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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严复的进化论存在四个方面的理论盲点：一是忽略生物进化论不能提供生物之间和猿人之间的过渡性化石，使得严复对进化论的功利主义认同大于理论家对既有理论的审视；二是对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三种突变现象的忽略，使得严复没有注意到自然界和人类文明创造的复杂性质对进化论的挑战；三是在区分“天演”和“人治”两个概念时，严复没有注意到“人类伦理何以可能”的主体创造性作为“人治”的本质规定，是不受“天演”之“力”制约的；四是中国近代，中华文明的衰落在于传统伦理对生命力和原创力的束缚，其崛起不在于依赖进化论的“物竞天择”，而在于创造性地建构中国能呵护生命力与原创力的现代伦理。 关键词：严复；进化；盲点；突变；原创 20世纪以降，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影响最大的历史观，当首推严复在《天演论》1中所阐明的带有自己理解和阐发的进化论。严复在《天演论》中倡导的“物竞天择”的进化观，并将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中国文明的强盛的必由之路联系起来，不仅促发了封建社会改良派的改良实践，对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也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重大变化，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禁锢，其历史意义和现代意义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由于20世纪中国的改良和革命实践一直没有走“中国现代文化原创”之路，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进行选择和徘徊，其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究竟是落实在物质发达上，还是精神强力及文化创造上，是一个没有被深入追问的理论性问题，从而在今天越来越暴露出“中国现代文化软实力”虚弱之病症。这就使“竞争成什么、用什么竞争”的问题比单纯“求竞争、求变化”的进化思想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构成了我们今天可以审视严复及其进化论理论之局限的“中国当代问题”坐标。也就是说，单纯的“求竞争、求变化”，并且是以西方为参照的“竞争”与“变化”，使中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不可能达到与西方国家对等的强盛状态。 严复的进化论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任天为治”和赫胥黎的“与天争胜”的糅合，并夹杂了中国的儒道思想，从而具有了“严复的进化论”的创新性质。但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科学局限为什么没有进入严复的思考范围?西方其他与进化论相关的理论资源为什么没得到严复的重视?严复以生物进化看待人类进化的“斯宾塞”式的视点是否能成立?中华文明的现代崛起是否必然依赖进化论?就成为否定主义看待严复进化论可能存在理论局限的几个基本问题。审视这些问题，也意味着对20世纪中国学者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看待和理解的“中国富强”以及对历史进步论的追随进行某种程度的认识纠偏。 一、“生物进化”的科学漏洞问题 应该说，严复进化论的原始理论基础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生物进化论”。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用大量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从而提出了生物进化学说。今天，很多学者都确信著名的进化图式所说明的动物演化过程：原始的单细胞微生物、多细胞微生物、海中低等生物、有壳生物、鱼类、两栖类、爬虫类、鸟类、哺乳类、灵长类、猿、人类。这样一个过程可以用生物界著名的“进化树”来指称：树根是低等的生物，而树干则是高等动物。严复在《天演论上·导言一·察变》中所阐释的“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达著《物种由来》一书，以考论世间动植物类所以繁殊之故……知有生之物，始于同，终于异……而万物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2，显然是赞同达尔文万物同宗而渐变的生物进化规律的。由于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学人其思想矛头所指是维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专制和西方的“上帝造人”之说，所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唤起中国人奋发图强，参与世界竞争，使中国跟上世界潮流，对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的进化论膜拜、认同、实践远大于对西方进化论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平等审视，当然这样就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观念批判和观念生产”的哲学家之位置，去分析西方进化论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严复对斯宾塞、赫胥黎在“任天”还是“任人”上的观念取舍，也就没有上升到对进化论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哲学上的漏洞之发现上来。