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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长荣  六七十年代渔沟中学的学生大食堂在学校的西北角即大礼堂的北面，平瓦坡屋顶的房子大概有七八间。紧贴着大食堂的东侧是小食堂也就是教师食堂，小食堂旁边有一间库房收藏学生们交来的粮食。紧挨着库房的应是卖饭菜票的会计室。 烧开水的老虎灶在食堂的西面，老虎灶的两边是两排低矮的职工宿舍。北面的两间草房是高三语文老师李名芳一家三口的宿舍。食堂的后面是储存煤炭的场地和一排工友宿舍，工友宿舍的后面是学校的小农场，小农场里面长一些粮食蔬菜之类的用来补贴食堂里的伙食。对于那个小农场，华生在武敦插队时写给同学的信件里还提到过：“我们这儿大忙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收获花生萝卜之类，我们队种二十多亩花生，不知你们那儿如何？全年花生倒也长得不错，不过，现在吃着花生，竟不如学校里偷来的毛豆好吃呢！”他所说的“学校里偷来的毛豆”就是指那个小农场里长的。 说是农场其实也不过是几亩地，大概是那个困难时代划拨给学校的自留地，学生和老师经常在这里做一些农活。地边有铁丝网和外面的农田隔离，晚自习以后的月光下，饿得心里发慌的同学会钻过铁丝网到外边农民收获过的地里寻找胡萝卜，尤其是雨后，那些泥土里刨剩下的小胡萝卜被雨水冲刷出来，在月光下露出的点点嫩黄一眼就可以发现，同学们捡起来带回宿舍洗一下就迫不及待的填进了肚子。 我们班的D，他初中在本校就读，听说就是由于他那时候经常到这个小农场挑粪水泼蔬菜，被学校政治处主任包绍君选中树立为学校学习毛选积极分子的。高一乙班的王震岭告诉我，他就是在那个小农场学会骑三轮车的。三轮车初学时掌握不好方向，硬是朝路沟里翻，他第一次骑不但翻了车还把车子摔坏了赔了一点修理费。 食堂的门前有几排砖砌水泥桌子，出锅的方形大蒸笼抬出来就架在上面。水泥桌子的南面十几米就是手压的洋井和连着洋井的蓄水池，蓄水池高出地面一米多，大概至少可以蓄水八九十个立方。那些水都靠已经被监督劳动的戴玉寒老师的手臂一下一下压出来的。 1965年，距离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也就是刚刚过去两三年的时间，生产力依然在低水平徘徊，淮北地区还没有条件栽插水稻，主要是旱季作物。一个麦季一个人能够分上三四十斤小麦已经算是好的生产队了，那时候农民一年的主食主要就是靠秋季的老玉米和大山芋。农村学生交给学校食堂的粮食当然只能就是玉米了，用玉米就可以换取食堂饭票。 说实在话，这时候学生们虽然还比较困难，但比起前两年他们在初中的时候已经知足多了。山芋干和山芋学校食堂是不收的，学生们为了节省那父母亲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一点主粮换来的饭票，就把山芋或者山芋干作为中午的主食。老同学庄茂明告诉我，他第一次从北吴集来渔沟中学报道就是交15斤玉米充当一个月早晚饭的口粮，另外带来的山芋干作为中午的主食。 不过这种直接上交粮食给学校食堂的做法1965年即在他们上高中的时候有所改变，县里出台政策允许学生凭学生证或者学校证明把粮食交到户口所在地粮管所，由户籍地粮管所出具证明到学校，这样起码免除了学生每次从家里带着那么重的物品来回奔波之苦。另外国家给予中学生每月8斤的粮食补贴，虽然有点杯水车薪，但有总比没有强啊，总是缓解了一些学生家庭的压力吧。 早饭以后，把山芋洗净用纱布缝制的袋子装好，袋子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如果是山芋干就用那种没有釉质的土窑烧制的黄盆加一点水，然后把山芋干放在里面送到食堂，蒸饭费是一次一分钱。蒸饭时你把那种食堂用纸油印的专用方形小票或者是一分钱的菜票沾贴在布袋上或者是放在送蒸的小黄盆里交给食堂的师傅就可以了。 当然用米去蒸饭的人也有，但主要是老师。老师们毕竟是有工资的人，用来蒸饭的器具就会比较讲究一些，用的都是铝制饭盒，但即使是这样，他们的饭盒里的米饭上还是会放上几根山芋干或者是几片山芋的。和我那时在城里市一中上学的时候相比，城乡差别已经是一目了然不言自明了。在一中，中午用大山芋充饥的也有，但很少，我们用来蒸饭的是家里带来的老糙米【即仅仅去掉外壳的米】，城里学生都是白米。好一点的白米上还放了几块咸肉片，中午蒸好的饭盒打开，那冒着油的咸肉片实在是令我们馋涎欲滴。就是蒸饭的器具也有差别，一中的蒸笼打开齐刷刷的都是铝制饭盒，没有人用那种土里吧唧的小黄盆。 