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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与乌托邦相结合的研究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颇具文化冲击力的问题。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科幻乌托邦研究”（17BZW055）在对西方科幻乌托邦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中西方优秀科幻作品，提炼出了科幻乌托邦的一系列重要内涵。  原文 ：《科幻：一种新型乌托邦》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峰 图片 | 网络   科幻文学体现新的乌托邦精神  科幻文学继承社会经济乌托邦，成为一种新的乌托邦形式，科幻乌托邦与政治经济乌托邦具有特殊的亲缘关联，在这一关联中，未来时间性是一个关键线索。科幻小说是一种结合现代科学理论发展的叙事形式，在叙事中所展现的未来世界往往具有一种特殊的乌托邦能量。 它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科幻乌托邦是对现在凡俗生活的想象性超越，在科幻叙事中直接呈现着我们想象未来的欲望；二是，在科幻文本的想象性跨界中留有现实生活的残片，文本与残片之间存在一种隐喻性的关系，这种隐喻关系不是建立在现实与文本的一一对应上，而是建立在整个乌托邦文本的叙事风格和叙事技巧上；三是，科幻叙事在乌托邦呈现与现实的乌托邦欲望之间起到对应物的作用，科幻叙事裹挟着巨大的乌托邦能量，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不同于政治乌托邦的异托邦。 乌托邦的概念史是一部充满变化、悖论和争辩的历史，林林总总的乌托邦概念无论其内容、形式和功能如何变化，都以指向未来的乌托邦欲望表达为共同特征。  科幻乌托邦的辩证内涵 乌托邦批评中主要存在三对辩证张力：形式批评与政治阐释之间的张力，否定解释学与肯定解释学之间的张力，后现代文化与历史再现之间的张力。科幻乌托邦批评需要结合具体的科幻文学作品，对作品中展现的具体乌托邦进行分析，指出具体的科幻乌托邦具有怎样的辩证法形式。这一辩证法形式不是一种现实关系的辩证法，而是一种基于希望的想象辩证法，它以文本而不是以现实为基础，（想象性的）现实其实是文本展现出来的一种功能。 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科幻开始出现一些世界水平的作品，以刘慈欣《三体》为代表。借助《三体》，我们探究科幻乌托邦文本是怎样运用愿望构建起庞大的宇宙世界的，地球与三体以及其他星系的关系就像一种“黑暗森林”般的宇宙社会，这是愿望与文本的交汇所形成的特殊聚合场域。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迪克《高城堡里的人》表现一种文学真实的幽灵结构。在小说中，迪克将二战历史结果变换为德意日战胜，德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人沦为三等公民。借助小说这种玄妙的转换，真实与虚构达成了双重否定，同时也是双重肯定的辩证对转的关系。莱姆《索拉里斯星》的文本寓言证明了，即便是对一种最低限度需求的“零度乌托邦”的想象，也无法逃离意识形态的现实力场，从而进一步将乌托邦想象问题化。 乌托邦本质上是一种思想实验，它以文学文本的形式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乌托邦冲动的形式考察是对后现代社会整体想象力的测验，这是实现有意义的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经过这样的理论转换，乌托邦文类的中介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形式乌托邦作为后现代社会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寓言被凸显了出来。乌托邦即未来，即对现实的否定。这种形式辩证法包括一种败中求胜的迂回逻辑，它所指向的是一种未知的东西，但囿于过于熟悉的日常经验之物，从而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对于我们自身处境的反思。  科幻乌托邦的时空形式 作为彻底的虚构性文本，科幻作品创造了完全不同于现实的新世界，这一新世界具有特殊的时间空间形式。科幻世界的特异之处在于，每部科幻作品都会创造一个特殊的世界，每部科幻作品都具有其特殊的世界形式，只有某一类具有情节延续性的多部科幻作品，才可能共享某种世界设定。因而，我们看到，科幻作品中的时间、空间往往与现实世界的时间、空间具有某种不同甚至对立，两个世界的时间、空间具有复杂的相同或相异的关联，形成富有张力的时空纠缠。科幻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指向未来的文类，无疑首先表现出一种时间性，这一时间性与现在时间形成并置对立关系，而在时间的表征之上，一个未来世界的展开依赖于空间形式上的描绘与建构。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我们都能从作品中找到乌托邦的踪迹，并进行特殊的时间和空间测绘，而这些时空测绘形成独具一格的形式辩证法。 乌托邦的时空认知逻辑是一种基于现实逻辑之上的变形逻辑，它可能是附属性的，也可能是彻底冲突的，可以说，不同的科幻作品会造就特殊的乌托邦。就其共性而言，现实逻辑与虚构逻辑的比例调配无疑是其基本构架。从功能性的角度出发，乌托邦只能采取一种基于认知逻辑之上的虚构的新异性。一方面，它对未知事物或他者的科幻设置，使得文本所建构的新世界与现实世界偏离开来，产生陌生感和新奇感；另一方面，这种间距不是无限的，乌托邦叙事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特殊的认知逻辑来控制偏离的尺度。  乌托邦叙事的新伦理维度 科幻乌托邦是一种叙事乌托邦，在文本之中蕴涵各种乌托邦能量，这些能量虽然是虚构的，从内容上看，指向未来维度，但它毕竟源于实际的想象，这一想象最终会反冲向现在时间，并形成特殊的现实性叙事伦理，影响实际生活，并与实际伦理结合为一体，形成既真实又有虚构性的伦理观念。我们不要把科幻乌托邦的伦理观念误认为虚妄之物，现实本身就充满虚构，观念之物从来不只是跟在现实后面，它引导现实，因而，科幻叙事所形成的伦理观念是对现实观念和现实体验的有效引导方式，它使未来之维在现在这一时间维度上显现出来，并影响我们实际的伦理行动。比如，仿生人是一个经典科幻主题，它并不是现实情况，但在叙事中，对我们的现实伦理产生了影响，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多种人类并存的未来。《银翼杀手》及其续集展现了不同的仿生人伦理形象，表明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类伦理的成型，这是一种包含着叙事的新伦理。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是当代社会文化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在影像中存在的人工智能形象与人工智能技术是两条平行发展又时有交叉的文化发展线索，人工智能形象往往超出技术发展水平，对社会文化心态造成特殊影响，甚至引发某种人工智能最终取代人类的恐惧。这样的观念是将人工智能树立为一种整体性的大他者，而形象则是中介。但人工智能被树立为大他者并非只有害处，正是通过这一对立结构，我们发现这一大他者的蹩脚之处，将其视为一种虚假的主奴辩证过程，从而曲折地将其重新拉回主体的怀抱。这一齐泽克式的解异（Disparity）过程达到了一个意外的目标：人工智能经过曲折的观念变迁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而形象无疑是这一曲折过程的中介和动力。 科幻乌托邦的复杂结构 科幻乌托邦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对应物。科幻的文本基础、未来要素、当代意识、书写形式以及具体的结构方式形成了科幻乌托邦的复杂形态。我们往往从结果的角度把它看作一个稳定而牢固的对象，但若仔细甄别，可以发现，这一看似牢靠的对象其实不过是一个多元动力压缩而成的复杂结构。如果我们将之与拉康位于符号界的“小对体”概念进行类比，就可能会比较适当地掌握科幻乌托邦的结构以及这一结构的形成过程，它既包含着真实，又是在想象性的符号建构中不断成型的，因而，这一结构与形成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关系，而对应物则是一个呈现出来的变动对象。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80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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