虽然严复的时代距离今天已经百年有余，已经有更多的科学研究对进化论提出质疑，但在严复的时代，如果向中国人宣传进化论思想的意图或想抓住进化论这根稻草来拯救中国的心情不是那么急切的话，严复至少可以通过科学、哲学和宗教性追问发现“生物进化论”的以下问题： 达尔文认为生物进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到达尔文以及严复时代为止的科学考古，一直没有发现不同生物、动物进化之间的“中介性化石”，在“猿”向“人”过渡的中介环节，也没有任何化石可以证明其过程，这使得“渐进”一直具有猜想性或科学证据不足的问题。一百多年过去了，科学技术和考古研究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化石证明“猿”向“人”过渡的中介环节，也没有不同的生物过渡之间的“中介性化石”发现。如果按照进化论所设计的，人类作为动物最早是在海里面的鱼，然后上岸成为两栖动物，逐渐变成爬行动物，最后逐渐变成直立行走的动物，其中每一个发生重大变化的环节，其细节都应该由化石来证明，也就是说既应该有“猿”的化石和“人”的化石，也应该有“猿”向“人”过渡的化石，“渐进”、“渐变”的说服力才会更大，否则的话，人类就有理由怀疑人类的原初始祖是不是就是共同的祖先，也有理由设想不同的动植物之间、猿和人之间是不是会有各自的始祖。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詹腓力(PhillipJohnson)在《审判达尔文》(DarwinonTrial)一书中也认为：“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有机体，没有逐步进化的任何迹象……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哪怕过了几百万年，不管气候环境如何变化。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成立，这些条件本应该引起物种的巨大变化。”由唐纳德·乔汉森在东非大裂谷发现的“露西”，曾被认为是早已消失的人和猿的共同祖先，但现在科学家已经鉴定其为一种绝种的猿，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跟人没有关系。这也意味着可能植物有植物的起源，动物有动物起源，而不同的动物可能会有不同的起源。而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有他自己的起源、原初形态，不一定是通过进化过程共同起源于一个始祖、一种生物。这个问题还可以和外星人联系起来思考：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他们是否与地球人是一个始祖，还是有自己的始祖?或者外星人是地球上人类的始祖?答案在某种意义上是肯定的话，进化论的科学性就会遭到质疑甚至颠覆。 显然，译《天演论》时的严复，由于对进化论喜之心切，对生物自然进化本身可能存在的实证性欠缺以及由此昭示的理论问题没有注意。这反映出严复是以翻译家和西方理论传播者的身份出现的，而不是以理论家尤其是中国现代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古今中外的共同现象是：作为一个理论家，对前人的理论哪怕自己再赞同，都应该持审视和批评的态度。这是因为一个理论家首先必须有自己的理论问题。自己的理论问题不是产生于“用他人和前人的理论看待世界”，而是用自己发现的问题挑战前人和他人的理论。这样的问题必然会对不同于自己的理论问题产生的理论持批判改造的态度，而这样的态度必然就会生成对自己信奉的理论的局限进行分析和发现的实践。马克思对黑格尔、费希特、谢林、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批判是出于自己发现的“劳动异化”问题，阿多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理论的批判是因为对“理性异化”的不同认识所致，儒家哲学对法家、墨家哲学的批判也是因为孔子由自己的“礼崩乐坏”伦理问题所致。由于严复是直接以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世界与中国，并由这样的看待得出中国缺乏“争自存”3的自强意识才使得国力和文化影响力同步衰落，这就使得，中国的现代发展是否一个依靠宣扬进化论就可解决的问题，西方的强盛是否依靠“生存竞争”的意识发展起来的这类问题不可能进入严复的视线。虽然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从中国传统文化立场反对过进化论，杜亚泉从重精神的角度分析过进化论重物质的局限，但严格来说，除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对进化论的质疑有所建树外，多数中国学者并没有从哲学和科学理论上对进化论提出批判并进行自己的史观建设努力，这就暴露出中国学者普遍的“原理选择、阐释大于原理批判、创造”的“非理论性问题”，根本上在于中国学者并不明白理论与理论之间因为“理论问题的不同”而产生的批判关系，从而将理论异化为“理论的知识性介绍”或“理论的传播实践”。这样的传播和实践，其实是对现有理论的工具主义心态在作祟。20世纪中国理论原创性建树的匮乏，与严复开了梁启超所说的“中国引进西学第一人”的头，并使得很多学者满足于这种引进、传播和实践有关。如果严复意识到中国与西方更重要的差异在于传统“宗经”思维造成中国学者只能“选择经典”之理论依附状况，意识到中国先秦百家争鸣是出于对中国社会问题理解的不同所致，那么就会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理论采取某种具有原理性反思、改造和批判的姿态。由此，严复可能会发现“中国现代化问题”原本不是一个“变”和“不变”、“竞争”还是“守成”那样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怎样变、依靠什么变、变成什么”的问题，就会从根本上注意到生物进化论在科学上的盲点与漏洞。