中午开饭的时候食堂跟前最热闹，食堂大师傅们把热气腾腾的正方形的大蒸笼从那直径一米多的大铁锅上抬出来架到食堂外面的水泥台子上，下课的学生们蜂拥而至，在蒸笼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个纱布口袋。拿到自己的袋子后一般都是几个人一伙一伙的就近蹲在墙边屋脚，礼堂树下一边吃一边聊。住校生们一般都是礼拜天回一次家，带来一口袋大山芋当做下一个星期的主食。家庭条件好一些的也会带来一些面粉，自己用酵母发面放在蒸笼里蒸，但家里条件好而又这样不怕麻烦的人极少。 中午食堂会有几种大锅菜，当然是要凭菜票买的。食堂师傅也会看人打菜。“曾记得有个打菜员工，高个，稍瘦，长脸，肤色稍白，都叫他（mao乡音），每次打菜，一角钱一勺的黄豆芽烧肉他一勺子下去，上面有几片肉块，心中窃喜，然后他右手不停地抖，七抖八抖肉块没了，到碗里尽豆芽子，每每想起感到特别好笑。”这是高一乙班郭维国写微信群里的在一段有趣的记忆。 住校生早晚饭都是在食堂订购的集体伙食，早晚一般都是玉米面稀饭。开饭的时候由值日生到食堂把盛饭的大木桶抬到各自的班级门前，由班级的伙食委员负责盛饭。一般是早上三勺，晚上两勺。第一轮稀饭盛完以后，饭桶里剩余的稀饭按照学号一人一勺再分配一次，早上没有得到第二次分配的在晚饭时优先进行二次分配这样使得二次分配的机会均等。现在老同学们提起分饭这件事，都说。那时候最期望二次分饭的最后一名是自己，因为最后那位可以把木桶里连桶边带桶底全部刮进自己碗里，那肯定是比别人要多一些的。 晚饭会有玉米糕供应，那必须另外用饭票买的。玉米糕是用长方形的模具制作出来的，很规矩，一块需要四两饭票，每一块中间都压出一道清晰的痕，也就是说半块就是二两。后来WG中为批判一个老师，还拿这个玉米糕说事。据说那位老师比较吝啬，用淮阴话说就是“抠”，一块四两的玉米糕和他儿子一分两半，切分那块玉米糕的时候他竟然用直尺对准玉米糕的中间的压痕瞄准划线，再用小刀切割。这当然是有意在贬损那位老师的人格，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也折射出那个时候的艰难。 说实在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一点食物确实是“到嘴不到肚子”啊。实在饿的不行，下了晚自习，就用几块萝卜干嚼下肚，喝半杯热水钻进被窝。有条件的人也会用一把米装在热水瓶里，到老虎灶灌上开水，焖上半小时就可以吃上“米粥”了。这种热水瓶米粥我亲自做过也品尝过，就是没有大锅熬出来的香，有一股淡淡的“焖”味，但那时候能够吃到它就是上等的佳肴了，哪能顾得上什么焖味不焖味呢？ 我现在的小孙子和我们那时是同样的年龄也在上高中，现在学校的伙食和我们那时候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就是这样，每个周六回来都像饿老虎一样要我“整几个硬菜吃吃”！弄得他每次回来我都事先烧好红烧肉或者红烧排骨，再配上烤鸭烧鸡什么的，一只烧鸡三下五除二，我尝不了两块，其余的就全部到他的肚子里了。我在想，我们那时的住校生就凭那两碗稀汤不知道是怎么样熬过那漫漫长夜的？ 应该说，1966年底以前，刚转学来到渔沟吃住都在我父亲的单位原种场的。因而起初我是没有尝到其它住校生们的那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感觉的。从1967年下半年以后，我就搬到学校变成了一个住校生。我是从家里的粮油本上换取粮票到学校去的，不过有时候也会出现“粮荒”，如果是没有饭吃我就会和同班的卢正龙去食堂端回他的小黄盆，蹭上一顿大山芋。卢正龙是渔沟芦花人，个子一米八几，外号卢大个子。我那时候不到一米七，人又瘦，从西面食堂端着一个小黄盆过来，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这一幅场景留在我爱人的脑海里，想提起就会提起。 吃学校大食堂的日子是清苦的，但留在脑子里的回忆也是最多的，经历虽然有些苦涩，回顾却别有滋味。“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风雨后的彩虹是绚丽多彩的，困苦后的好日子应该是会更懂得珍惜的，所以，饿怕了的我们这一代人是最不舍得倒掉剩饭的。 中间为卢正龙左侧为唐宝康2008年摄于作者老宅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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