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起时装店，上海云裳公司——因唐瑛、陆小曼、张幼仪等沪上名媛，以及江小鹣、张禹九等风流名士，曾经一时风头无两。但是，这些个名媛名士，到底谁是捧场者谁是主事者，却至今说不明白。  文/周松芳
上海服饰从奇装到时尚，百货公司助力非凡，然百货店终归是百货店，真正点铁成金的还要靠时装店。而谈起时装店，上海云裳公司——因唐瑛、陆小曼、张幼仪等沪上名媛，以及江小鹣、张禹九等风流名士，曾经一时风头无两。但是，这些个名媛名士，到底谁是捧场者谁是主事者，却至今说不明白。偏偏各执一词的，都是大腕，有的还是亲历者。亲历者之言都不能让人信服，那真是奇了！ 唐瑛、陆小曼在云裳服装公司门口 南方都市报曾经刊发过相关讨论文章（2012年10月31日王蕾《张幼仪：一位自立自强的民国女性》），讨论的资源主要来自1965年台湾《传记文学》刊出的关于云裳公司创立过程的几篇文章，而集矢于谁是创立者的问题。荣天圻一方主唐瑛、陆小曼，主要通过陆小曼的堂弟陆效冰获知，谓唐瑛、江小鹣、张禹九等人筹备云裳公司时，适逢陆小曼加盟，唐、陆两大交际花无可争辩地成为台柱。而一代文豪梁实秋则以亲历者的身份坚定地认为，不仅没有陆小曼的份，而且主角也轮不到唐瑛，而是由张幼仪一手创设主持，说“张二小姐（幼仪）与徐志摩仳离后，因为寂寞，所以才开云裳公司”，并说“云裳开幕不久，我就偕内人前去订制外衣一件，张小姐引我们参观她的公司”。 另一位亲历者刘英士也主张幼仪，且说得更加煞有介事。说1926年初，张幼仪与七弟景秋、八弟禹九回国后，因添置新衣，结识南翔裁缝阿梅，后遂有意借助其裁缝天才设计制作新式装束，最后决定创办云裳公司。但又说张幼仪不是老板而只是经理装，并引了她的原话：“（云裳）是八弟和几个朋友(包括徐志摩在内)合作的小事业。”综合各家意见的结果是：刘英士所说的“云裳公司自始至终可以说是张二小姐一人的事业；其他一群朋友只是借此机会来表现一番(如江小鹣)，或帮忙助兴(如张三小姐和老七老八)，或出风头(如若干交际花)”。大抵不错。 云裳公司广告 博学多识的老前辈朱正先生，也采信此说，详见其2012年6月17日发表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鲁迅书信中的服装公司》。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 问题是，不管亲历与否，终归是几十年后的回忆文章——回忆绝对可靠吗？为什么当年的报章皆聚焦于唐瑛几只字不提张幼仪呢？从文献的角度看，回忆文章的可信度高得过当时的报章纪载吗？最关键的是，笔者翻检出了周瘦鹃作为云裳股东，亲与其事的即时纪录——《云想衣裳记》（《申报》1927年8月10日（农历七月十三）第12版），这一悬案，应该可以有定论了。周氏无论年齿（1895生）、地位（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均在梁实秋之上。梁氏1903年生，出道未几，虽与徐志摩等主办《新月》，至少称不上旗手与主将；新月派较之鸳鸯蝴蝶派已属后起，也绝没有后者曾经统领天下的气概。 周瘦鹃《云想衣裳记》 周氏文章非常明确说“创办者为名媛唐瑛、陆小曼二女士与徐志摩、宋春舫、张小鹣、张宇九、张景秋诸君子”，而“予与老友钱须弥、严独鹤、陈小蝶、蒋保厘、郑耀南、张珍侯诸子，亦附股作小股东焉”。如此一众人马，均不见张幼仪的影子。而其所述的开张典礼之别致盛大，也非亲历所不能为：“静安寺路爱巷（LOVE LANE）之口，有小肆临衢，晶窗内金阑灿然，作流云卷舒状，美乃无匹。檐牙之上，一市招亦金色，幕以零统断素缀合之织，斑斓如百衲衣。双星渡河（七夕）之后三日午后五时许，门前陈方案，一小郎立其上，周绕绛葩，环列玻盏，斟旨酒满之，有靓妆士女擎盏于手，相与致祝。小女郎展其苹果之靨，引手制彩绳，百衲之织应手落，市招上有两字涌现，则赫然云裳也。此特别之开幕典礼成，于是乎云裳公司遂与海上女士相见矣。任总招待者为唐瑛陆小曼二女士，交际社会中之南斗星北斗星也。”而在这种历史性的时刻，张幼仪仍然不见踪影，唐瑛陆小曼则展现了当然的主人姿态。而且在此后直到云裳易主的报章文章中，始终见不到张幼仪的影子。五年以后，李寓一总结此一时期的新装发展，说到云裳公司，“画家江小鹣、张辰伯诸子，均舍身其中，不惜承欢裙下，云裳公司，以是而彰著”。（《申报》1931年1月11日《新装五年来之一回顾》）如果张幼仪主其事，那就不应该说他的兄弟（张辰伯诸子）“承欢裙下”了。至此，云裳公司的悬案应该可以结束了。但梁实秋、刘英士为何作此忆述？倒真的是悬案了。 本文作者周松芳，文史学者，专栏作家。曾就读于中山大学，现居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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