因为“不变”，有中国传统文化对整体性和稳定性的考量，而整体性和稳定性是中国任何时期都应该考虑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理论性问题，仅仅强调“竞争”基础上的“变”而不考虑整体性的中国式现代创造，一旦产生“乱世”之问题，中国还会回到“以不变应万变”的老路上。所以强调“竞争”，在多大程度上会破坏这样的稳定，会改变这样的稳定从而建立起新的稳定，绝不是仅仅靠“物竞天择”之进化论就可以解决的。而注意这样的中国问题，就会使得赞同进化论的中国学者也能对进化论的科学漏洞予以慎重的审视。如此一来，进化论对严复来说，就不应该是对斯宾塞与赫胥黎“各取所需”的组合和嫁接，而是对“争自存”的进化论进行根本改造。如果因为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使得严复不可能展开这样的问题思考，那么严复应该在其他论文中展开这样的思考。严复没有这样做，不能不说是严复作为一个有拯救中国雄心的理论翻译家具有理论视阈的盲点，这一盲点对严复来说作为理论家是致命的缺陷，同时也构成中国现当代理论家的致命缺陷，是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局限。 二、“突变”的三种不同性质问题 “生物进化论”在达尔文那里是一种自然界发展演变的规律，“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应该适宜解释自然界所有的动植物，所有的动植物都应该有渐变、突变或进化、衰退的发展变化，但是疑问在于： 一是为什么“进化树”唯独进化出“人类”这么一种高级动物?原始森林里面那么多动物为什么没有再进化?如詹腓力(PhillipJohnson)所说，“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哪怕过了几百万年”。进化论唯独青睐类人猿，难以解释进化作为自然界演变的普遍规律，而人类的诞生就不能阻止人们去发现和研究其他原因，即不受“天演”的“进化”和“衰退”制约的原因，这种原因肯定具有创造性特征才会产生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事物，尤其是这种独一无二是指区别于自然性的人类特有的文化性。而文化创造性是一种不依赖生物运动变化的人特有的能力，其原因很难从生物本身的运动特性去寻找，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古埃及人刚一脱离蒙昧状态就创造了辉煌的金字塔——这期间太缺少进化应该具有的征兆。它揭示出迄今为止地球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只有被人发现和坚守的一种创造力，不可能被混淆为人类诞生之前地球上的所有“突变”。因为进化论意义上的所有“突变”，均没有改变动植物的自然属性，没有用不同于自然性的其他属性来改变自然性的生存性质。蛇可以基因突变而成为全身雪白的蛇，果蝇可以基因突变而成为大型果蝇，但不管怎么变，绝不会变成高于或不同于原来的种。仅此而言，不说两栖动物是否与陆上爬行动物是否为同一个种类而有待于考证，即便是不同种类的相互进化，它们与猿向人的这种性质变化，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前者没有改变自然属性，后者改变的是自然属性。很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进入严复的思考之中。如果严复在引进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时能注意到西方其他思想资源4对达尔文渐进性的、选择性的“生物进化论”的批判意义，也注意到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人”所隐含的“人创造了上帝”的积极意义，再深入思考上述现象，情况就可能会大为不同，《天演论》中的按语或严复的其他文章，可能就会有更加审慎的看法。 二是在长达38亿年的化石记录中，最令人费解的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Cambrian Life’s Big Bang)，指绝大多数动物门类在寒武纪就象“爆炸”一样突然出现，而在寒武纪之前，多细胞生物化石非常稀少。这种动物的“大爆炸”式的突然出现，揭示出在自然进化论的视阈之外还有自然的神奇创造，这又是一种与人类的独特创造不同的“袭来性创造”。如果说恐龙的灭绝是因为陨石撞击地球的缘故，那么寒武纪现象则昭示着自然界存在着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创造现象，就像上万种蝴蝶的色彩和结构是人类色彩创造无法比拟的一样，这显然增加了自然性重大变异与人类独特创造现象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用单一的自然进化的随机性变异去理解均很牵强。“动物为什么会是突然诞生的”，由此成为一个可研究性课题。这样的研究肯定会突破动植物的适应性生存、竞争的进化论思维方式，对我们理解地球上复杂的生命现象大为有益。因为这种“突变”已经突破了进化论突变的偶然性、随机性法则，是一种爆发性的生命强力。某种意义上，生命强力的被唤醒并得到富有中国文化特点的新的伦理和美学的安排，无论是“物竞”还是“人争”，才会有坚实的落脚点。否则，中国人现代化的愿望，就会被“小富即安”、“享乐即富”的传统“富足性富强”的价值观所支配。可惜的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到今天，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所带来的“强国”概念，正是由这样一种传统的富足理念和生活所构筑的现实。这样的现实，也正是中国与日本在现代民族精神是否尊重生命强力上的明显差距，也是中国和西方现代性对个体生命力尊崇的差距所在。