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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徐斌兄经王晓华介绍引进我到浙江工商大学，我们一起共事了近七、八年。回忆那段时间，应该是我在高校工作最轻松愉快的时期。他离职后一年多，我后来也离开了浙江工商大学，冥冥之中这不应该是巧合吧。他一直是人文学院的院长，而我，则是经常路过院长办公室听到他爽朗笑声的人。徐斌兄患病去世后的这几天，这种笑声一直伴随着我的回忆和思虑。很多和徐斌兄在一起的经历不仅一一浮现（包括今年春节在徐斌兄家烧鸭子），而且，徐斌兄给问题多多的中国教育带来的是什么，也渐渐明朗。今天在他的追思会上，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他应该算的上是不可多见的“老师的老师”吧。 有这样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就是有时路过徐斌兄的办公室，或者和他在办公室聊天，电话铃响起以后，他总是会拿着话筒郑重说一句：我是徐老师。我们多数人接电话的时候似乎并不这样，一般只是说自己的名字，这就让我觉得有些奇怪，但也说不清楚奇怪在哪里。因为这个“我是徐老师”的印象太深，所以后来见了他，无论什么样的场合，我都也叫他“徐老师”，当然他也称我“吴老师”。今天我想到这个细节的时候，隐约觉得“我是徐老师”这个说法似乎是理解徐斌兄一个很好的角度。也就是说，我觉得他内心深处是很看中“老师”这个概念所蕴含的内容的。他理解的“老师”，与一般的“老师”只是在知识上传道解惑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今天对“徐老师”这个概念的理解就是，他其实可以成为很多老师的老师。徐斌兄也说过我是“老师中的老师”。但是我们的取向可能不太一样，我是想通过建立一种自己的思想的理论，来启蒙中国的老师，想做改变中国老师的观念、思维方式的努力。但是徐斌兄更多的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中发掘一种真正的师者必须能示范的人文传统。这里的“范”主要是指人文实践风范。能示范，就意味着老师说的也是他做的，从而用行为去影响学生，而不仅仅靠话语。“人文”这个概念我们大多数老师在观念上说说都没有问题，将“人文”作为知识传授给学生也没有问题，至于老师和学生是否能身体力行，就未必了。长期以往，教育和现实生活就是两张皮。因为老师也做不到如他所说的，你又怎么能指望学生去做？如果学生做不到，这是不是对学生的一种不负责？如果老师自己就做不到，是不是也对自己不负责？那么，我们能自诩为“真正的老师”吗？ 我觉得徐斌兄的意义正在于能把他所说的人文观念化为一种行动和实践，这个是我们很多老师都做不到的。刚才赵伟老师也提到了徐斌兄的“言行一致”这个问题，这“言行一致”正是老师应该具有的“人文风范”。所以对于徐斌兄这一点的思考和怀念，可能将伴随我们每个老师的一生，使得我们常常会思考自己是不是做的没有他好。我觉得他这样一个实践性的人文风范可以体现在“为官”、“为学”、“为生”这三个方面。 徐斌兄的“为官”，我也说一个细节吧：院里面开全体教师会议是经常的吧？但我发觉他每次开会基本上是讲他到哪里出差、到哪里讲学，他的一个什么看法，引起了大家什么样的议论。然后有时候还会忍不住笑着自我表扬几句。至于布置学校的行政、教学和科研工作，他都是让副院长罗昌智和潘水根去讲，仿佛这些事与他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细节，已经隐含着他后来为什么写那篇很轰动的辞职信的原因了。我就觉得这个“徐老师”很有意思，也很合我的性情。因为我的观念里大学校长和院长只应该关心学校的学术影响问题，而量化科研考评与学术影响没有什么关系。历史上留下来的有影响的思想，几乎都是民间状态、个体兴趣状态下做出来的，而不是按照体制要求做出来的。他时常说我们这个人文学院，其实大家各尽所能就很好，不需要用指标去要求大家，所以那时候大家都比较轻松愉快，科研成果也不见得就少生产。原因就在于老师们都在用心做自己感兴趣的课题。 我觉得这个“各尽所能”包含了徐斌兄为官的理念：你能搞项目就搞项目，你能发A刊就发A刊，你想做自己喜欢的其他事就去做。这就是人文说的自由。我想做我的思想理论原创，他就没有一件事情是不支持的。所以这一点是我非常怀念的。在其他学校我似乎很难体验到“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且被支持”的人文自由气氛。这种气氛，是需要为“官”的自觉创造的。跟着体制运转的院长，是不可能给老师们创造这样的气氛的。所以我常常跟徐斌夫人夏老师说，如果徐斌兄还在人文学院，我可能还会在工商大学干一段。道理很简单，哪里支持我做想做的事，我就去那里工作，什么样的城市什么样的学校都可以不在意。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徐斌兄是一个真正合格的人文学院院长。懂得人文并且身体力行，这就是我对“合格”的定义。我觉得中国人多半是在私人空间中能说一些真话、做一些与生命有关的有价值的事，而儒道文化则多半是在制约和轻视生命和生命力的。学院在教育系统中应该是一个最小的单位，能不能相对有一个宽松自由说真话的小空间就十分重要。体制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要求我们也尊重，但是能容纳一个对体制、文化和意识形态审视的空间，这就是大学的精神文化，至少应该是人文学院的精神文化。这与蔡元培时期的北大精神是相通的，与中国文化中具有人文品格的魏晋文化和王充、苏轼、黄宗羲、马寅初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是相通的。所以在中国怎么做校长做院长？