾难带给人们的无尽创伤，最终都需要在漫长的时光中，由无数沾满泪水、尘土和热血的平凡之手一一抚平。 （闫岩：《虚实相间：灾后应急群体的数字实践》，2021年第10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本期专题 | 数字新闻学引论 在这里，读懂转型中的中国新闻业 在这里，探讨新闻业的未来 在这里，进行深入而严肃的思考 在这里，关心新闻人自己的命运！ 帮助 订阅《新闻记者》其实很方便—— 您可以在邮局订阅，邮发代号：4-371，全年定价144元。 您也可以通过编辑部直接订阅，享受优惠价。订阅办法私信微信、微博小编，或电话021-228973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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