自然界像寒武纪那样“爆发”性的动物群体的诞生之所以没有引起中国现代哲学界的重视，柏格森的“每一瞬间都是创造”的生命冲动之所以没有在现代国人的头脑中有所安顿，原因概在于进化论所说的“适者生存”，并没有将国人的主动性生命冲动调动起来。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感叹“一代不如一代”，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多次被外来民族在战争中打败，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即在于儒家文化对个体生命力的轻视和训化；而中国近代以来成为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外国军事力量肆意侵略，也可以从生命力在国内环境中没有被尊重得到解释。 三是根据科学家的初步统计，进化论所讲的“突变”，99%以上都是不正常的、有缺陷的，并不是有益的、积极性的变化。而且突变后的生物在自然环境中多数还是退化的。水突然沸腾，冰突然融化，火山爆发，某地突然地震，房屋突然倒塌，病人突然死亡……这些自然的突变现象，我们一般也不会将之与进化和进步联系起来，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倒是更容易与衰退和破坏相联系。“遗传学上的事实已经表明，变异是DNA复制中的差错、例外，那又如何指望它进化出像哺乳动物的眼睛这样一种精致的器官呢?”5自然界的衰退性突变在人类文明中也有相似的反映。严复在引进进化论时过多地注意了中国传统专制社会“不变”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在三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也有“不正常的突变”的一面。正是这种“不正常的突变”，才导致了中国文化、国家和生命自然性生存状态的同步退化。“安史之乱”使唐朝所代表的中国封建鼎盛文明开始逐步走向衰竭，“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完整的文明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史上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破坏迄今为止都没有完全得到修复。这些在突变中产生的文明退化现象，与进化论的渐变与突变的进化现象不相吻合。严复的《原强》、《天演论》不仅没有对自然的突变衰退现象予以充分注意，也没有将其与人类的突变衰退现象联系起来，是造成严复单方面将中华文明的国力和文化衰退现象归结为缺乏进化论的“物竞天择”之“力”的原因之一。 这意味着：自然界的衰退性突变及其在人类文化中的潜在反映、自然界爆发性地诞生集群化的生命的现象以及人类能够以思想和作品为标志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变化，是我们面前的世界具有不同性质的突变现象，如果不能厘清这些突变的复杂关系，那么无论是对自然进化而言还是对人类进步而言，就会面临着比单纯强调进化更加困难的问题。比如，四大文明古国的衰落，究竟是遵从了自然界的“突变——衰退”的规律，还是因为人类特有的文化独创力的不自觉丧失?玛雅文明最大的谜是为何从热带雨林的丛林深处消失?在公元600年，整个玛雅民族离开了辛苦建筑的城池，舍弃了富丽堂皇的庙宇、庄严巍峨的金字塔、整齐排列雕像的广场和宽阔的运动场。祖先的睿智也急速消失，残留下来的玛雅人开始变得无知与颓废。6这种既不是毁于战火、也不是毁于天灾的神秘消失，究竟是属于与寒武纪同样的生命大爆发现象，还是另有进化论解释不了的隐情?如果对两者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它们与进化论的渐变和突变是什么关系，就应该是包括严复在内的中国学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注释： 1.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2.严复的这段“复案”，明显是针对基督教之创世说“皆主异物分造之说”而言的。 3.严复说：“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见《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页。 4.如，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肖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摩根：《突创进化论》，施友忠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 5.陈蓉霞：《进化的阶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44页。 6.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79708416．html，2011－12－19。 作者简介：吴炫，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哲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原创》主编。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他建构了否定主义理论体系，涉及文艺批评学、文艺学、美学、哲学，出版著作20部，编著17部，发表论文370余篇，学术随笔200余篇。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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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吴炫的否定主义 > 《否定主义文艺学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