我觉得徐斌兄至少在人文品格上是可以为师的。 其次是徐斌兄的“为学”。徐斌兄的为学已经不是“很有特色”所能概括的。他这样的学者从来不去追求立项，也不去参加什么评奖，今天很多中国学者可能都做不到，而且我也不太能做到。我即便不以为然，有的时候还是会填表应对一下。关键是徐斌兄似乎也很少去投稿，不关心文章发表在是否重要的刊物上，而是只研究他感兴趣的历史人物，并且是忘我的沉醉其中。所以王羲之也好，王充也好，马寅初也好，我觉得他研究这些人物，就是从他们身上来获得自己言行一致的人文力量。他研究学术，是在找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力量，是与历史上这样的学者进行对话、交流和共勉，这是一种学术和生命一体化的研究，也是当代中国学术界所缺少的一种研究。我觉得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实践无关的，因此也可以说研究的都是死知识、死学问。因为中国是太极文化，学至少有致用的一面才是有价值的学。所以我现在有个看法：活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古希腊神圣的公理和真理探寻，对公理和真理是要誓死捍卫的，所以与生命有关；还有一种就是创造自己的思想，并且在实践中体现自己的思想，至少我是这样去“为学”的。 徐斌兄虽然还不是在建立自己的思想，但至少他是在发掘和承接中国文化中依然可以实践的思想，这才是他能身体力行人文精神的动力。换句话说，我们对整个西方理论的研究都有可能是在研究死知识，很多西方思想文化和理论知识很难落实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学术就只能是饭碗了。比如“逻辑思维”我们倡导了近百年，但我们在生活中是在按照“逻辑思维”去生活吗？中国人只要感动了就什么都好办，有利益了就什么规则都可以不讲，“逻辑思维”就是一个纸面上的东西。徐斌兄的研究对象都是可以化为他的实践的。这个中国文化最优秀的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文化，是太极文化彼此渗透的。如果知识不能渗透到生活中，那种知识就是死知识。所以徐斌兄这样的“为学”，研究对象就成了他的信念。成了信念就会产生生活实践的力量。这一点，我们很多说归说做归做的老师是不是应该把徐斌兄当“老师”呢？因为只有这样的“为学”，王充、马寅初的人文文化才不会被中断。 再次就是他的“为生”。刚才提到徐斌兄爽朗的笑，应该是他的生活的符号。工商大学的王晓华觉得“徐老师好玩”，确实是很多朋友的共同感知。我现在想的，就是如何在文化上界定他的好玩有趣。我觉得他身上有中国文化中一个似乎被中断的文化，就是杨万里的“谐趣”。既不是雅趣，也不是俗趣，所以儒家文化对趣味的划分界定不了徐斌兄。什么叫“谐趣”？就说不是通过好玩和开心来获得一种暂时的解脱，然后又陷入到一种焦虑痛苦的状态中影响自己的生活。比如中国人喜欢喝酒就有这样的短暂解脱的问题，事后与喝酒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很多人喜欢宣泄，喜欢穷开心，那个都是短暂的好玩，过后又不开心了，这样的“开心”就是工具化的。但是徐斌兄不是这样。徐斌兄把好玩的生活作为一种整体上的生活，所以他把快乐作为一种生命状态来对待，就会用这样的状态来看待世界上的一切。无论是没有价值的还是有价值的，他都用“诙谐”的态度来轻松消解。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开句玩笑调侃一下；对自己喜欢的人和事，也会爽朗大笑的像孩子。
这样他就无时无刻不在“微笑的生活”之中，包括用这样的微笑看待生与死。生命的长短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身体力行之光”和“微笑看待生活之光”。所以我理解这样的“谐趣”，源泉在对“每一个生命”的珍视、“每一种人生选择”的尊重，生命的任何一举一动，就会体贴性的进入徐斌兄的视线。所以你看他的散文，他会研究一片叶子，会研究桂花树的飘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研究一只壁虎为什么在窗玻璃上没有再出现，这样的细心没有对生命的珍视是做不到的。这么真实细致体验生命的人，对生命的功名利禄追求才能看得比较淡，也能抱以理解的一笑。我觉得这已经突破了中国学者儒家的忧患和道家的超脱的文化模式，而更接近佛性的生命关怀。当然这种关怀是有底线的，比如我认为一个人无论在任何状态下都不能污辱人，也不能轻视别人和自己的生命的感觉、冲动和情感，否则我只能用沉默远离这样的人。而徐斌兄的底线则是不能轻视生命的自由，否则“谐趣之人”也会怒发冲冠。可惜学术界研究“雅俗”太多，研究“谐趣”并实践的人太少了，这就让我们很多人其实不会生活，只能沉浸在“忧虑---穷开心”的恶性循环中。在此意义上，徐斌兄是否也能成为我们“如何生活”的老师呢？
作者介绍：吴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原创》主编。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太原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他30年来致力于否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涉及文学批评学、文艺学、美学、哲学，出版著作20部，编著17部，发表论文370余篇，学术随笔200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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